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度是唐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历仕德、顺、宪、穆、敬、文六朝,裴度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以一身维系国家的安危,对时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中晚唐之际名臣重臣,时人敬之赖之,后贤仰之颂之,北宋名相韩琦于“近世宰相,独许裴度”。
元和中兴第一功臣
安史之乱平定后,萎靡的唐朝廷为求苟安,将河北及河南一些重镇分授安史降将,任之为节度使,听其拥兵自重,自署官吏,自收赋税,子孙嗣立,名义上是朝廷藩臣,实际上却如同独立小王国,其他一些地方的节度使也逐渐捡其样子。在代宗、德宗连续两代庸君的姑息下,四五十年间,藩镇林立,“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日益严重损害着国家的统一。
公元805年,唐宪宗李纯即位,奋力打击作乱藩镇,其在位的元和年间,削藩取得辉煌胜利,中央势力得到极大加强,史称“元和中兴”。其中,尤以平淮西、讨淄青意义最为重大。一批将相为此作出了贡献,裴度最为杰出,既是平淮西和讨淄青的决策者、指挥者,也是具体参与者,是元和中兴的第一功臣。公元846年,宪宗之子唐宣宗即位之初即敕曰:太庙祫享,合以功臣配。其宪宗庙以裴度、杜黄裳、李愬、高崇文等配享。明确将裴度尊为宪宗朝功臣之首。
史称裴度“姿状渺小”,容貌“不逾中人”,个子低,长相差,早年曾因此影响科举。《全唐文》载裴度《写真自题》:尔才不长,尔貌不扬,胡为将?胡为相?一点灵台,丹青难状。既是自谦自嘲,也是写实。裴度一生做人做官,出将入相,靠的是超人的才华,更靠的是为国为民的一片丹心。唐德宗贞元十年,裴度三十岁的时候,作《铸剑戟为农器赋》,写道:“环海既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不复用兵。”已慨然表达了立殊勋致太平的壮志。到宪宗朝,裴度的襟抱和才智终于得以大展。
宪宗元和七年,刚被士卒拥立的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顺朝廷,宪宗派时任知制诰的裴度前往魏博宣慰。魏博节度使所统六州,自安史之乱后,已五十年“不沾皇化”,搞好宣慰,实非易事。裴度虽个子小,却志气昂扬,经论满腹,“风采俊爽,占对雄辩”,擅长言谈和演讲,常常令“观听者为之耸然”。裴度到魏博,为田弘正讲君臣上下之义,田弘正听得“终夕不倦。遂深相结纳,由是奉上之意愈谨”,既请裴度为其治所作《壁记》,又请裴度遍至所属州县宣布并阐述朝廷的旨意。裴度所到之处,皆“郊迎感悦”。田弘正在此后历次朝廷平叛中皆积极参与,并与其子田布相继为国家统一大业献出了生命。
元和九年,割据淮西的彰义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立。唐宪宗发十六道兵讨伐淮西,却久不见效,群臣多请罢兵,唯宰相武元衡和时任御史中丞的裴度力主用兵。元和十年,宪宗派裴度到前线“宣慰”将士,考察用兵形势,回京后,极言淮西可取之状,并向宪宗称赞陈许节度使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不久,就传来李光颜在洄曲大败淮西军的消息,更坚定了宪宗平淮西的决心。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暗中支持淮西,派人进京刺杀武元衡和裴度。
