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原是杀人犯 啸聚山林 后逆袭成为民族英雄 他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了人生的顶峰？

刘铭传是清朝名将，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善于谋略，而且他后来还被誉为民族英雄。1885年，清廷决定在台湾正式建省，以加强东南海防。屡立功勋的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首任巡抚。台湾从一个近乎荒废的原生岛屿，一跃成为东南海防的重镇，与刘铭传的呕心沥血是分不开的。

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人。清朝末年名臣，曾出任台湾省首任巡抚大臣，也曾积极参与由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领导的洋务运动。刘铭传出身寒微，在清朝末年那个恶霸横行、干戈四起的年代里，生活的艰辛和求生的本能驱使他奋力拼搏、顽强厮杀。最终他也杀出了一条血路，一步步地走向了人生的顶峰。

刘铭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捻军的过程中屡立战功，历任游击、参将、总兵、提督等军职，逐渐成为晚清军界一颗耀眼的新星。后来，他又因抗击法国侵略、保卫宝岛台湾并出任首任台湾巡抚而声名显赫，流芳史册。然而，在辉煌人生的背后，刘铭传的内心真的处处洋溢着自豪和荣耀吗?透过这些繁华的表象，品读他所遗留下的诗篇，我们不难发现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在刘铭传风光无限的人生背后，他的内心正承受着极度的焦虑，还潜藏着些许的落寞。

一、生活的不易和创业的艰难

刘铭传祖籍在安徽地区，其早年的生活区域集中于今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的大潜山一带。晚清时期，这里地瘠民贫，水利不兴，十年九旱，农业常常歉收，民众生活极其困苦。而刘铭传又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多子女的家庭，家庭情况之困难可想而知。祸不单行的是刘铭传11岁时，其父刘惠病故，随后大哥、三哥又相继去世，其他几个哥哥也已各自成家，年少的刘铭传只好跟随母亲周氏一起生活，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所以刘铭传少年时代的生活是相当地凄凉苦楚。

另外，清朝末年的基层地方很不平静，土豪恶霸常常仗势欺人，穷苦无依的刘家也不例外地常遭欺压。为了求生，刘铭传在家乡大潜山下筑堡结寨，聚众反抗，与官府、土匪都有过冲突，而刘家也曾因此惨遭横祸，刘母周氏就被惊吓而死。不久，刘铭传被官府捉住，后来虽被释放，但经此巨变，数年的苦心经营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刘铭传只得再次风尘仆仆地白手起家。"自从家破苦奔波，懒向人前唤奈何。"刘铭传这句诗中不言而喻的种种困苦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而这种早年生活的苦难是他一生都不可磨灭的深刻记忆。

清同治元年，清廷正极力镇压江南地区的太平天国运动，而李鸿章受湘军统帅曾国藩的指派，赶赴家乡合肥地区去招募淮军。时年26岁的刘铭传便同张树珊、潘鼎新、吴长庆等人各领本部团练人马投奔李鸿章的淮军。曾国藩对这批新募的淮军极为重视，他亲自到校场检阅，并任命刘铭传为"铭字营"的营官。这使得刘铭传正式进入了清军的战斗序列，成为了大清帝国的正式军官，而刘铭传也从此开始了新的征程。同时，刘铭传所统领的"铭字营"多为刘家子弟，而刘铭传在营中职务最高，辈份也最高，其骨干将领皆为刘家子弟，他们绝对服从刘铭传的指挥，这成为刘铭传起家的重要力量。

二、战斗的艰辛与征途的劳苦

清同治元年四月，刘铭传率领"铭字营"和其他淮军一起，从安庆乘坐外国商船驰往上海驻防;五月二十日，刘铭传率部与太平军初次接战，先后占领杭头和新场两地;五月三十一日，刘铭传又率部击退川沙方向的太平军并于次日成功攻占川沙。刘铭传因功升任游击军职并获赏顶戴花翎。

淮军在上海站稳脚跟后，随即又奉命进兵苏南。刘铭传与潘鼎新、张树珊等人率三千余淮军由水路直扑福山，并在由外国雇佣军组成的洋枪队的援助下成功夺下福山。刘铭传因功升任总兵补用。随后，刘铭传又率部同其他淮军一起连占太仓、昆山、江阴等城池。刘铭传又升任记名提督。十二月，刘铭传率部向无锡城的太平军发动总攻，经过一天的激烈巷战，刘铭传俘虏太平军守将黄子隆、黄德懋父子以及两万多太平军，而刘铭传因功被清廷"加恩赏头品顶戴"。

