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钧执政初期的励精图治 末期的消极怠工 使得明神宗成为大明王朝掘墓人

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也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明神宗在位期间，衰败的明王朝也在这个时期走向活泼和开放，但是明神宗非但未能使中国跟上世界新潮流，迎来新时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里把明朝推向绝境，加快了其终结的历史进程。

对比中国历代君王的时候，有一位君王他的背影显得格外的模糊，按理来说他比中国历代的君王都非常的幸运，因为他一开局就具备了所有成为圣君的材料，但可惜的是有着王者的开局，却落下了一个平庸的结局，更可悲的是他的平庸还达到了极致，最终导致自己留了一个万世的骂名。这位非常复杂的君王就是传说中的万历皇帝，他的人生起起伏伏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但谁都没有想到，这位君王不仅没有留下传说的名号，却留下了不断的骂名。

根据历史记载，当时万历皇帝在出生的时候，的确拥有着数不清的成为圣君的资本，当时他一出生，就已经被选定成了未来的太子爷，当他很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直接去世了。所以她避开了太子的争夺战争，完美的降临了皇帝的宝座，这是他的第1个优势。紧接着在他登上皇帝宝座以后，又迎来了一个优秀的太监，一个优秀的大臣。

这两人一个名字叫做冯保，是当时的掌印大太监，一个名字叫张居正，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政治家，这又是他的第2个优势。除此以外，他还得到另一个优势，那就是他她的母亲李贵妃。他的母亲能够联合太监和文官集团的力量，让他们保持相对的平衡，并且确保万历皇帝地位的不倒，从最开始皇位的运作到后来联合张居正的行动，都为万历皇帝开创了非常了不起的基础。所以说万历皇帝是王者开局绝对没有任何夸张。

果不其然，在万历皇帝1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他没有接触皇帝的权力，但是张居正和他的母亲已经把一个圣君要做的事情全部做完了，张居正改革让大明王朝生机勃勃，冯保政治上的配合让政治斗争非常的轻松，以往的党争现象在这里销声匿迹。这时候的万历皇帝坐在宝座上面什么都不用干，已经得到了所有最优秀的评价，大明帝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而他本人也成为了万国来朝的尊贵皇帝。但是他的悲剧却正从这里开始。

由于张居正和那个大太监干的太漂亮了，所以，万历皇帝基本上没有办法插手自己的国事。原因很简单，当时万历皇帝没有亲政的经历，所以如果他瞎干预的话，肯定会影响到张居正改革的进程，为了保护改革的成果，也为了避免万历皇帝第1次执政的受挫，所以他们不允许皇帝干预朝政。问题就从这里开始，一个皇帝在获得了所有的荣誉的时候，自我感觉良好，想要管理自己的朝政，结果被人拒绝，结果只能当一个形象君主，这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绝对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开始进行反抗。

于是他开始反抗张居正强加给他的老师的压力和大臣的压力，结果他的反抗还没开始，张居正的两声暴喝就把他给吓得差点退缩了，在朝政上他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在读书上面他却被张居正管得死死的，曾经有两次他写错了两个字被张居正一声暴喝，吓得当场不知所措。所以说他与张居正的反抗，还没开始就已经被吓萎了。那这次反抗的余波还没有结束，因为他的母亲又跑了过来。

曾经的李贵妃，现在的李太后，把万历皇帝抓过来，劈头盖脸的一通大骂，骂他不知所云，骂他不知分寸，不知天高地厚，反正一切能骂的词语都形容的出来，万历皇帝被迫跪在张居正面前，根本不敢抬头。一个帝国的皇帝居然被这样耻辱的对待，就连他最依靠的母亲还帮着外人来欺负他，这就在一个儿童或者说青年的心目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从这里开始他的人生越来越压抑，他每天能做的事情只有要么玩乐，要么就睡觉，一个优秀的君王承受了那么多的荣誉，居然混到了这样的地步，前后的反差让任何人都无法接受，万历皇帝就开始放纵来逃避。