元和十年六月的一天,天尚未亮,刺客在武元衡和裴度早朝的路上先杀武元衡,取其颅骨。又击裴度,连砍三刀,一刀砍断靴子;一刀砍在背上,砍裂朝服里面的衣裳;一刀砍在头上。裴度跌下马,刺客以为裴度的头已被砍掉,在地上急寻。裴度的护从王义以身遮挡裴度,被刺客砍断手臂而死。幸亏裴度戴的毡帽帽顶厚实,经刀处,头部仅微伤数寸。被吓坏了的朝臣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慰问和赞美裴度,竟然是要将裴度罢官,以安贼之反侧。唯有兵部侍郎许孟容谏言:应“起裴中丞为相”。唐宪宗也说:我倚裴度,足破賊矣!待裴度伤养好后,立即拜裴度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正当分裂势力制造的恐怖氛围吓得人心惶惶,“内外大恐”之时,“及度当国,内外始安”。
唐宪宗先任严绶为讨淮西统帅,严绶既懦弱,又缺乏军事才能,拥八州之众万余人,屯驻淮西界上,只是闭垒自守,一年多毫无战功。宪宗又改任宣武节度使韩弘为讨淮西诸军都统,韩弘本是一个半割据者,“欲倚贼自重”,不愿淮西速平,非但不积极进军,还公然为积极进军的将领设绊。元和十一年,唐邓节度使高霞寓被淮西军打得全军覆没,仅以身免。消息传开,朝野惊骇。
到元和十二年,讨淮西已历时四年,十六道兵九万人徒耗军需,朝廷馈运疲敝,搞得百姓竟有用驴耕种者。一贯反对削藩的宰相李逢吉、王涯竞相以“师老财竭”为由,劝宪宗罢兵。裴度却向宪宗请缨,要“自往督战”。宪宗不敢相信,问:你真能为我上前线吗?裴度坚定地回答:“臣誓不与此贼俱生!”宪宗遂命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为讨淮西军第三任统帅。裴度临行,对唐宪宗说: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未授首,臣无还期!表达了不平淮西、誓不生还的决心。唐宪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元和十二年八月,裴度来到郾城讨淮西军行营,立即亲到前线巡抚诸军,鼓舞士气。接着就改革军政。当时,十六道军中都有宦官监阵,进退不由主将,胜则抢先报功,败则百般责辱将领。裴度奏请宪宗,免去监阵宦官,诸将得以独立掌管军事,既有了作战积极性,又不再受外行掣肘,军法严肃,号令统一,因而出战多捷。
裴度虽为儒臣,又如李商隐《韩碑》诗所说是“腰悬相印作都统”,位高权重,却并不只是高坐行营,决策帷幄,还亲自上前线抓战略工程,甚至以身诱敌。唐隨邓节度使李愬经过一年多的秘密准备,计划于元和十二年十月由西线偷袭吴元济的老巢蔡州城。十月七日,李愬派人到郾城将计划秘密报告裴度,受到裴度赞赏。紧接着,裴度就在北线部署沱口筑城,并自率轻骑督工,驻守洄曲的吴元济的大将董重质率骑兵大呼突至,张弓挥刀,杀向裴度。亏得李光颜奋勇决战,大败董重质,裴度才得幸免于难。
本来,由于李光颜勇冠诸军,数败淮西军,吴元济早已命董重质率精兵在洄曲专门对抗李光颜。诚如李愬所获吴元济降将李祐对李愬的进言:吴元济的精兵皆在洄曲,以及对四面边境的防御,驻守蔡州的都是弱兵老卒,故可以乘虚直抵蔡州城捉拿吴元济。李愬向裴度秘密报告的正是李祐所献之策。这次裴度亲临一线筑城,李光颜勇救裴度并大败董重质,进一步令吴元济感到北线的重要和李光颜的声威,《新唐书·李光颜传》说:“由是贼悉锐士当光颜,而李愬得乘虚入蔡矣。”十月十日夜,李愬率军冒雪向蔡州进发,如入无人之境,当夜即攻占蔡州城,第二天吴元济就投降了。抗命中央三十多年的淮西随之归附唐朝廷,历时四年的讨淮西之战胜利结束。
平定淮西,唐朝廷声威大振,横海、幽州、成德三镇随之主动归顺。元和十三年,裴度劝宪宗乘势征讨淄青,宪宗“委裴度以用兵”,当年六月出兵,次年二月即杀李师道,收复其割据的十二州。淄青是地盘最大、势力最强的藩镇,范文澜先生指出:唐灭淄青,藩镇割据基本上被消灭,唐朝的统一暂时实现了。宰相裴度在这次统一战争中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