清同治二年，刘铭传奉命率部参加合围常州的战役，由于常州城内的太平军顽强抵抗，寸土必争，刘铭传等淮军数次进攻均被打退，伤亡惨重。经过四个多月激战，淮军才攻下常州这座孤城。而刘铭传因功被"赏穿黄马褂"。实际上，自从攻下常州、苏州以后，淮军的实力已经大为扩展，刘铭传下辖有左、中、右三军;每军六营;共十八营;另有独立炮兵一营;加上亲兵营及幕僚人员等人员，刘铭传帐下有九千多人，洋枪四千多支。这使得刘铭传部成为淮军中的绝对主力。

清同治三年七月，刘铭传奉令追击太平天国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刘铭传部一路攻陷湖州、打下广德，击毙太平军的堵王黄文金。刘铭传因功被清廷授予"补授直隶提督"的职务。至此，年仅28岁的刘铭传一步步地登上了清朝军队的最高军阶，成为当时淮军将领中军职最高的人。清同治四年，曾国藩督师围剿捻军，刘铭传奉令率军由广德北上汇合。十一月，刘铭传部在宏济桥与捻军遭遇，刘铭传军凭借其强大的洋枪、洋炮火力，杀伤捻军甚众，于次年三月攻下黄陂县城。

清同治五年九月，捻军冲破曾国藩的沙河防线，进军河南中牟等地区并分为东、西捻军。曾国藩河防战略失败，引咎辞职，清廷令李鸿章接任。李鸿章命令刘铭传负责追剿东部捻军，此战历时三年，最后刘铭传在扬州地区将东捻军击败。而后刘铭传又向李鸿章献计，将西捻军引到黄河、运河之间的狭长地带，最终又全歼西捻军。刘铭传因功而晋升为一等男爵。

慷慨激昂的战斗岁月虽然充满豪情，但也备尝艰辛，这在他的诗文中随处可见。"盗贼纵横敢宴安，征途驱马路漫漫。渡淮更觉风尘苦，放眼深愁世事难。"、"军中夜夜枕戈眠，寝食难安亦自怜。"、"冒暑赴濠梁，行艰路觉长。驰驱劳仆马，尘土满衣裳。"

战斗生活往往是十分劳苦的，常常要顶风冒雪，晓行夜宿，而艰苦的军旅生活也对刘铭传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刘铭传曾作诗："风尘劳苦无休息，憔悴形容羞自看。"、"年当半甲子，壮志渐消磨。"、"折磨消壮志，憔悴剩微躯。"这段艰辛的军旅生涯无疑在刘铭传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同时，有战争就会有伤亡，知心朋友的罹难时时棰打着刘铭传的身心，令他心痛不已。"回首战场都是泪，知心朋辈几人全。"这样的哀悼、感伤诗文数不胜数。

最令刘铭传痛苦与困惑的是他所取得的军功能够夸耀于人前吗?他的所谓功业都是由杀人取得的，这并不使他感到光彩与荣耀。想当初为了活命，他也办过团练，也常与官府发生冲突，只是后来因缘际会，他被官府收编，才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凭借昔日与自己同样落魄的百姓的鲜血染红官帽毕竟不是一件得意的事，这使得他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羞愧之情与负罪感。

平定捻军归来后，刘铭传就认为"鄙战功微不足道，当时文牍，一以火之，而深叹古贤王命将之义。"意思是"我刘铭传的些许战功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功绩，只有那些为民请命、功在社稷、利在百姓的圣贤名将才是令人心仪的英雄啊。"只可惜，戎马半生的刘铭传在当时已经无可选择了，他注定只能继续领军征战。

三、人格上的被轻视与官场人事的纠葛

如果说战斗与征途的艰辛劳苦尚且只是生理上的痛苦的话，那么人格上的被轻视和官场人事的纠葛就更让刘铭传劳心费神了。这是一道无形的、巨大的枷锁，折磨得他透不过气来，令他心力交瘁。刘铭传生长于贫寒之家，受到的儒学教育极其有限。他没有科举功名，这在重视科举功名的清朝官场是非常受歧视的。不论他建立怎样的功勋，也不论他怎样的刻苦学习，有怎样渊博的学识、独到的眼光和飞扬的文采，他都无法摆脱"草莽武夫"的形象。