或许是由于这种放纵，他让一位宫女意外的怀上了一个儿子，我这件事情又被她母亲给管教了，并且强迫性的还要立这个宫女生的儿子为太子，于是它又是不断的反抗，想要让自己最心爱的女人生下一个太子，并且把他当成皇帝培养。结果他一方面遭到自己母亲的教训，另一方面又遭到了满朝文武大臣的抵抗。在这时候张居正已经死了，万历皇帝原本以为解放了，结果又遭到这铺天盖地的打击，她的人生从此再也没有了任何的乐趣和希望，从这里开始，万历皇帝由原先的积极有为的开国之君，变成了一个懦弱无能甚至与国家不合作的昏君。

万历皇帝执政的48年到底和明朝灭亡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政治上长期怠政致使官署空虚、吏治腐坏、政治生态和风气严重恶化长期怠政，这是明神宗执政48年间最大的“特色”。如果说《明史》是一幅生动精彩的画卷，那么万历皇帝朱翊钧其超长时间的怠政行为就是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执政中期的万历十四年十一月开始，朱翊钧长期沉湎于酒色之中，伴随着身体健康状况逐渐恶化，竟然在长达20余年不上朝，几乎不接见大臣。

对于国家大事的裁决，万历帝都采用谕旨和诏令的方式在幕后遥控指挥。朝臣们因为长期见不到皇帝，甚至一度连皇帝长什么样子都忘记了。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尚且如此消极懒政，底下的各级官员自然是上行下效、有样学样。最终的后果自然是各级官僚人浮于事，各级机构推诿扯皮以至行政效率低下，国家资源严重浪费，一些重要的事项如国防、赈灾等得不到及时执行。当时内阁的阁臣于慎行等四人，因为见不到皇帝，无所事事，整日只能靠数着太阳影子长短变化来打发“值班”时间。

万历十七年之后，万历帝不再接见朝臣，朝堂上甚至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当时“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仅仅是中央机构就出现了如此多的缺员现象，地方各级的情况可想而知。最高统治者怠政懒政，各级机构又严重缺员，这种情况下大明帝国吏治恶化情况的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的礼部尚书冯琦在给万历皇帝的奏折中谈到皇帝怠政状况时曾苦苦劝谏说到：“盛壮之年，正是理乱之会，若不将大小政务整顿一番，中外人心收拾一番，日复一日，盛年渐往，蛊惑益深，即欲挽不返之势于倦勤之余，亦无及矣...古称成汤改过不吝，非是圣人无过，惟圣人乃能改过耳。汉武帝垂老而悔，唐德宗经乱而悔，千古更有何人？以圣主当盛年，一日不悔即汉唐，一日悔即尧舜。章疏可一日发，缺官可一日补，百姓所不便者可一日罢也。陛下何惮一日之发，不以成万世之业，立万世之名乎？”

言辞恳切如此，希望皇帝能发奋振作起来改变怠政的状况。然而“任性”的万历皇帝依旧是充耳不闻，我行我素假装“没听到”。

党争不断，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政治集团内部分化瓦解这里需要明确一个前提。封建社会时代的“党”，不同于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的党派。同现代有着共同的政治理念支撑、完善的规章制度保障的政党不同，古代政治环境下的“党”，更多的则是单纯出于利益的聚合。党争虽然是皇帝治下朝堂大臣之间的争斗，但实际上却是万历帝开的头和纵容推动的恶果。出于在“争国本”事件中对外朝大臣的不满和封建帝王本能的对臣子抱团的警戒，万历皇帝有意无意的纵容党争局面的形成和发展，以达到“分而治之”和幕后遥控的目的。

立储不顺，皇帝赌气，长期罢工万历十四年开始，围绕着皇位继承人选问题，明廷内部发生了著名的“争国本”事件。所谓“国本”指的是皇位继承人也就是太子的人选问题。当时万历皇帝属意的是他所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而朝臣们依据“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封建宗法制度坚持要立皇帝的长子朱常洛。

虽然自己内心十分钟意朱常洵为太子，但因为迫于朝廷内外舆论压力和强大的宗法势力，万历皇帝最终还是立了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因为这件事，万历帝开始和朝廷大臣赌气，后来干脆发展到装病拒绝上朝，开始了其长达二十余年“辉煌”的“罢工”生涯。