身系四朝安危数十年
裴度生性耿直,时政有所失,必极言谏之,皇甫镈等佞臣乘机向宪宗进谗,宪宗信之。元和十四年二月灭淄青,三月即将裴度赶出朝廷,出任河东节度使。元和十二年淮西平后,宪宗立碑记其事,命韩愈撰文,韩愈为裴度讨淮西行军司马,以亲历亲见,如实记述裴度和李愬等人功劳,于裴度自然多所颂扬。这时,宪宗也以碑词不实为由,下诏毁掉韩碑,“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而命翰林学士段文昌撰文,另立新碑。
不世之功刚建,无情打击立至,裴度所受精神伤害之巨可想而知。但裴度报国之心和救时之志更坚,自宪宗朝始,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裴度一身系天下安危数十年,诚如南宋学者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所论:“聚天下之望在己,为公卿大夫所宗终其身。”
宪宗死,其子穆宗立,君既昏顽,相也庸才,朱克融、王庭凑乘机复乱河朔。朝廷命李光颜、乌重胤率兵十多万讨之,虽皆名将,却久无尺寸之功。又命裴度为招讨使,裴度一接到任命就检阅部队,充实兵力,率军深入贼境,攻城斩将,频传捷报。这时翰林学士元稹正勾结宦官谋求为相,怕裴度立功,再度入相,妨碍了自己,凡裴度上奏谋划军事,多予破坏阻挠,又进而让穆宗解除裴度兵权,故事终无成。时“天下延颈俟度再秉国钧,以攘暴乱”。谏官也争相上奏,称裴度“有将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穆宗长庆二年,裴度复入相,然而仅三个月又被罢免。时局遂无法收拾。
敬宗即位之初,深感“宰执非才,纵奸臣跋扈”。一次正用御膳,不禁停箸长叹。翰林学士韦处厚当即进言:“陛下当食叹息,恨无肖、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用!”敬宗此时才十六岁,虽年幼懵懂,却知道敬重裴度,遂任裴度为相,待之甚厚。罢东都之游,改懒政之习,都是听了裴度之谏。所以《旧唐书·敬宗纪》说,敬宗朝政,“幸赖裴度”。
宝历二年十一月,敬宗被宦官杀害,裴度定策立文宗,并以“冢宰”的身份率群臣拥文宗即位。文宗勤于听政,却不善决断,宰相韦处厚劝其多听大臣意见,首先提到裴度,说裴度乃“元勋宿德,历辅四朝,孜孜竭诚,人望所属,陛下固宜亲重”。文宗从之。史称文宗初政“可谓明矣”,裴度和韦处厚贡献尤多。文宗太和二年,沧州李同捷反,魏博节度使史宪诚欲暗中助乱,裴度却待之不疑,在文宗面前,以全家百口保史宪诚不叛。史宪诚颇受感动,遂助朝廷讨平李同捷。
太和四年以后,裴度到地方任职。太和八年起,任东都留守。虽远离朝廷,仍心存魏阙。白居易有诗赞之,称其“战袍破犹在,髀肉生欲圆。襟怀转潇洒,气力弥精坚。登山不拄杖,上马能掉鞭。利泽浸入地,福降自昇天”。太和九年,裴度进位中书令,其《中书即事》诗或作于此时。诗中写道:有意效承平,无功答圣明。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道直身还在,恩深命转轻。说自己“葵藿是平生”,虽已年逾古稀,赤心依旧,为国捐躯,在所不惜。
文宗开成二年,朝廷命裴度为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此时裴度已七十三岁,在那个时代已属真正的高龄,且患有足疾。文宗特遣吏部官员到洛阳向裴度宣旨:“卿虽多病,年未甚老,为朕卧镇北门可也。”并催其动身。裴度带病到太原上任,病情日益严重。开成四年正月回京养病,三月间就逝世了。此前,文宗曾写诗赠裴度:注想待元老,识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忧来学丘祷!
