​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 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从战国末期到西汉，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总趋势都是走向大一统。战国时代七雄并立，百家争鸣。到了秦朝，六国覆灭，天下归一。而在文化上也实行了“焚书坑儒”、“以法为教”的政策。

西汉前期，推行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期，无为而治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被提出来。但是儒学想取代黄老学的正统地位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反映了西汉政府治国方略的大转变。

无为而治和内忧外患的冲突

汉朝建立后，推行了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政策。其主要的思想原则也就是“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在政治上，减少秦朝以来的苛政严刑，尽量不要改变过去的政治体制，“遵而勿失”;在经济上，推行了休养生息，减免赋税，尽量不修大工程，以免耗费民力财力;在外交上，采取怀柔、和平等措施，尽量减少战争的爆发。经过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的经济到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进入了繁荣的局面，史称“文景之治”。

到汉武帝继位之初，国家的经济达到了顶峰状态，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描述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虽然其中不免夸张之辞，但休养生息给西汉带来的繁荣还是足以说明。

但无为而治过分强调不干预，也开始加重一些政治矛盾。在经济上，由于政府干预较少，使得民间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要么成为了流民，要么依附于豪强地主，成为了农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

在政治上，地方的诸侯王势力羽翼丰满，对中央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在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便是西汉诸侯问题的全面爆发。在外交上，匈奴强盛，不断侵扰边疆地区，而南越等国也反复无常。

因此，继续推行过去无为而治的政策已经难以调节这些地方和外部出现的新问题，无为而治必定将被一种新的统治思想取代。而这时候儒学经过荀子、贾谊、董仲舒等人的不断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改造儒学，使得儒学成为了一门能够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服务的新儒学。因此，新儒学取代黄老学派的地位便成为了历史趋势。

独尊儒术确立的艰难过程

在汉武帝继位之初，朝中有许多大臣已经开始支持儒学。如田蚡和窦婴都喜欢儒学，《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魏其、武安俱好儒术”。而汉武帝本人由于从小接受卫绾等儒生的教育，因此也十分喜欢儒学。

但汉武帝上台之初，国家实权还掌握在窦太后的手中，而窦太后则是黄老学派的坚定维护者。她曾要求宗族人员都必须习读《老子》等道家书籍，稍有非议则遭到惩罚。早在汉景帝之时，儒生辕固生就差点被窦太后处死。因此，汉武帝要推行儒学必然会面临巨大的阻力。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下令要求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向朝廷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也就是广招人才。此时的丞相卫绾提出说举荐的人才必须是儒生，“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武帝同意推行此政策，这是“独尊儒术”的第一次尝试。然而由于窦太后掌握大权，独尊儒术就只能成为一纸空文。

第二年，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希望汉武帝能够亲政，建议上书不必经过窦太后。结果很快，赵绾和王臧被捕入狱，被逼自杀，而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也被免职。这次事件表明窦太后的势力依然十分顽固，而刚刚继位之初的汉武帝显然武力和窦太后抗衡。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武帝在和窦太后的斗争中开始取得了胜利。公元前138年闽越国进攻东瓯，东瓯向汉朝求救，汉武帝“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这说明汉武帝已经掌握了军权。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正式设立了“五经”博士，将儒家经典《诗经》、《礼记》、《周易》、《尚书》、《春秋》作为官方的教材。五经博士的设立标志着儒学开始正式从未正统思想，而黄老学派开始退出了政坛。第二年，窦太后去世，标志着无为而治的时代正式结束了。

独尊儒术的正式施行

窦太后去世的第二年，汉武帝再一次发布了推举贤良的对策。董仲舒提出了“天人三策”，向汉武帝献上了三个建议：第一，推行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学说，将君权的合法性归结于天命，将君权神权化;第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不是孔子的学术活动都应该加以禁止，以统一思想;第三，建立太学，为以儒治国培养人才，在民间大规模建立学校，以教化百姓，“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

汉武帝很快接受了董仲舒的思想，并且开始全面推行以儒治国。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命令命令丞相公孙弘在长安设立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太学由博士任教授，初设五经博士讲授《五经》。在地方，汉武帝下令建立郡国学校，地方的教育系统建立了起来。在太学儒学的子弟为“博士弟子”或“太学弟子”，有免除赋役的特权。这些学生通过了严格的考试程序后，有机会从政当官。自此之后，学习儒学成为了当官的主要通道，以至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

大约过了10年后，汉武帝开始实行了儒家的“改正朔，易服色，兴礼乐，行封禅”，进行了大规模的礼仪制度改革。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改年号为“元鼎”，接受儒家的天命观;前110年，汉武帝东巡，到泰山进行了大规模的的封禅活动;前104年，汉武帝宣布改订礼制和历法，“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汉武帝的这些政策都符合了儒家“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神学思想。

在法律上，儒家思想开始也开始渗透其中。针对秦朝刑法过于严酷，缺乏人文关怀的缺陷，西汉的儒生开始“援礼入法”，用儒家的思想来改造刑法。董仲舒和公孙弘等将“五经”的经义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并且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至此，儒家的经典就拥有了法律的作用。

董仲舒告老还乡后，“朝廷每有政议，数谴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得失”。于是董仲舒写下了《春秋决狱》一书，记录了232个例子作为样本，“动之经对，言之详矣”。汉武帝也要求诸子学《公羊春秋传》，为以后处理国事打好基础。春秋决狱的实施标志着儒家经典的法律化，有效地化解了儒家伦理纲常和法律之间的矛盾。

当然，儒学的推广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全面体现的。在新儒学的指导下，汉武帝实行了大规模的制度改革，如实行了推恩令，设立刺史制度，中外朝制度等等，实现了从无为而治到大有为的转变。

新儒学为了迎合了汉武帝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需求，因此汉武帝能够全面推行独尊儒术。独尊儒术对中国历史上造成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汉朝之后，儒学便一直成为了历朝历代的官方思想，而儒学也在不同吸收其他学派和宗教的理论而不断改造。

后来的历史学家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评价不一，有人认为有消极影响，也有人认为有积极影响，其实这件事在汉代思想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开启了之后皇帝禁锢人民思想的先河，也使得汉代国力大大增强，开始向大一统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