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表是三国时代真正生不逢时的第一人 坐拥荆襄九郡 却没能成就霸业 堪称治世能才 乱世庸才

刘表是东汉末年群雄之一，坐拥荆襄九郡。如果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么刘表就是“治世之贤臣，乱世之庸人”。刘表是生不逢时。如果生在了太平年代，就是清流名臣，可惜他偏偏生在了这个乱世，他就只能以一个“草包”的形象出现于历史舞台

三国时期的刘表是个上天的宠儿。他官高爵显，坐镇荆州这一战略要地，手下能臣众多，如果善于经营，不说称霸天下，至少也该成为一路强势的诸侯。可是刘表进不能平定天下，匡扶汉室，退不能守土自保，割地称王，反而庸庸碌碌，首鼠两端，将大好局势拱手相送。因此罗贯中借青梅煮酒论英雄时曹操之口，以“虚名无实,非英雄也”八个字将刘表盖棺定论，从此刘表“坐谈客耳”的标签便深深的烙在了后人的心里。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在东汉末年那个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的社会环境里，刘表统治荆州十九年，将荆州治理成乱世中的一块绿洲，不但使荆州成为人民避难的乐土，还促进了荆州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可以说刘表治下的荆州文化繁荣程度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比，诸葛亮、庞统、徐庶、司马徽、庞德公等等杰出人才都选择在荆州这块乐土避乱，并与刘表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刘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顶着“八骏”的光环，创造了一块桃花源般的净土，后世对他的评价却那么低？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汉鲁恭王之后，皇族宗室。他这个宗室不比刘备那个所谓的“皇叔”，他可是正宗的帝室后裔，可谓根正苗红。他少年成名，与张隐、薛郁、王访、宣靖、公褚恭、刘祗、田林八人为友，时人谓之“八顾”；又与张俭、岑晊、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等人齐名，号为“八骏”。

刘表年轻时，正遇到桓、灵这两个昏庸的皇帝当政，他们重用宦官，“国命委于阉寺”，引起天下士人的反抗。刘表也加入了反抗的队伍，并成为反宦斗争的一面旗帜。虽然士人的反抗被镇压下去，刘表也被列信政府黑名单而流亡，直到党锢之祸的影响消失后，才得以出仕。

初平元年，荆州刺史王睿为孙坚所杀，董卓上书派刘表继任。当时的荆州哀鸿遍野，各路小军阀与当地宗室大户勾结，称王称霸，而刘表要人没人，要兵没兵，他是只身带着一纸任命书前往荆州赴任的。要想有效的控制荆州并进行治理，刘表面前的困难不少。

东汉时期正是中国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期，当时各个州郡都有很多世代为官的世家大族。他们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集团势力，在各自的州郡形成了一股股强大的地方势力，是政治上的一股强大力量。但是大多数世家门阀仍将自己的宗族利益与王朝相挂钩，这就给刘表利用他们提供了可能。

汉朝的州牧、刺史或者太守本人是由朝庭任命，但他的幕僚大多数是由自己出面征辟的。为了稳固自己在地方上的统治，征辟的幕僚往往都是那些世家大族出身的子弟。这是东汉的政治传统，也是地方稳定的关键。刘表正是利用这种办法，实现了权力的平衡过渡。

《三国志-刘表传》记载：“表初到，单马入宜城，而延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与谋。”蒯家与蔡家正是当时荆州两个豪门世家，正是在他们的配合下，由蒯家出面，将荆州地面上势力最大的五十五个宗贼首领诱至荆州议事，在席间将这五十五人擒住杀掉，将这些人的部曲收编到刘表帐下。之后蒯越又通过游说，使另外两个实力很大的宗族集团张虎和陈先也归顺了刘表，荆州从此纳入了刘表的治下。

刘表与荆州大族之间，是一种相互需要、相互利用的关系。刘表需要大族们的帮助才能奠定他统治荆州的基础，而大族也需要一位代表中央政府的名士来作为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稳定地方局势，这是双方互惠的一种合作。刘表与荆州世家大族在这之后恩威并用，不断招抚或者镇压了其他一些地方势力，使得荆州很快出现了“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诚服”的安定局面。

