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的晚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在清朝晚期的时候,清朝为何办不好外交?清政府为何会丧失与其他国家外交的能力?
一说到清王朝,你或许多少会想起一百多年前的那段屈辱历史:堂堂天朝上国,竟然被西方列强打得抬不起头来。咱们都知道,这是清王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都严重落后于世界造成的。别说当时的老百姓了,就连当时的朝廷,对世界也是一无所知。许多当时朝廷在外交上因为无知而造成的尴尬故事。随便看其中的几个例子,你就知道当时的朝廷有多么落后于世界了。
先不说清朝末年,咱们看看康熙和雍正时期的外交,当时清朝还算强盛吧?结果呢,人家俄国派外交使节来朝见皇帝,当时的清朝竟然要人家的大使行三跪九叩大礼。外交使节代表的是一个国家,显然人家不乐意做出这种有辱国格的行为。康熙皇帝很不高兴,事后批复说,俄罗斯这个国家是野蛮的国家,咱们以后要找机会好好教化他们。
那后来是怎么教化的呢?在正式递交国书的时候,庞大的使团竟然当着女皇的面集体下跪行叩拜之礼。看得俄国朝野上下目瞪口呆,直到俄国宣读完国书,这只庞大的使团才在恢弘的“吾皇万岁”声中轰然起身。而当女皇让使团回使馆休息时,这帮外交大臣竟然又统统跪下向女皇致谢。当时的朝廷以为,这样可以让俄国人好好学习礼节,却不知这种毫无个体人格的行为,反而让国际社会知道了什么叫做奴才。
后来咱们都知道,鸦片战争一开打,全世界都看清楚了清朝不过是个外强中干的软柿子。到了咸丰年间,朝廷再也拽不起来了,就不伦不类地成立了一个总理衙门,这玩意儿就相当于是一个外交部门,办起事来,那可是不折不扣的衙门作风。比如说,当时的英国外交官就说,这帮中国的外交官员,办事作风与国际外交规矩完全不同,其他国家大使之间办事单刀直入,而中国官员得先端上茶水点心,然后请王公大臣陪坐,陪坐的大臣跟小孩子一样毫无主见,完全就是陪衬,只会唯唯诺诺地等亲王说话,然后附和“对对对,好好好”。于是当时国际社会都蔑称中国的外交是儿戏,私底下人家还取笑咱们,说清朝的大臣就跟小孩子一样,一边打他们一边抚慰他们,是对付这些外交官员们的最好办法。
你可能会觉得,毕竟咱们落后了很多年,刚开始跟国际接轨,总得花点时间学习吧?然而即使当时清王朝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了,朝廷私底下还是很鄙视西方人,觉得向他们学习是一种耻辱。当时的总理衙门想派一支考察团去欧洲学习,这放在今天,大使出访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对吧?结果你猜怎么着?当时的大小官员竟然都避之不及,谁也不想代表国家去欧洲学习交流。
就连当时的朝廷领导也否认出访的是考察团,而只是搜集情报的观光团。结果考察团回国后,详细汇报的都是欧洲的风土人情啊、高楼大厦之类的东西,对真正关键的国家是怎么运作的,西方人的政治制度则一笔带过,还真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旅游团。
这种无知还不止体现在下面的官员,就连当时的中堂大人李鸿章,出访外国时也是丑态百出。李鸿章访问法国时,人家法国外长为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按照礼仪,两国首脑要高唱各自的国歌。腐朽的清王朝哪有什么国家的概念,更别说国歌了。结果呢,李鸿章竟然当场唱了一段自己家乡小曲儿作为国歌,清王朝那是颜面尽失。
又比如,李鸿章参加俄国沙皇加冕仪式时,人家皇后向他伸出手来示意吻手礼,堂堂一个国家中堂,竟然事先完全没有做好功课,还以为皇后在向他索取贿赂,竟然把慈禧太后送给他的钻戒就这么送人了,让俄国朝野看得瞠目结舌。
以上只是清朝在外交上出糗的几个例子。你看,一个诺大国家的领导层,竟然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愿意认真与世界接轨,还守着老一套的祖宗规矩不思进取。所以呀,我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这可不仅仅是说在科学技术这些硬实力上,咱们一定要奋起直追;而在国际交往这些软实力上,我们同样也得虚心学习。否则,当我们在外交礼节上洋相百出的时候,那其他国家就会笑话咱们,不跟我们做朋友。在国际上连朋友都没有,怎么能不落后挨打呢?
清朝为何办不好外交?