党争局面形成

早在“争国本”案中，一批正直的官员因为坚持“立长”不肯向皇帝让步而遭到罢斥。这些在“争国本”案中忤怒皇帝遭到罢斥的官员，以无锡东林书院为核心形成了著名的“东林党”，明末的大范围党争由此滥觞。当时在朝廷内部先后出现宣、昆、齐、楚、浙五党和东林党两大派别之间的明争暗斗，天启年间又最终发展为东林党与阉党“全面开战”的混乱局面。

两党之间相互恶斗造成了朝廷内部行政效率低下，相互推诿扯皮，而党争也逐渐从开始的政治上的分歧发展为“逢敌必反”对敌对党派的官员肆意打压迫害、凡是敌对党派的政治主张、施政措施，一律加以阻挠和破坏。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末的党争倒颇有几分今日弯弯岛内“蓝绿”两党相争的意味。两党争斗最终影响到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更有甚者某些无赖政客和钻营分子为了一己之私不惜牺牲国家大义，诬告陷害忠正之士。

阉党乱政、朝堂失序、离心离德

经过万历年间的党争到天启年间，阉党因其头目司礼监太监魏忠贤受到天启帝全面信任而最终占据上风。阉党对失势的东林党官员从开始的政治打击逐渐发展为肉体摧残和折磨。“清流”代表东林党人杨涟曾上书指控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魏忠贤对杨涟恨之入骨，他指使“阉党”大理寺丞徐大化诬陷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党同伐异，招权纳贿”，将杨涟等人下锦衣卫镇抚司诏狱审讯。

阉党分子锦衣卫北镇抚司指挥许显纯在魏忠贤的授意下，将诸多酷刑一一用于杨涟，折磨得他遍体鳞伤，气息奄奄。以至于提审时杨涟被折磨得无法坐立，许显纯便让手下给杨涟带上桎梏，拖他到堂上躺在地上受审。七月的一天夜里，许显纯令得到魏忠贤密令要处死杨涟，他先是以“土囊压身，铁钉贯耳”等手段加害，但杨涟当时并未身亡。七月二十四日这天，许显纯将一枚大铁钉钉入杨涟头部，终将其害死，杨涟死时五十四岁。

最高统治者长期怠政、萎靡不振。朝堂内部又争斗不休，甚至互相迫害发展到这个地步，士大夫官僚阶层与皇帝已是离心离德，朝堂内部已是貌合而神离了。这样的朝廷发展到最后又如何能面对如烈火燎原之势的农民起义军呢？又拿什么来抵抗如狼似虎的满清铁骑呢？最为恶劣的是，即使是在被清军逼迫到西南之时，风雨飘摇之中的南明小朝廷仍然不忘内斗。从万历年间开始的两党缠斗竟一至于斯！真是让人可悲可叹！

而这之中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万历皇帝不仅不加以制止反而纵容其发展，在其中推波助澜。这其中是否有万历皇帝潜意识里挑动大臣互相猜忌从而达到分化瓦解和全面控制集权于一身的帝王心术在起作用，我们不妨大胆揣测一下。但毫无疑问，作为封建王朝的当家人，万历帝在其中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经济上横征暴敛、内外空虚；土地兼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死结，也往往是导致王朝末期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明朝后期土地兼并已经达到了空前惊人的程度。当时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地主豪绅，无不热衷于兼并土地。京师、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等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腴田”都被占人口极少数的封各级官僚和大小地主、豪绅所占据。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不外如此。

史载当时有“南阳曹某...等平居夺人田宅...不可胜数”，“籍其家足以供九边十年之饷”当时的土地兼并已经到了十分夸张的程度。在这场愈演愈烈的“兼并”狂欢之中，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万历皇帝不但没有看到背后的危机，主动加以制止，反而亲自上阵，带头参与兼并。万历二十九年争立太子之位失败的皇子朱常洵就藩河南。万历皇帝十分宠爱这位日后大名鼎鼎的“福王”，为了弥补心中对他“立储”失败的亏欠。

