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是怎么发展的?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是怎么从宋元的繁荣走向明清衰落?

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造船航海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成为古代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一个主要渠道。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古代独立自主的海外贸易逐步变为半殖民地性的海外贸易。

虽然地球的表面有70%被水覆盖，但是人们论述历史的时候，还是以陆地为中心论，中国人自然也不例外，常常对海洋吝啬笔墨，很多人都不知道，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文化的中国，其实和水域的关系比想象中还要密切。中国人起源于内陆，因此，对海洋世界充满了谨慎，但他的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却仍旧是依靠对内陆水域的开发来实现的。

与海洋相邻的人们，随着发展必然会走向大海，通过海上交流让中国的文化和观念，通过航路广为传播，因为在蒸汽机出现之前，文化、贸易、战争甚至疾病，在海上移动的速度都比陆地上更快。大多数情况下，水上旅行都比陆地旅行来得更安全方便，人们依靠水流、潮汐和风向，分析海面的状况以及和陆地的关系，不管是出于商业、战争、探险还是移民的目的，人们在技术和社会层面上对水域生活不断的适应，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曾经驰骋海域的中国人，又是怎么从宋元时代的繁荣，走到明清的衰落呢?中国的海洋、水域史又是经历了什么历程呢?

中国早在春秋时期，东方的齐国就和南方的吴国、越国之间有海上贸易，还发生过不少海上战争，他们当时的贸易物品就是青铜、铁器和丝绸。那时候中国的核心地带还在山西、陕西、河南等地，沿海地区是以农业或者航海为导向的越族居住着，北方人能够进入南方地区，有渐进又带着偶然因素的过程，那就是领土扩张和保护朝贡贸易。

秦国战胜所有的对手后，处于领土扩张和获取物产的目的，开始向南方扩张，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派遣由五十万名士兵组成的军队，向南部发动远征，依靠修建长达五千米的灵渠，取得远征胜利。灵渠位于今广西，连接了向北流入长江的湘江和珠江的支流桂江，由监禄主持开凿的。这位名字叫禄的监御史还对桂江上游长约二十五千米的河道进行改造，使经过内河从广州到长安成为可能。

虽然秦帝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秦帝国的航海活动从官方记载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寻求长生不老药。秦始皇曾先后两次派出船队访求神仙，最知名的就是徐福东渡。秦之后的汉帝国继承了秦帝国的基本制度，汉武帝征服南越，也首次把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纳入势力范围之内，开始和东南亚以及印度展开贸易交流，《汉书》就记载了参与贸易的国家、贸易路线及具体商品。

从合浦或者日南启程的船只沿着海岸航行，穿过昭披耶河的河口登陆，经过十天的徒步穿过宽四十千米的克拉地峡。到达孟加拉湾后乘坐当地蛮族的商船，才到黄支，历时长达七年的时间，这还是在遭遇风浪和溺水危险以及途中遇到蛮族抢劫后仍能幸存的经历。东汉时期，越南爆发由二征领导的独立战争，中国政府为了保护南方的贸易，派遣远征军去征讨，通过战争和谈判把这次事件息事宁人。当时的政府重心依旧在西北方向，反而让扶南成为贸易扩张过程中获利最大的国家。

扶南的成功得益于他优越的地理位置，他在海洋季风的会合处，也是泰国湾和南海的交汇处，湄公河三角洲的港口能够让商人们停留好几个月，那儿还有肥沃的耕地以及能够自给自足可供出口的粮食。在东西方贸易链上，扶南就是枢纽的作用，东汉与大秦的贸易只有通过海路，虽然航线长且很危险。汉和帝在位时期，使节甘英就曾经试图绕过中间商安息国，直接与大秦贸易，他穿过亚州，到达条支，希望能在红海的港口乘船到罗马，安息人察觉了甘英的目的，就以海路艰辛来阻止甘英，致使甘英放弃原定计划。

进入三国后，大约在公元250年，吴主孙权就派使节朱应和康泰前往扶南，了解扶南国情以及贸易情况。两位使节在那里遇到一位来自南亚次大陆某个王国的代表，康泰在已亡佚的作品中还记录了一名中国商人途径东南亚到达印度的事情。吴国转向海洋贸易的原因，就是因为蜀国和魏国阻碍吴国进入盛产良马的中亚地区，入侵交趾也是因为红河流域提供了进入云贵高原牧马草地的入口。

为了强化他的正统地位，吴国频频与林邑国、扶南国、堂明国使节往来，更推动了长江以南地区的汉化，为永嘉南渡的大规模移民铺平了道路。因为吴国与魏、蜀的战争，交趾在林邑、扶南的煽动下发动叛乱，反而让为了躲避战乱的南海商船绕过越南北部直接航行到广州，使广州成为中国汇集奇珍异宝的最早港口。正当南海的贸易开始扩张时，中国遭遇五胡之乱，导致上百万北方居民大逃亡，迁徙到南方，这也是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给南方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和制度。