荆州沃野千里，但是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本土的宗族世家无论是名声还是能力，都算不上顶尖。所以能保持住荆州一境的和平与稳定，是最符合当时世家大族的利益的。这些世家大族深知军事非己所长，在风云际会的动荡年代，只有采取战略守势，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而刘表作为他们利益的代言人，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在战略方针上必然要与这些世家大族取得一致。因此刘表的统治稳定后，他将和平与建设作为治理荆州的急务，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刘表在荆州“劝穑务农，以田以渔，当世知名，辐辏而至”。他推行儒家德政，弘扬儒家传统文化，恢复儒家礼乐传统，“武将文吏，教令温雅，礼接优隆”，并开官立学，博求儒士，很快使得荆州成为了东汉末年的学术中心。

刘表在荆州建立的学校规模很大，而且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无论是官吏子弟还是平民子弟，都可以进入不同的学校进行学习。 刘表亲自撰写了经学讲义《五经章句后定》，将原来五经中一些不切实际的浮华之辞删减，使得学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习到五经的核心内容。他征集了三百余位博学鸿儒，研究经、易之学，创建了东汉末年一个重要的经学流派——荆州学派。

荆州学派是一个以研究古文经学为主、反对繁琐虚伪、追求简约自然的学术团体，通过“通训诂、举大义”来阐发微言大义，反对繁琐的章句训诂，并将法家的尚功能、重法术的精神融入其中。这个学派荟萃了宋衷、王粲、司马德操、庞德公等大儒，他们深感“末学远离本质”之害，对汉末经学进行挽救，并通过激烈的辩论来研讨“求理”的方法。这种谈论是后来魏晋清谈的开端，而荆州学派也是魏晋玄学的启蒙。

荆州学派最大的作用是提出治国之法，当从名教之治向名法之治的转变。他们不重修德行、治儒术而崇尚事功，讲求经世致用，活跃在三国舞台的许多名臣如诸葛亮、庞统、李严、陈震、廖立、霍俊等人，都受到了荆州学派的思想影响。

刘表没有曹操的雄才大略，也没有刘备的百折不挠精神，他只是个深受儒家中庸之道思想影响的人物。而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荆州虽然地盘很大，但是处于诸侯争霸的舞台中心，是一块用武之力和兵家必争这地，而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如果凭着“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的地缘优势去开疆拓土，是十分便利的。但如果只想着单纯防御，没有进取精神，是很难守得住的。

刘表用儒家仁政治理荆州，在“人民死丧，百遗二三”的乱世，保证了荆州的安宁和富庶，将荆州建设成乱世中的乐土，这是他的功绩。可是他一味以中庸之道治理，不思进取，想固守自保，是很难实现的。其实历史给过刘表机遇，只是他没有抓住。早在初平二年四月，孙坚征伐荆州，被刘表手下黄祖射死之时，刘表如果能利用孙氏主帅新亡、群龙无首的大好时机进行战略反攻，是非常有可能夺取江东的。当时蒯良建议过：“今孙坚已丧，其子皆幼，乘此虚弱之时，火速进军，江东一鼓可得。若罢兵容其养成气力，荆州之患也”。可是刘表只想着自保，拒绝了这个正确的战略方针，白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建安十二年，曹操大举征乌桓时，也是刘表进取中原的大好时机。当时在刘表手下为客的刘备也建议：“今曹操悉兵北征，许昌空虚，若以荆襄之众，乘间袭之，大事可就”。可是刘表不敢冒险，以“吾坐据荆州足矣，岂可别图”为由，又一次失去了一个天赐良机。

荆州人才众多，可是刘表喜欢的是一些能夸夸其谈的座谈客，而对真正的人才却并不重用。他重用的是有着强大地方实力的世家大族，是自己的姻亲和妻党。很多在后来三国舞台上大放光芒的贤才当时都在荆州避乱，不说诸葛亮、庞统这样的大才，就是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这样的贤人，如果能为刘表所用，也可以建功立业。

但是刘表重用的都是蒯家和蔡家这样的世家子弟，特别是蔡瑁这样的庸才。蔡瑁除了会清除异已之外，就是建议刘表杀掉兵败来投的刘备，根本没有任何战略眼光。在刘表死后，为了蔡家的利益，蔡瑁又第一个站出来立刘表的幼子刘琮为主，并迫不及待的投降曹操，使得刘表苦心经营二十年的荆州易主。刘表用人方面之短，决定了他必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刘表自己在立嗣问题上也是犹豫不决，更加造成了内部矛盾和分裂。他在刘琦与刘琮两个儿子的继承权上摇摆不定，使得蔡瑁为代表的宗族势力能干预立嗣，并使刘琦和刘琮兄弟成为水火不容的对头，也为蔡氏家族干预内政提供了条件。这种做法的直接危害就是在强敌来临之时，内部不统一不团结，无法形成合力，结果让曹操几乎不废一兵一卒，轻易的拿下荆州。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刘表终于意识到曹操对荆州的威胁，也认清了他平常信任的蔡瑁、蒯良这些人并不能保全荆州，为了避免荆州落入曹操之手，刘表两次托孤与刘备，这里面反映出来的是刘表的什么目的呢？刘表手下有两派阵营，一派是以蔡瑁、蒯越为首的亲曹派，另一派是以文聘等人为首，包括客居荆州的刘备在内的反曹派。刘表本人虽然并不希望与曹操发生冲突，但他也不希望曹操占领自己的地盘，所以刘表本人也可以算是一个反曹派。