万历帝一次就“诏赐庄田四万顷”，岂料多灾多难人口众多的河南已经没有这么多的土地，经过大臣们据理力争才“减其半”改为两万顷。但是福王朱常洵就藩的河南良田不够，就“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到河南隔壁的山东、湖广两省大肆兼并土地、搜刮人民。当时湖广地区页无余田地，巡抚御史董汉儒上奏请以输银万两代替，万历帝不准，仍然命湖广刮田4400顷。

最终的结果是决定大县摊派150顷，中县100顷，下县50顷。万历皇帝开的“恶源”甚至一直蔓延到了天启年间：天启七年，明熹宗又仿照万历帝旧例赐给万历帝第五子瑞王朱常浩、六子惠王朱常润、七子桂王朱常灜每人“赡田”3万顷。甚至光宗的侄女遂平公主也得到庄田两千五百多顷，大太监魏忠贤也顺带着得田千顷。

肆意挥霍浪费导致财政空虚，国库困难

万历皇帝的挥霍浪费在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明史》这样评价万历帝“金钱珠玉为命脉”。下面是万历皇帝的“消费史”：万历二十六年，他采办珠宝一次就用去白银2400万两，这笔钱有多少呢？是当时全国一年赋税额400万两的6倍之多。“皇长子及诸王子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单是为皇长子举行册立冠婚礼，就用银934万两，袍服花费就有270万两之多。

万历帝还借生皇女需要庆祝赏赐的名义。趁机向户部、光禄寺各索取白银12万两。“七公主下嫁，宣索数十万”。大肆铺张浪费的后果自然是国库入不敷出。没有钱，当年的田赋又早已收缴，六部九卿、勋臣贵族的钱皇帝又要不动，万历帝就只能想“歪点子”从百姓身上榨出钱来。毫无疑问，皇帝大手大脚造成的“欠账”兜兜转转最终还是得由本就贫苦不堪的老百姓来“买单”。于是，横征暴敛的魔爪就伸向了百姓。

横征暴敛使百姓生活更加困苦，激起人民普遍抵抗

明初，鉴于元末军阀混战造成生产荒芜，人民逃亡十室九空的萧条景象，明太祖实行“与民休息”的国策，加之明初的田赋定额并不沉重，百姓生活尚可“糊口”。明朝后期开始为了应付辽东地区不断兴起的女真人、镇压关内各地的农民暴动。明政府先后加派了“辽饷”、“剿饷”、“练饷”三种在核定田赋之外的加派。三饷征收最高峰时竟然高达2000余万两，足足是当年全国核定赋税总额的五倍多。

而这些还只是中央政府经过层层转手后最终收取上来的数额，实际在执行过程中各级官吏利用手中职权中饱私囊，额外勒索，百姓负担的实际数额远远不止如此。在残酷剥削农民的同时，万历皇帝也没有忘记对城镇工商业者的掠夺。明朝中后期开始资本主义萌芽有了显著的发展，尤其以江南地区的城市手工业、各地的采矿业高度繁荣。这些地区人民生活富裕，巨富之家甚多。而这一切，没能逃脱嗜财如命的万历帝之手。

在政府法定的税收征收之外，他又向各地派遣大量“生财有道”的宦官担任“矿监”、“税使”来搜刮财富供其挥霍。这些宦官到任之后，变换各种手法横征暴敛、四处搜刮财富。他们搜刮的方式十分残暴：诬陷勒索。如果看上了哪个富家巨族的良田美宅就“指以为地下有矿脉，率役围捕”，以侵吞国家资产的名义将主人下狱严刑拷打勒索财物，被他们盯上的人家往往家破人亡、倾家荡产。

除此之外又有各种“榷税之使”在各交通要道私设关卡，重复征税。当时长江下游的仪真到京口之间仅仅一百余里的航程就设卡两处，江南地区商业繁荣，长江航道更是物流来往的重要通道仅仅百余里航程这些税使便变着法儿的征税数次，脸皮之厚无出其右。不仅如此，各地税使还无孔不入，变化名目。他们在偏僻的乡村地区将“米盐鸡豚”这些居民自产自用的生活必需品巧立名目以“土商”之名收取“土特产”税，激起了各地巨大的民愤。

