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秋狝是康熙年间形成的一项政治制度 木兰秋狝之兴废见证了大清王朝国势之盛衰

木兰秋狝是清朝特有的一项大型围猎活动。清代皇帝每年秋天到木兰围场巡视习武，行围狩猎。这是清代帝王演练骑射的一种方式。秋狝并非为了狩猎娱乐，而是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意义。

1683年6月，康熙皇帝首次率王公贵族、文武大臣、后宫妃嫔、皇子皇孙，以及蒙古各部落首领，一行12000余人浩浩荡荡前往承德附近，进行规模巨大的“木兰秋狝”活动。此后，“木兰秋狝”便成为大清王朝一项非常的重要政治、军事活动。1824年，道光皇帝以：“今岁秋弥木兰允宣遵循成宪肄武绥藩。然不可不审度时事，量为展缓，所有今岁热河行围亦著停止。此朕不得已之苦衷，非敢耽于安逸也。”为由，宣布本年不再进行“木兰秋狝”，并无限期停止这项活动。

1863年，同治皇帝下令允许人民进入“围场”开垦、狩猎，并将“围场”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区划。至此，历经180年，举办92场的“木兰秋狝”活动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成为王朝一段往事。“木兰秋狝”之兴废，是大清王朝国势兴衰之表现，见证了大清由盛而衰之历史。

“木兰秋狝”之由来，及其规模

入关之前，满洲民族常年居住在东北深山老林之中，以狩猎为生，因而非常善于骑射，“凡出兵校猎，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 而行猎时每人各取一矢，凡十人设长一领之，各分队伍，毋敢紊乱”。由此，满清王朝得以拥有一支非常彪悍之八旗劲旅，在与蒙古、朝鲜、明朝等作战时，所向披靡，令对手闻风丧胆，从而奠定了夺取天下之军事基础。

1644年5月，睿亲王多尔衮亲率20余万八旗劲旅入主中原，与各路英雄豪杰争夺天下，并战而胜之。但是，入主中原之后，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八旗子弟逐渐孵化，不再具备昔日之雄风，战斗力下降十分明显。八旗战斗力锐减，而大清面临之内外环境却不容乐观。

吴三桂等“三藩之乱”搞得热火朝天，半年不到就占据了长江以南广大地区；郑氏集团则在东南沿海一带扩充势力；西北准噶尔蒙古噶尔丹则坐拥10余万铁骑，桀骜不驯，经常与清朝唱反调；察哈尔蒙古布尔尼则干脆起兵反清，威胁京师安全。国内局势堪忧，国际环境也很糟糕，彼得大帝时期的沙俄，不断对外侵略扩张，染指东北、西北各地，还与准噶尔蒙古相互勾结，对大清构成极为严重之战略威胁。为此，康熙皇帝必须想办法应对这局势，稳住大清政权，维护多民族国家之统一。

1677年，“三藩之乱”已经进入尾声，而准噶尔、沙俄则蠢蠢欲动，北方战略环境很糟糕。就在这年，康熙皇帝亲自出巡塞外，祭祀遵化孝陵后出喜峰口，来到承德一带汇合蒙古各部落首领，而后继续北上，来到了现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蒙古四旗接壤处。

在此，康熙皇帝被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所深深吸引。此处地势北高南低，高原、草甸、丘陵、山地、平原兼而有之；中间平原地带川流纵横，水草丰美，森林茂盛，野兽众多，是天然的“狩猎场地”。更关键的是，这里是内蒙古的中心地带，也是关内通往关外之重要通道；在此处建立基地，既可以保证道路畅通无阻，又可以控制蒙古各部，确保大清首都以及东北龙兴之地之安全。因此，康熙皇帝决定在此处建立“狩猎基地”，培养八旗子弟骑射本领。

1681年4月，康熙皇帝再次出巡塞外，一边狩猎一边勘测地形，最终决定将漠南蒙古喀喇沁、敖汉、翁牛特、克什克腾所敬献之土地建成“围场”，专门用于皇室贵族之狩猎活动。之所以称为“木兰秋狝”，主要原因两点。其一、古人秋天打猎时称“狝”，或“秋狝”，清朝皇帝一般也是每年秋天来此狩猎。其二、围场中猎物最多当属鹿，而捕鹿在满语中即为“秋兰”。如此，清朝帝便将每年八月、九月来此处之狩猎活动称之为“木兰秋狝”。