自从建安五年，刘备投奔刘表之后，他的地位一直很敏感。虽然刘表待之以宾礼，将新野拨给刘备驻扎，但看到刘备的势力越来越大时，刘表也是比较担忧的。表面上刘表虽然保持与刘备的和平相处，实际上是“阴御之”，礼待之中又有防备。在刘表的两个儿子继承权问题上，由于刘琦与刘备一样是反曹派，所以刘备是站在刘琦一边的。

诸葛亮甚至建议刘琦借鉴申生与重耳的故事，远离刘表，拥兵保全自己。但是有一点要注意，早在隆中对时，诸葛亮就把荆州当作将来刘备的根据地，所以从刘备集团来看，并不希望刘表家族永远治理荆州。要想把荆州夺过来，就要在刘表集团内部制造矛盾，所以说刘表在立嗣问题上的首鼠两端，正好给了刘备后来夺荆州一个机会。

只是大敌当前，病重的刘表无暇想得太多。面对曹操的重兵压境，他所想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不让荆州落到曹操手上。他知道两个儿子都不是曹操的对手，所以将荆州托付给刘备，让刘备辅佐儿子，而不是将荆州送给刘备。他想借刘备的帮助，形成抗曹的统一战线。可以说，刘表还是有点战略眼光的。

刘表没想到的是，他死之后，亲曹派居然宁可将荆州送与曹操，也不愿意与刘备联合。亲曹派的理由是如果联合刘备抗曹，失败荆州就完了；就算胜利了，荆州也是刘备的，而不再是刘表家的。刘琮正是在亲曹派的这种理论下，选择了投降，让刘表的安排付诸东流。

刘表是一个复杂的悲剧性人物，他是依靠豪门大族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割据政权，虽然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但他并不参加群雄逐鹿，而是一心想割据自保；他统治荆州二十年，积极发展生产，推广文化教育，很难用简单的“好”或者“坏”来评价这个矛盾人物。虽然刘表是个失败者，但他一生并不是没有功绩。他在乱世之中，据守江汉，将对朝廷不利的势力都用招诱或者铲除的方式，使得荆州“万里肃清，咸悦服之”，形成了“南接五岭，北据汉川”的一大片服从中央政府的广大区域。

刘表通过与当地豪门联合的办法，稳定了自己的统治之后，他“起立学校，博求儒术”，使得荆州形成了一个能与东汉末年郑玄的经学派别交相辉映的荆州学派，使得两汉以来的今文件经学垄断局面被打破，培养了一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荆州在刘表的治理下，“有金城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实”，成为东汉末年少有的桃花源，应该说，刘表的治理之术还是非常有效的。

可是刘表并不擅长军事。他好谋无决，胸无大志，正是汉末典型的儒生的写照。他精通儒家经典，重视文化教育，也能注意到民生疾苦，在和平环境下，不失为一个治国之才。可是在乱世之中，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安邦定国的英雄，而这恰恰是刘表的短处。人与人是有差别的，不可能每个人都应该具备争霸天下的雄心或者才干。没有逐鹿中原的斗志并不是罪过，刘表最可贵的是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的实力，所以才不像袁氏兄弟那样穷兵黩武，而是努力保住自己现有的成果，也不失为一种稳妥的办法。

但是刘表在执行自己观望战术的时候过于死板，不懂得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战略方针，显得书生气过浓了。在机会面前，他没有把握住，也不想去把握，这使得他的“坐保”之梦必然无法实现。所以他空有十几万大军和荆州这块军事重力，却没有像曹操或者刘备那样成为霸主。有人评价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在治世的条件下，也许刘表能与曹操比一比；但在乱世之中，刘表这个“治世能才，乱世庸才”的失败是不可挽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