虽然当时中国南方和周边的政治形势是一片混乱，但在海外贸易的发展上，却是稳定又繁荣的一段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也首次变成以海路为主导，从公元421年到公元589年间，就有来自多个王国的六十四个贸易使团穿过东南亚来到中国。这时，东南亚长途贸易方向也被改变，马来半岛和扶南之间的航线被放弃，开启了马六甲海峡和越南南部之间的一条公海通道新航线，航线的更改让扶南和林邑不可挽回的开始衰落，但同时也给其他国家创造新的机会。

马六甲海峡航线虽然早有人走过，但第一位记录这条航线的则是佛家弟子法显，所以，这条航线的开辟，很可能是与佛教在东南亚和中国的兴起相关。3世纪的时候，就是商人和佛教徒开辟了海上通道，把佛教传到中国。

隋帝国建立后，杨坚就让人改造了在七百年历史中一直连接着坐落在变化无常、流浅沙深的渭河河畔的都城、与黄河的运河，这条新的水道就是广通渠。他的儿子、最杰出的运河建造者杨广，还建造了大运河航运系统，同时确定隋帝国在中华文化圈边缘及以外国家的地位。公元601年，交趾宣布独立，隋帝国迅速做出反应，没有从昔日辉煌的航线穿过广东和广西，而是经过云贵高原到达红河下游，从西面袭击了交趾迫使他投降。

从公元607年开始，隋帝国就开始与更远的东南亚国家互派使节，但因为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失利，致使隋帝国并没有从海洋贸易中获得利益。早在公元前2世纪八十年代，燕国人卫满夺取了朝鲜的王位，禁止朝鲜南部与中国进行贸易，公元前109年 ，汉帝国出兵征服朝鲜，把朝鲜半岛划分为四个郡，后来演变为高句丽、百济和新罗。

百济因为惧怕高句丽的扩张，开始从日本的大和国招募士兵，从这时，朝鲜半岛成为日本进入中国的跳板，在汉光武帝末期，就有日本使节通过朝鲜来到汉帝国的朝廷，获赠“倭王”金印。6世纪末，高句丽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威胁，隋帝国为了消除隐患，对其展开打击战争，由于杨广的大兴土木，加上黄河下游的洪水，引起国内危机，使他的远征计划不得不暂停。

进入唐帝国后，中国文明开启了他的黄金时代，最初，唐帝国是依靠高句丽中间商和高句丽及日本进行贸易，到10世纪，中国商人开始活跃在亚洲的各条航线上，影响远至印度南部和日本，唐帝国的皇帝还延续了隋帝国对高句丽的远征计划，短暂的控制过朝鲜半岛。东南亚海域的勿里洞沉船就是唐帝国时期的，沉船是西南亚的，水手也是西南亚的，但船上则是中国的瓷器，还有批量生产的墨水瓶、香料罐和水壶。

通过瓷碗上的古兰经文，可以知道，这艘船上的货物是准备销往阿拔斯王朝的;再通过批量生产的物品可以知道，唐帝国已经具备专门外销出口的生产线，通过海路运输，让中国的瓷器出现在歪果仁的餐桌上，可以视为早期的全球化了。在公元715年之前，唐帝国就设立市舶司，用于监管广州的贸易并向进口货物征收关税，随后，在杭州和明州也设立市舶司，10世纪的时候，海外贸易非常繁荣，大量的檀香木和沉香木从外国进口，中国也出口大量的丝绸、瓷器、铜钟和纸等。

因为贸易规模的扩大还促使中国开始试行纸币，出现飞钱，到后来出现早期的纸币交子，这都是繁荣的海洋贸易促进的。唐高宗因为发动的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于干旱和饥荒，唐帝国出现大规模的移民，高宗皇帝也正式把洛阳定为陪都，通过这些事情预示了——中国的西北包括闻名世界的长安城，即将在未来走向衰落。带领唐帝国走进全盛时期的唐玄宗，并不甘心长安的衰落，一直在为恢复长安的主导地位而努力，比如重建运河系统，改善黄河的状况，但随着安史之乱和吐蕃的入侵，对中国西北部的破坏已经无可挽回。

唐帝国的内乱致使政府无暇顾及海上贸易，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五代时期。东部海岸线的贸易落入新罗人手中，新罗商人充当中间商的角色，最著名的就是在华商人张保皋，他建立了庞大的贸易网络，辐射到日本和中国的沿海地区。建立高丽王朝的王建也是凭借从家族生意中获得的航海知识，掌握沿海地区及海上航线的控制权，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海军统帅，最终建立国家。

唐帝国的衰落和五代的混乱，导致中国在西北的威望和影响日渐衰落，从秦帝国以来一直是中国核心地位的长安，暴露在敌人的锋芒中，为了不受侵袭，政府开始东迁洛阳，居民也大量南迁，迁徙到不易受到侵袭的淮河和长江流域，从而让中国人更接近运河体系，开始走向南方和海洋，对于中国海洋贸易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