“木兰秋狝”之范围很大，整个围场东西、南北之间距离大约300里，总面积约为10400平方公里，比今天的围场县面积还要大一点。根据猎物种类、数量之分布差异以及地形特点，围场又分为72个小型围区；每次狩猎活动则选择其中20余个围区进行，目的是让围场内之猎物能够繁衍生息，以备循环狩猎，长期维持秋狝活动。当然了，围场不只是“狩猎场地”，皇帝的行宫也在附近，以备帝王贵族狩猎时休息，如大名鼎鼎的承德避暑山庄。皇帝每次进行“木兰秋狝”，一般都住在承德避暑山庄，并在此“临时”办公，批阅各地送来之奏折。

“木兰秋狝”，见证了大清之强盛与威严

自康熙二十二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康熙、乾隆、嘉庆三位皇帝进行“木兰秋狝”92次，其中康熙帝41次，乾隆帝40次，嘉庆帝11次。每一次“木兰秋狝”之规模，耗费均很大，若是没有一定的国力支撑，基本不可能玩得转。帝王每次进行“木兰秋狝”，从者有宗室子弟、文武大臣、八旗禁卫军、蒙古贵族等，人数在5000到30000不等。为保证出行，清朝每次征用民间两千多辆车，骆驼一千余匹。此外，还修筑从北京到承德之行宫，共21座，供帝王临时休息与办公。

抵达围场后，对如何安营、出哨、布围、合围、射 猎、罢围等均有一套严格规定，基本是按照军事演习之模式进行，以此达到锻炼八旗子弟之目的。为期20天的“秋狝”结束后，皇帝根据狩猎表现，对宗室子弟、八旗禁卫军，以及蒙古各部贵族进行赏赐，以此来巩固满蒙联盟，维持大清之根本。

当然，“木兰秋狝”期间，不只是狩猎，皇帝还在行宫接见蒙古各部首领、外国使者，并批阅各地上达之奏章，将避暑山庄作为临时的办公场所，是移动的中枢机构。这些活动，见证了大清之强盛与繁荣，是绝对的“天朝上国”，恩泽四方，威震海内外。

康熙二十九年，准噶尔蒙古首领噶尔丹进犯喀尔喀蒙古，前锋距离京师仅700余里。康熙“秋狝”之后，一边安置南投的蒙古诸部，一边出兵抵御噶尔丹，并在乌兰布通将其击败，噶尔丹一路狂逃。

康熙三十三年，康熙皇帝在“木兰秋狝”期间接见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此后蒙古各部首领多次到承德述职，以示效忠大清。

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出兵准噶尔蒙古，中路大军从木兰围场出发，准备平定叛乱，维护统一。

康熙四十一年，“木兰秋狝”之后，举办了庆祝抗击沙俄侵略之第一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庆典，并举行“观兵”仪式，展示天朝兵威。

乾隆十年，“木兰秋狝”期间，乾隆对青海蒙古各部首领、王公、台吉等进行赏赐，并设宴共饮。

乾隆二十一年，“木兰秋狝”期间，乾隆接见漠南蒙古各部首领，并给予大量物资，以赈济饥荒。同时，对有功之首领、台吉等，给予贝勒爵位。

乾隆二十二年，“木兰秋狝”期间，哈萨克汗派遣使者进贡物资，奉表献马，做大清朝贡国。

乾隆二十六年，“木兰秋狝”之后，乾隆以直隶沿途文武官员懈怠为由，下令吏部、刑部严加问责，以此整顿吏治。

乾隆三十六年，“木兰秋狝”之后，乾隆下令废除玩忽职守的直隶总督杨廷璋，交部严议。此外，接见从沙俄东返回朝的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并设宴款待，以表彰他归顺祖国之心。

乾隆五十八年，乾隆在承德接见了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直言：“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下有。”虽说有点排外，却也表明大清国力之强盛；马戛尔尼虽然不满，但也没敢扬言“炮舰外交”，只能无奈返回。