这些中官的所做所为连当时中央的官员都看不下去了。时任右佥都御史李三才曾上疏万历帝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当时很多弊政的根源就是万历皇帝的贪婪无度所导致。对于大臣们的劝谏，万历皇帝已经练就了一副厚脸皮，干脆假装没看见，置之不理。在如此“高效率、多途径、全方位”的搜刮之下，光是万历二十五到三十三年的短短8年间，派往各地的宦官就为万历皇帝进献“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供其肆意挥霍。

而这些数字的背后则是各地百姓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一片悲惨景象。从万历年间开始江南各地人民自发组织的各种抗税运动，各地农民的反抗运动已经使得朝廷“按下葫芦浮起瓢”，大规模的民变已经如干柴烈火一般，只需一颗火星即可点燃。万历帝死后不过数年间明末陕西农民大起义就如烈火烹油般全面爆发了，在他死后仅仅24年，大明王朝这个千疮百孔的大厦最终就轰然倒塌。

军事和国防战略上军备松弛、行伍空虚，军队战斗力严重弱化

明朝中后期军备松弛已经达到了十分惊人的地步，虽然在嘉靖年间经过戚继光整顿之后军队战斗了有了较大提升，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明朝军备松弛、行伍空虚、军队战斗力持续下降的总趋势。万历年间，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了。明朝自明太祖开国起实行卫所制和军户世袭制。所谓卫所制是指明军的基本军事编制制度。

明政府在一般地区设置约辖千人的千户所负责军事防御，在人口密集的重要城镇和重要的战略要地、交通枢纽则设置卫来负责军事防御。卫是平时最高的作战单位，一卫下辖五个守御千户所，共计约5600余人。明初，共设置约四百多个卫，全国总兵力合计约有280余万人。明军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元朝的军事体制，在军事户籍制度上，实行区别于一般民户的军户制度。

所谓军户世袭则是指一般“民户”相区别的军事兵役制度。一人从军则全家为军户，军户子孙世代为军，父死子继。与之相对应的是在生产上实行军屯制度，由国家发给军户以田地耕牛等生产生活资料。士兵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农忙时耕种，农闲时操练军阵。军队依据军事单位为组织自行从事生产活动除了自给自足之外，收获的余粮还可以作为军人的军饷，这样就有效的减轻了给国家财政造成的负担，为此明太祖朱元璋曾自豪的说到：“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言语之中充满了对卫所制和军屯制的自豪感。然而讽刺的是，军户世袭的制度，不仅没有保障兵源的稳定，明中期以后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军士逃亡员额空虚的情况。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以下几点：

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军户失去土地。土地兼并不仅出现在一般的民户之中，也出现在军户之中，相比之下，军户的土地被兼并所造成后果则更为严重。明初，为了维持军队战斗力保证兵源稳定，政府规定军户世袭父死子继，军户区别于民户，除了从军外禁止从事工商业等等其他行业。这就意味着军户除了从事份内农业耕种以外别无谋生途径，失去了土地的军户其下场只能死是死路一条。

“占役、买闲”，军队不从事军事训练，士兵沦为各级军官的私人奴隶和发财工具。明初土地兼并尚未严重时，士兵的生活水平尚且过得去。当一般军户的土地被大量兼并之后，士兵失去了生活资料只能投靠军官，封建军队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士兵逐渐沦为了军官的私人奴仆。军官对士兵加紧盘剥和奴役，使士兵最终成为军官的发财工具。当时主要有“占役、买闲”两种情况。

所谓“占役”就是指占用士兵为私人服务。“占役”在明宪宗年间就已十分严重，万历年间发展到非常疯狂的程度。军官将士兵当做家中的奴仆，私役士卒为自己砍柴种地，甚至将士兵当做长工长期霸占使用。光是地方军队如此就算了，当时甚至是中央的京军也忙于应付各种差役营建做工，充当皇家工程建设的苦力以至于京师三大营驻军“未尝披坚执锐从事于戎行”。