既称裴度为国家的柱石,更将裴度比之于孔子,评价之高,为历代君王赞臣下所罕见。裴度去世后,文宗又令人将这首诗重新缮写,放在裴度的灵座上,以示对裴度逝世震悼之深切。
解民于倒悬,救人于危难
裴度宅心仁厚,爱国,爱士,爱民,常于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解民于倒悬,救人于危难。唐宪宗元和九年,裴度任御史中丞,职掌监察。唐代皇宫,专门设有为皇帝驯养猎鹰猎犬的机构,在其中供职的宦官五坊小使,每年秋天都要到京郊训练鹰犬,所经之处,馈赠不丰不去,百姓畏之如强盗。到了宪宗的祖父德宗末年,横暴尤甚,竟然在百姓家门口和水井上罩上罗网,不准进出和打水,说是惊吓了他们供奉皇上的鸟雀。又成群结伙到饭馆酒店肥吃海喝,临去留下一筐蛇,说:这是用以喂御用鸟雀的,要好好饲养,莫把它们饿了渴了。主家行了賄,才将蛇筐带走。宪宗元和年间,虽多次惩治,恶行未绝。
宦官小使有次经过下邽,正直的县令裴环仅按常制接待,此外一无表示。宦官遂诬告裴环口出恶言,对皇上不恭。宪宗大怒,急命将裴环逮捕入狱,要处以极刑。宰相武元衡婉言谏之,宪宗仍暴怒不已。裴度极言力争:裴环为陛下爱惜百姓如此,岂可加罪?这时的宪宗,正想做个明君圣主,自然不愿落个枉杀爱民县官的恶名,于是怒色顿收,次日即放了裴环,五坊小使京畿扰民恶行也随之得到根治。
宪宗元和十二年,蔡州平定后,裴度正要回朝,适逢宪宗以两柄上方剑给监军宦官梁守谦,令其“悉诛贼将”,把蔡州降将全杀了。裴度在郾城碰到梁守谦,即转身与之复入蔡州,商量诛杀之事。梁守谦主张照皇帝诏命办,裴度则坚持“量罪加刑,不尽如诏”,结果“全宥者甚众”。文宗太和九年,甘露事变中,胜出的宦官集团对士人官僚猛挥屠刀,杀李训、郑注、王涯等一千多人后,又将其宗族、姻亲、宾客全部逮捕,严刑审问。裴度此时远在洛阳,闻之悲悯,“上疏申理,全活数十姓”。
唐宪宗是在反对永贞革新的政变中登上帝位的,对永贞革新的参与者一直心怀憎恨。即位之初,便将刘禹锡等赶出朝廷,贬为远州司马。十年以后的元和十年,名义上为这些人加官,由司马晋升刺史,任职地方却更为僻远,意在继续加以惩治。刘禹锡由朗州司马改任播州刺史,播州在时人眼中,乃“非人所居”之地,刘禹锡母亲年迈,不便随儿子去那样的地方。
裴度清楚宪宗对刘禹锡等人成见很深,仍毅然为刘禹锡求情。他对宪宗说:刘禹锡母亲年老,不能去偏远之地,将与儿子作死别,太凄惨了!宪宗不依不饶,恨恨说道:做儿子的本当谨慎,不给父母添忧。刘禹锡却不,实在应该严加惩处。裴度劝道:陛下正在侍奉太后,刘禹锡却不能孝敬老母,真值得怜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裴度这番话,终于打动了宪宗,深感裴度谏阻自己做不近人情的事,是“爱我终切。”第二天,就将刘禹锡改任较近的连州刺史。
元和十四年正月,宪宗隆重迎佛骨,一时之间,京城王公士庶争相佞佛,百姓至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以供养佛骨者,影响极坏。韩愈上疏力谏,触怒宪宗,要杀韩愈。裴度时任宰相,和另一宰相崔群一起在宪宗面前为韩愈开解,说韩愈若不是“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韩愈才得免去一死,仅贬潮州刺史。
皇甫湜为晚唐文章名家,却官运不佳,在东都任一小官,薪俸很低,日子过得艰难,有年冬季为积雪所困竟至断炊。这时裴度正任东都留守,知道这情况后,特将其辟为从事,常优容之。后又让其为重修福先寺写碑文,给了千余缗稿酬。皇甫湜竟然嫌稿酬太低,要每字三匹绢,全文三千余字,分文不少。裴度不仅不生气,还笑而赞之:“真不羁之才!”立即派人依数付给,让这穷文人摆脱了生活的窘境。
晚唐杰出诗人张籍和皇甫湜一样,日子过得拮据。裴度得知后,特从太原寄马赠之。张籍得马喜极,作《谢裴司空寄马》诗报之:騄駬新驹骏得名,司空自选寄书生。乍离华厩移蹄涩,初到贫家举眼惊。每被闲人来借问,多寻古寺骑独行。常思岁旦沙堤上,得从鳴珂傍火城。裴度所赠“騄駬”,颇让穷诗人风光了一把,诗中也多了些欢快。李商英《韩碑》诗称裴度为“圣相”,于国,于民,于士,裴度都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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