这是刘铭传深藏内心的隐痛，也是他一辈子都无法挣脱的心结。刘铭传也曾写诗表达对此种歧视的愤愤不平之意，但却始终无可奈何。"武夫如犬马，驱使总由人。"、"官场贱武夫，公事多掣肘。"、"武夫谁不贱，仆射大臣风。"这些诗文充分体现了他的感叹与愤慨，可是在清末官场，他只能在感叹和愤慨中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

官场上的人情世故也同样折磨着他的身心。刘铭传没有科举功名已经令那些科举士大夫们瞧不起了，他们对与这样一位"武夫"同朝为官而深感不平。恰恰这样一位"武夫"又取得了骄人的战绩，登上了显赫的地位，这使他们颜面无光，让他们气恼，对其有一种"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讥讽。

本已功高遭忌，可刘铭传又是一个秉性孤傲、不喜流俗的人。清末重臣李鸿章做寿时，许多达官显贵争相送礼讨好，唯有刘铭传特立独行，按合肥乡间习俗送了两条方片糕和二斤寿面，这样的孤傲性格在晚清官场上是难以应付自如的，刘铭传也曾自作诗句："为嫌仕宦无肝胆，不惯逢迎受折磨。"以表露心迹。

晚清官场生活令他不悦，即使他位尊权重，也没给他带来多少快慰，相反，他却日益感到人情冷漠和世态炎凉。"朋辈疏音问，官场任是非。"、"旧交朋友亲疏见，新结邻封应答难。"等诗句就是他内心情感的表露。在复杂的人世间和险恶的晚清官场，他感到孤独和寂寞，"昔日江湖曾落魄，吹箫时节几人闻。"、"一身落落谁知己，四顾茫茫且放歌。"都是他发自肺腑的感慨。透过这些诗文，我们不难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凉从内心深处升起。

官场的生存规让他没有好心情，日常事务也令他心劳日拙。在刘氏内心深处，潜隐着一种回归自然的天性，他早已厌倦了政务繁杂的日子，向往淳朴、简约的生活，但这是事与愿违的。"此身欲闲散，故与宦情违。"然而，这样的辛劳，换得的又是什么呢?不论是现实生活的体验，还是对人生和历史的感悟，都不能让他心情愉快。"不幸入官场，奔劳日日忙。何曾真富贵，依旧布衣裳。"这是他的自嘲，也是真实的心境和生活状态。

丰富的人生阅历，让刘铭传对名利与宦海沉浮看得十分透彻，对历史的理解更让他把所谓的功业看得极其淡薄。刘铭传虽然没有接受多少学校教育，但并不表示他没有读多少书，在少年时代后期和青年时代初期，他迸发出一种罕见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其文化水平急剧提高，至同治初年，他已经能够熟读《史记》一类典籍并且饶有兴味。

人生的遭遇很容易使他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关内曾更秦法律，眼前不见汉山河。"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回肠荡气的朝代，既然这样一个伟大的朝代都烟消云散了，那么他拼死捍卫的没落王朝又有什么值得留恋、珍视的呢?这使得刘铭传在浮华背后感到了一丝落寞。

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合肥西部乡村是十分闭塞落后的地区，中国旧有的文化难以在此成长壮大，更鲜有西方新风气的传入。从这个近乎绝域的地方走出来的刘铭传，在枪林弹雨中、在万千人倒下去的时刻，登上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位，也算是一个奇迹。不仅如此，这个没有接受多少正规教育的庄稼汉，对传统文化竟有一种超乎常人的领悟力和发自内心的喜爱，刘铭传后来不仅能作诗还能作画，其诗文水平甚至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赏识和嘉许。

另外，刘铭传这个其貌不扬、略显土气的"草莽武夫"，竟能在晚清时代大潮的影响下，敏锐地观察到国际时局的变化，做出一些富有时代气息的业绩、提出许多带有预见性的见解。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成功地领导了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和率先提出要警惕日本对台湾的觊觎—刘铭传绝对是晚清士大夫中的异数。

然而，无论怎样功高爵显、也无论怎样才华横溢，刘铭传都无法摆脱现实生活对他的羁绊和时代大环境对他的安排。古人云："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刘铭传在品味人生大境界的同时，他的内心也在经受着煎熬。对他来说，折磨、凄苦与辉煌、荣耀相伴，都是他生命历程的一部分，都是生活对他的馈赠，刘铭传无法将二者剖解开来，从而走向更超脱的境界。而所有这些也生动地折射出晚清官场的形态和寒门子弟的生存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