“木兰秋狝”在康熙、乾隆、嘉庆等帝王心中之地位

“木兰秋狝”活动集政治、军事性质于一身，其举办之意义非同一般，这在康熙、乾隆、嘉庆三朝期间尤为明显。晚清著名学者魏源在《圣武记》中评价：“我朝抚绥蒙古之典，以木兰秋狝为最盛”，肯定了“木兰秋狝”对边疆稳定，解决蒙古问题中之作用。确实，清朝皇帝每次举行“木兰秋狝”，蒙古各部首领及王公贵族们都要参加狩猎，后则向皇帝述职，接受封赏。如此，清朝得以牢牢控制住蒙古各部，最终解决了困扰中原王朝两千年之久的“草原问题”，极大促进了多民族国家之统一与发展。因此，“木兰秋狝”在清朝帝王心中之地位相当高。

康熙皇帝评价：“噶尔丹攻破喀尔喀，并侵扰我内地札萨克至乌兰布通，朕亲统大军征讨，噶尔丹败走。后又侵犯克鲁伦，朕统兵三路并进，至昭莫多剿灭之。今策妄阿喇布坦，无端侵犯哈密地方，朕征发阿尔泰及巴尔库尔，两路兵进剿，策妄阿喇布坦闻之，心胆俱碎，乃遣策零敦多卜等，潜往西藏劫掠，毁坏寺庙，土伯特地方，已被残蠹。朕又遣大兵前往，击败策零敦多卜等，复取西藏，救土伯特于水火之中，我兵直抵西藏，立功绝域。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所致也。若听信从前条奏起言，惮于劳苦，不力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在康熙看来，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策凌敦多布等被打败，靠的就是“木兰秋狝”培养出来之八旗劲旅。

乾隆皇帝评价：“朕每年行动围猎，正为使官兵等熟悉骑射，不至荒废。比年来戡定准夷，两路用兵，我满洲大臣官兵等均能踊跃奉命，克奏肤功。亦由躬亲整率，习之有素，是以临事赴机，人思自效，即此亦其明验矣！”在乾隆看来，历时70余年的西北准噶尔蒙古叛乱最终被搞定，主要是得益于“木兰秋狝”，靠它培养出之八旗劲旅平定。

嘉庆帝评价：“秋狝大典，为我朝家法相传，所以肄武习劳，怀柔藩部者，意至深远。我皇考临御六十余年，于木兰行围之先，驻跸避暑山庄，岁以为常，敕几勤政之暇，款洽蒙古外藩，垂为令典。是避暑山庄，实为皇祖皇考在天灵爽式凭之地。朕祗承鸿绪，不敢稍自暇逸，特于今秋涓吉启銮，举行秋狝，实本继志之承。”嘉庆皇帝，一向不被清史专家看好，在国势走下坡路之情况下，却依然坚持这“祖宗之规矩”，也足以证明他对“木兰秋狝”之重视程度。

“木兰秋狝”之废除，乃国势衰败之必然

“木兰秋狝”活动在康熙、乾隆两朝尤为盛行，其举办之频繁，规模之巨大，都是十分罕见，也可以视为“康乾盛世”之缩影。而然，这项耗费巨大之活动，在乾隆后期开始衰落，并一步步走向消亡。坐拥康熙、雍正两朝之福利，乾隆在位期间大肆挥霍，尤其是“六次下江南”游行，基本将国库耗尽，只留给嘉庆一个烂摊子。乾隆五十七年，发布上谕：“今岁雨水较多，道路泥泞，且朕八旬有四，非昔日骑马射箭可比；明岁六十，亦不进哨，仍在热河举行庆典，礼毕进京。”

乾隆以年岁高为由，不再狩猎，实则是借口，根本原因还是国力已支撑不起这耗资巨大，且弊端重重之活动。乾隆后期，随着“闭关锁国”令出台，以及拥有近4亿之人口数量，大清几乎喘不过气来。

乾隆后期政治不作为，纵容贪腐，以及“闭关锁国”政策之实施，使得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社会矛盾随之尖锐化。嘉庆亲政后，终于爆发了蔓延河南、湖北、陕西、甘肃、四川等五省之白莲教起义。八旗、绿营早已腐败不堪，压根就无法应对起义军，嘉庆不得不靠地主团练，借助这些私人武装剿灭义军。“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八旗已经不行，嘉庆很无奈，但短期内也很难找到解决办法。

“木兰秋狝”初期效果明显，但此时就未必了。况且大清也没这经济实力支撑了，“因思今秋往术兰行围，大营所用车辆，及除道成梁筹事，皆需民力。此次大水所淹，岂止数十州县，秋禾已无望矣。着重费民力，予心不忍。”起义军、饥荒、流民等问题，束缚了嘉庆。虽说嘉庆后来还是举办了“木兰秋狝”，但规模很小，后则走走形式而已。