所谓“买闲”就是纳贿替代各种差役。这是各级军官发明的一种盘剥勒索的“妙招”，军士如果不想服大量的差役就只能“花钱买平安”，军官再雇佣各种地痞流氓替代索取空饷。生活早已十分困难的士兵在种种盘剥之下生活更加困苦，为了糊口很多士兵只能靠打草鞋、开茶馆、为人抬轿跟班赚钱贴补生计，更有最凄惨的甚至发展到“典衣鬻儿”的程度。这种情况下哪儿还有一点军队的样子，连基本的温饱都不能解决，这样的军队战斗意志、战斗力可想而知。

失去土地，还要受到官长的各种剥削，士兵逃亡蔚然成风。

前面说过明初全国军队总额有约400余卫总计达280多万人。京军在嘉靖年间经过整顿后一度达到26万多人，其中光是京师三大营就有正军12万人，备兵14万多人。经过万历年间的逃亡，到天启初年已总共不足9万人，也就是说万历执政期间，三大营京军逃亡了四分之一强。京军总额原有72卫，按一卫5600余人的编制按理说至少应有不少于35万人以上，然而实际上这些卫所总兵力只剩不到5万人，各卫几乎逃亡一空，京师的卫军已经名存实亡。

所以很多人好奇当李自成数万大军打进北京城时，号称有数十万京军在册的崇祯帝为何只能指望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吴三桂的三万“勤王”之师。那是因为此时的崇祯帝已经陷入了要粮没粮、要人没人的尴尬境地，他有的这只是空空的花名册而已。这还只是承平日久、集中了全国资源的京城，在天子脚下逃亡尚且如此严重，边疆苦寒之地就更加不可收拾了。

万历四十六年，处于和女真族作战最前线的辽东镇全镇兵力只剩下了6万人，数量相比于嘉靖间逃亡了3万多人，比建镇之时初始额定兵员13万人减少了一半还不止。处于作战最前沿的地区军队缺额都能达到这种程度，国防形势又怎么能不急剧恶化。

募兵制导致军队素质严重下降，大量募兵最终又导致军阀出现。明初规定军户逃亡或死绝官府就派人到军户生前原籍抓捕其近亲属或者邻居来替代从军。然而即使是这样，逃亡的情况也丝毫不能遏制，军队员额空虚的情况反而更加严重。被逼无奈之下，明政府只能实行募兵制，由政府出钱募集人民从军。

然而募集来的都是破产农民，城市无业游民、破皮无赖等，这些人不仅战斗力弱而且组织纪律性极差，逃亡依旧严重。万历四十七年八月，辽东经略熊廷弼在《辽左大势久去疏》就曾经向朝廷反应当时募集来的士兵的情形“佣徒厮役、游食无赖之流，几能弓马惯熟...领粮有名，及闻贼犯又去其半，此募兵之形也。”不仅这样，这些士兵往往与敌人接战即一哄而散。御史刘国溍到辽东地区募兵17000多人戍守，没多久就逃亡的所剩无几。与士兵逃亡同时发生的还有不断的兵变。万历四十六年贵州地区士兵因为缺饷多年发生“鼓躁”。

四十七年，九边重镇之一，近在咫尺的京师门户宣镇发生兵变，愤怒的士兵们“勒领月粮”要求朝廷发放拖欠的军饷。没多久，北上作战的延绥兵又在北京城外不远处的昌平地区发生兵变。这两次兵变都发生在距离帝国中心京师的咫尺之地，可以说从侧面反映了大明朝廷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力之弱。

到天启、崇祯年间兵变就更加频繁了。军士不断兵变勒饷，骄兵环绕之下领军的军官只能一步步退让，不停的答应所属官兵的种种要求，朝廷一味的妥协退让.岂料最终的结果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各军也是有样学样，从开始追要拖欠军饷的合理要求逐渐发展到各种拒绝作战的不合理要求，其中更有一些军官在其中暗中操纵兵变借机从中牟利。

朝廷逐渐失去了对军队和军官的控制能力，发展到崇祯年间，各部官军在面对内外敌军是无不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甚至南明时期，当清军大军南下逼近淮北之时，江北四镇还在为争夺地盘内讧不断、大打出手。这种情况和晚唐年间那种藩镇割据、将帅拥兵自重、中央政令不出京城的局面，其实已经不远。骄兵悍将虽然在崇祯年间恣意妄为但究其源头则是实起于万历年间。