自古以来,一个国家的治理都绕不开两件大事:一曰内政,二曰外交。早在先秦以前,中华大地上的诸侯国之间就一直互派使者,进行着频繁的外交活动。合纵连横之争,更是左右了天下大势,可见外交之重要性不亚于用兵。这个时期的外交,是基于国与国之间的对等关系的。但自秦汉以后,大一统王朝的出现,人们逐渐有了“中国”的观念,有了华夷之别。中原王朝与“外夷”之间,对强者和亲纳币,对弱者受贡施恩,逐渐失去了与外国开展平等外交的能力。
到了清朝以后,清政府自视为“天朝上国”,更是没有平等外交观念。当乾隆时期英国使者马戛尔尼访华时,主持外交的礼部还以为他们是来纳贡。得知马戛尔尼是来请求通商,而非称臣纳贡之后,乾隆便以中国无需与外国互通有无为由,驱逐了他们。因此,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工业革命兴起之后,世界各主权国跟随时代潮流开展丰富的交流活动,科技文化互相渗透。而此时的清朝,却闭目塞听,将自己隔绝于世界洪流之外。
直到1861年,清政府才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让各国大使馆进驻北京东交民巷。再过了15年,到1876年,清政府才正式设立驻外使馆,向外国派遣驻外大使。而上面这两件中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事件,都并非是因为清政府自身想要做好外交工作,而是迫于洋人压力,被逼进行的。
一、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受各国公使进驻,是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不得已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二、1876年设立驻英使馆,是因为英国大使馆的翻译马嘉理因不听劝告,在云南挑起冲突被杀,清朝派老臣郭嵩焘到英国向女王致歉时顺道设立的。
中国近代外交工作的发轫,并非出于自愿,因此清政府一开始就对此存有抵触情绪。加上殖民扩张时代的列强自带掠夺基因,不少洋人在中国为非作歹,又因其在华特权可以逍遥法外。因此中国人对洋人的态度,就从过去的轻视和不屑,一下子转变为仇视和忌惮了。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清朝即便有了外交部门,但却没办法办好外交。
一是因为清以来之士大夫认为西学乃“奇技淫巧”之末流学说,大多数不愿意委身于涉外事务,将驻外任职视为流放,觉得是一种惩罚,因此外交人才极其缺乏。
二是极少数有能力也热心于搞外交的人才,因为当时的观念和风气,不仅会遇到巨大的舆论压力,还会遭遇同僚掣肘。
比如清朝首个驻外大使郭嵩焘,为了给清政府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以60多岁的高龄去学习英语,但这却被他的副手斥为汉奸之举。他将出访外国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寄回国内,因为说了英国的好话遭受朝臣弹劾。只有其他外交官们反馈的诋毁外国、歌颂清朝的信件,才被认为是忠直之言。
郭嵩焘虽称得上晚清政坛上难得的一位人杰,但遭受如此压力,仍忍不住写信向好友沈葆桢抱怨,说:“嵩焘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英使且以谢过为辞,陵逼百端,衰年颠沛,乃至此极,公将何以教之?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
正如郭嵩焘所言,清朝的外交工作,他是唯一干活的人,却被大家骂得最惨。他人见此情状,若非有大能力大毅力者,必不敢涉足洋务。清朝越没有真正的外交人才,外国就越不会对中国平等视之,而清朝举国上下又盲目排外,因此未来恐生大患。事实上,20多年后慈禧太后向列强宣战,就是因为端王载漪伪造了一份外国情报,朝中却无人能通过正式的外交手段进行确认。慈禧才听信谣言,一时头脑发热,导致了八国联军入侵的惨剧。郭嵩焘当年所预言之“洋患未已”,实可称为先知也。
是什么原因导致清代后期外交能力大大下降?
事实上,这与清代的统治模式密切相关。早在明朝末期,周边环境极其恶劣。明朝和蒙古骑兵也不断地骚扰着女真族,甚至看似无害的朝鲜也愿意为明朝提供支持。这样的三面敌情,使满清在任何时候都要面对至少两个方向的攻击。幸好明朝的进攻布局效率低下,否则这个刚刚发展起来的势力可能已经被毁坏了好几次。
满清始终处于三面敌对的困境,因此后方资金必须以最有效的方式对领土主体进行挤压,以快速收获有限的资源,达到三线作战的理论水平。幸好建州女真与关内交往已久,逐渐熟悉了明代独特的管理模式,他们很快模仿了明朝的管理模式。因此皇太极并不断加强编户齐民制度的建设,希望利用汉族法律赋予的特权,在短时间内开采出超过正常生产水平的资源。
然而,这种高压统治的模式不可能说服满族不守规矩的勇士,所以只能加大给他们的补贴。因为皇太极担心压迫太大,会使得这些领地主们举兵反抗,于是便一直对他们客客气气的。但是当清朝进关以后,汉人的数量远比满人多,皇太极为了加强管理,于是便大肆压迫汉人。并且将汉人分配到每个领地中成为奴隶。
因此,在特定时代诞生的体系,反过来又助长了舒适环境的全面退化。经过几代人的继承,清朝的统治者越来越像那些被自己打败的明朝统治者。尽管满洲、蒙古和西部地区在18个省之外,仍然有封建地区。但总的来说,皇帝现在可以更多地依靠官僚机构来指挥命令。不仅不再有平等的外交目的,而且很难找到一个对自己有某种约束力的君主。
十八个省区舒适优越的环境迅速腐蚀了满清统治集团,在多边体制下,满清如何继续保持灵活的外交技巧?晚清的整个历史进程是统治集团试图回避和对抗世界,虽然在初期,双方仍然有求同存异的心。但是因为制度的差异,双方的沟通和对世界的理解,完全不在同一个点上。后来清朝与八国联军谈判失败,才会导致火烧圆明园,以及割地赔款等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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