到了宋帝国，因为依靠金钱外交，皇帝不得不依靠商业税，既而鼓励发展商业，积极的支持海洋贸易。随着交趾的独立，中国的港口也明显增加，公元1087年，继广州、杭州和明州之后，朝廷在泉州设立第四个市舶司，也让福建商人成为东南亚贸易世界上一股持久的力量。中国的海上贸易在扩大，对贸易的接受能力在提高，这些对东南亚诸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人开辟的航路又主导了东北亚的交通网络，使朝鲜半岛的海上贸易开始衰落。

女真人消灭了宋帝国，宋帝国的流亡政府继续南迁，在临安建立南宋，临安城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第一个海港都城，这也表示中国的政治中心继续向东南方向移动，成为向海洋开放的前奏。在开封陷落之前，有三分之二的朝贡使团是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迁都临安后，所有的朝贡使团都是通过海路前来，在南宋帝国开放的时代里，海外贸易收入占据朝廷岁收的20%。

朝廷对海洋贸易的宽容，吸引更多的穆斯林商人和泰米尔商人来到泉州，泉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港口。福建商人也随着航海技能和市场知识的增加，成为支配东南亚和中国之间航路的主导，大批的中国商人第一次开始进行私人海外投资，还在海外建立移民社区，有些甚至延伸至今。

蒙古人继承了宋帝国的造船、航海以及商业组织的遗产，也开始走向海洋，公元1293年，曾经做过海盗的朱清和张瑄，放弃传统的旧航线，不再紧贴着危险的沙滩海岸航行，而是开辟了一条新的深海航线，把航行时间大大的缩短，损耗控制在1%，直到公元1417年，这条海运线一直是漕运的首选。长途海上贸易的迅速发展，还带动了航海技术的相应发展，比如指南针的发展，到14世纪，中国人还绘制出针路图，用于展示指南针所指的航线和距离。

在宋元时期，中国人对海洋亚洲的了解比此前及此后任何时期都更深入，中国皇帝从海洋贸易中获得巨额的收入，因此，才会鼓励海上贸易的发展。朱元璋击败蒙古人后，就致力于建立中华中心主义的发展路线，公元1371年，朝廷诏令“片板不许下海”，标志着明帝国要放弃海洋，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海盗的防御，明太祖下建造3500艘船，以备各种不时之需。

到明成祖在位时，海禁的命令被废弃，明成祖先后派出六支规模庞大的船队，他的孙子宣宗皇帝派出第七支舰队，前往印度、红海、波斯湾和东非，船队由回族宦官郑和率领。明成祖派出舰队的动机是什么呢?涉及三个方面：其一，是提高明帝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也是为了宣示他本人的合法性;其二，就是鼓励朝贡贸易，以消除华侨贸易的威胁;其三，则是试图寻找失踪的前任皇帝朱允炆。

不管明成祖派出远航的动机是什么，他的远航对区域经济、政治联盟甚至宗教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让明帝国和更多国家建立起朝贡关系。如果明帝国此后没有海禁，中国商人继续活跃在印度洋的贸易中，就算葡萄牙人到来，也绝对不会丧失海洋主动权，那样的话，今天的世界必定是另一番面貌。

可惜，耗资巨大的远航招致很多批评，海洋被明帝国屏弃了，随着京都北迁，也使朝廷对海洋事务的关注逐渐减弱，朝廷的目光重新转向北部和西部。15世纪时，明帝国颁布了第二条海禁，比明太祖时期的禁令更为苛刻，不但禁止中国船只和水手出海，还禁止建造远航船只，太祖和成祖时期建立的沿海防御系统遭到全部废弃······

我们不但有漫长的海岸线，在内陆也有很多的水域，聪明的中国人开凿运河的技术是世界上最高明的，运河除了防洪和灌溉之外，还有航运的功能，运送粮食，输送军队。中国人通过建造水利工程，精心治理纵横交错的众多河流，以保护陆地免遭洪水的袭击，提高农业生产力，并促进内陆的交通，像治理长江、黄河等河流甚至成为整部中国历史中的主题。河流与运河的开发和利用又促进了疆域扩张及国内稳定，同时，积累的财富使精英阶层可以进口外来物品。

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虽然是依靠整个内陆水陆体系的开发，但国内的农耕和对外的海上贸易也有助于确保中国在海上邻国之中保持优势地位。在理论上，中国可以生产自身所需的任何东西，因此并不需要对外贸易，但外来者通过朝贡的形式运送贸易品，则被视为承认中国地位的象征，中国人也会通过回赠礼品展示皇帝的仁慈。

最早的海外贸易可以说就是来自于朝贡，中国王朝通过朝贡获得满足感，因为自己的重要性被外国承认而感到得意，随着朝贡而来的海外奢侈品源源不断的流入，伴随商品流入的还有外来的思想，这些是中国儒家士大夫们极其憎恶的东西。

所以，不管在任何历史时期，中国一直都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士大夫反对海外冒险和随之而来的奢侈品，他们认为这样会危害到帝国的安全、经济的稳定以及道德水准，这也成了明清海禁的主流原因，当然，还有天朝上国的自大心理作祟，最终让中国的海权以及海外贸易，从宋元的繁荣到明清的没落，落后就要挨打，历史已经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