随着王朝衰落，“木兰秋狝”之活动场所也无法维持，流民、官兵等为了生计需要，不断入侵围场，对森林、草地造成极大破坏，野兽数量也随之减少，“查阅十数围，不见鹿之踪迹”。得益于红薯、玉米、花生等高产农作物之引进与大规模推广，以及康熙年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政策，乾隆后期之人口规模接近四亿，道光时则超过了四亿。

要知道，史上最繁荣的“文景之治”与“开元盛世”时，全国人口也就4000千万到6000千万左右。大清有4亿人口，这在农业生产技术没有质的飞跃之情况下，人民之生存压力非常大。此外，乾隆后期还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限制中外贸易往来，人民也无法通过经商致富，改善生活。

在生活之压力下，直隶、山东等省民众纷纷前往关外谋生，这些流民私自进入围场开垦荒地，砍伐树木，偷狩野兽，以此来求得必要之生存资源。为此，清朝一再增加守卫围场之八旗官兵，从康熙年间110人，增加到1000余人，可依然无法阻止事态发展。“查勘十三围地方内，巴彦布尔噶素汰、巴雅尔额勒棍郭、威逊格尔、巴颜喀喇四围束见鹿只，鹿甚少者四十余处。砍剩木墩和余术甚多，兼有焚毁枯枝犹在。往来车迹如同大路。运术多人各立寮铺，以致鹿只惊逸伤损。”此外，政府无力供养护围八旗官兵，只能将部分场地划出，给予官兵耕种。如此，围场面积进一步缩小，野兽数量随之更少。

1840年6月，英国挑起鸦片战争，坐拥80万大军的清朝，却无力阻止四千英军进犯，被迫签订《南京条约》。1856年10月，英法再次挑起战争，从广州一路杀向天津，八旗、绿营无法阻止。1860年10月，蒙古郡王僧格林沁率最精锐的八旗劲旅20000余人，在通州八里桥与7000联军决战。

结果呢？联军死伤不足20人，八旗劲旅却阵亡两千余人，而后一路溃散。如此，咸丰皇帝很无奈，只能一路狂奔，来到了承德避暑山庄。此时，面对着“木兰秋狝”场地，咸丰不是意气风发，而是垂头丧气。两次鸦片战争惨败，清朝皇帝见识到了现代化武器之威力，传统军事技能——骑马射箭已经不再适应战场形势，长矛、大刀之类的冷兵器无法战胜列强之枪炮、军舰，退出历史舞台乃必然趋势。

随着战争惨败，大清财政危机随之而来。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大清前后给英国赔偿近3000万两，包括签订条约之前的“赎广州城费”。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大清赔偿军费1600万两。除了赔偿军费，大清在战争中所消耗的财富，更是不可计数。战争过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又掀起了规模巨大的洋务运动，清朝财政压力更大，以致不得不举借外债。

如此，大清无力再进行“木兰秋狝”活动，也没要进行这项活动之必要。道光继位不久，宣布无限期延长狩猎活动之举办，“然不可不审度时事，量为展缓，所有今岁热河行围亦著停止。此朕不得已之苦衷，非敢耽于安逸也。”到了同治皇帝时，则干脆下旨允许人民进入围场进行垦荒，这在法律上宣布“木兰秋狝”活动彻底终结。

从1683年，康熙皇帝第一次率队进行“木兰秋狝”，到1863年同治皇帝下旨允许人民进入围场打猎、开垦，“木兰秋狝”历时180年，举办92场，是清朝前期非常重要的一项政治、军事活动。“木兰秋狝”期间，大清皇帝将此处作为临时办公机构，向全国发布政令，处理蒙古问题，接待英国使团，见证了大清帝国曾经之繁荣昌盛。

乾隆后期，随着大清国势衰落，“木兰秋狝”举办之次数、规模都大不如前，再加上流民、官兵对围场私自开垦、狩猎，围场之面积也大为缩小。道光时期，热兵器成为战场之绝对主角，“木兰秋狝”失去了必要之军事价值，又因财政压力过大，“木兰秋狝”活动无期限推迟；同治年间，则从法律上宣布“木兰秋狝”不复存在。可以说，“木兰秋狝”之兴废，见证了大清帝国之兴衰，是研究清朝历史之一大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