国防策略失策，对外战争频频失误

万历年间，虽然有后世所津津乐道的“万里三大征”，然对外而当我们破开历史表面的那层迷雾.从深层次来探究明廷在历次对外战争中策略的把控上就可以发现，万历年间的国防军事战略其实是失误频繁。

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对外军事战略“和战不定”、反复不断以致迁延贻误、错失战机以国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万历三大征”为例。万历二十年，统一日本的的丰成秀吉集倾国之力入侵朝鲜。朝鲜王京迅速陷落，大片领土沦陷，八道失却七道。明廷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还是下定决心救援朝鲜。然而因为之前朝堂上的推诿扯皮，错过了最佳出兵时机，加之明廷对侵朝日军兵力的错误估计，致使战事不顺。万历援朝战争中，明军虽然先后取得平壤大捷、碧蹄馆大捷、稷山大捷等胜利。但战事迁延日久，空耗国帑，极大的削弱了明朝的国力。

连锁反应：后金的兴起

壬辰倭乱之后，处于作战最前沿的辽东镇损失惨重，精锐部队几乎在这场战争中耗损殆尽。辽镇原有汉、蒙精兵近10万余人，万历四十八年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统计辽镇兵力只剩约4万余人，相比之下净减少了6成。辽镇是沿边九镇之一，是明王朝设置在辽东地区，压制蒙古和女真势力的最强军事力量。此役之后，辽镇力量空前虚弱，精锐损耗殆尽，已经完全不能起到压制边境少数民族势力，尤其是女真势力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最终滋生了反明自立的野心。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建国号“大金”开始正式和明朝分庭抗礼。28年后的1644年，多尔衮携福临占据京师，满清入关，神州易主。纵观整个明朝近300年的边防战争史，明廷在边境地区的主要作战对象一直是北元残余势力。

在万历朝以前，女真人一直都不是明军的作战对手，辽东地区也不是明军的主要作战方向。然而正是这个不起眼的，甚至是算不上对手的对手，在萨尔浒、辽阳、大凌河、松山步步紧逼，屡次陷明军于绝境，最终成为了大明王朝空前强大的心腹大患。

天灾人祸齐行，埋下灭亡伏笔

政治腐败、经济盘剥、军事弱化，万历年间的大明王朝已经如一个重病缠身的老人。气若游丝的它，只差最后一击。这一击就是陕北农民大起义。明后期，中国处于地质上的“小冰期”，自然灾害频发，极端天气频现。据统计，有明一代，共发生水、旱、蝗、震、雪等共计3952次，其酷烈历代罕见。

这其中尤以万历年间更为频繁：万历十一年山西大旱，运城盐池枯涸；万历二十八年，福建兴化、莆田等地出现冻雨，房屋倒塌；二十九年，江南大片地区又再次出现冻雨；四十六年四月，陕西大雪，冻死人民无数；三十五、三十七年，江南、湖广、福建大水，人民流离失所。空前严重的灾害面前，人民颗粒无收，还要面临各级官僚的盘剥，大规模民变已经酝酿。陕北饥民、困苦的边卒、失业的驿卒最终汇合成了淹没大明王朝的滔滔洪水。

1628年，在位长达四十八年之久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病逝，此时留给泰昌帝以及天启、崇祯的已是一个海内汹汹、四方异动、风驰尘骛、乱众麻起的烂摊子。内有乱军四起，外有强敌窥伺，朝堂诸臣又争斗不休。内忧外患交织之下即使崇祯皇帝宵衣旰食、夙兴夜寐十七载依然没有能挽狂澜于既倒。正如洪水来临之时没有哪片浪花是无辜的一样，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只不过是压垮大明王禅这栋摇摇欲坠的大厦的最后一根稻草，万历皇帝才是大明王朝真正的掘墓人。事实上，大明王朝从未有过所谓的“万历中兴”，即使有，也不过是黑暗来临前，万历皇帝一人的纵欲狂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