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海禁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 明朝海禁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明朝为何实行海禁政策?

明朝的海禁政策自洪武年间开始到明末海禁的废弛经历了一个多变的过程。从明初严厉的海禁政策，永乐年间海禁的松弛，永乐后海禁政策的再强化，嘉靖年间的海禁政策高度强化，隆庆开放和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明末海禁的废弛。这些政策对明朝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明代海洋政策研究中，禁海与开海是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海禁一直被认为是明代海疆经略的主线，闭关自守也通常成为其负面评价的代名词。然而，有明一代，关于禁海与开海的论争从未停止，海洋政策一直在时禁时开、时张时弛之间往复。即使在海禁时期，民间海外贸易的孔道也从未被完全堵塞。

嘉靖年间开放海禁之议

明朝建立之初，即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明太祖多次颁布禁海令，严禁濒海军民“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明成祖即位后，沿袭海禁政策，并奉为祖宗法度。此后，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禁出海行为从未间断。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之役与二十八年走马溪事件发生后，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倭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请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

面对愈演愈烈的走私行为和海盗活动，禁海派认为，应该重拾祖宗成宪，将海禁条例法律化，严禁对外交通，加强沿海军事布防，以抵御倭寇、海盗。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使主张厉行海禁的官僚得到了口实，兵科给事中夏言坚决认为“祸起于市舶”，奏请立即关闭宁波市舶司，断绝日本朝贡渠道。刑科给事中王希文也把倭患归因于番舶贸易，反对重开市舶。郑晓、林富等人则指出，应当罢黜的是市舶太监而非市舶司，重开市舶与外通商，有助国利民之益。这一主张虽然得到一些沿海地方官的认同，但未被明廷采纳。

总体上看，嘉靖前期的开海主张一直被禁海呼声压制。直到嘉靖三十一年发生大倭患，时人对海洋局势的认识才逐渐清晰，开海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以唐枢、谭纶等为代表的开海派认识到，倭患根源在于海禁太严，寇与商本为同源，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开港互市实为消除倭患的根本途径。他们还指出，开海具有弭盗、安民、固防、增税等好处。林希元曾言：“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吾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禁海派官员则认为，开海实为贪念一时之利，一旦开市，无禁无阻，有违祖宗成宪，若夷人乘机滋事，滋扰地方，则难以收拾。

总体来看，持禁海主张的人试图以封锁海洋、禁民出海换取海疆安全，严重低估了海洋贸易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开海派的认识虽不完全准确，却能够以理性和开明的态度看待中外民间贸易，认识到开海通商势在必行。

隆庆开海否定海禁政策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开海呼声，隆庆初年，明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所奏，宣布开放海禁，漳州、泉州之民“准贩东西二洋”。至此，民间出海贸易合法化。除万历二十一年明廷因日本侵略朝鲜而实行短暂海禁外，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

对于隆庆开海的意义，部分学者给予高度评价。张彬村认为，“隆庆开港，一方面使人民的海贸活动合法化而不再铤而走险，一方面又藉此向海贸商人抽税以提供地方政府和海防人员的开支。海禁令的解除当然也使明廷得以缩编海防部队”。樊树志、范金民等人也认为，开海以后，民间海外贸易出现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以东南海商为主体的亚洲海域华人贸易网络逐步形成，加之白银的大量输入，有效推动了中国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

陈尚胜、晁中辰、王日根等人则认为，仅开放月港一口，允许漳、泉二地商民出海贸易，且不准外国商人入境通商，无论从开放范围还是通商制度来看，都具有极大局限性，以局部地区开放来换取全国绝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海禁，造成了不平等的海外贸易环境，导致走私贸易再度兴起，最终摧垮了月港合法贸易。

综合两派观点来看，双方只是关注侧重点有所不同。从明代发展进程来看，相对于明初以降一直延续的海禁政策，隆庆开海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巨大进步。但是，从全球史视角来看，局部的、有限的开放并不足以使明朝抓住海洋发展的良机。

禁海与开海反复变动

万历末年，走私和海盗活动猖獗，加之荷兰人占据台湾，月港贸易迅速衰落，东南海疆陷入紧张局面，明廷下令关闭月港贸易，再次厉行海禁。至此，隆庆以降的开海政策被打破。明末，海洋政策陷入禁海与开海的反复变动中，仅天启、崇祯年间，就经历了开海、天启四年禁海、天启五年再次开海、崇祯元年再次禁海、崇祯六年复开的四次变动。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基于海防安全和经济压力的考虑，明廷频繁调整海洋政策，在开、禁之间不断变更，朝野士人亦各持己见。以巡抚南居益为首的福建地方官员认为，为了闽海安全考虑，切不可答应荷兰人的通商要求，军事防御和沿海戒严才是抵挡荷兰人的有效方式。沈鈇则认为，禁海致使普通百姓无以为生，而豪右奸民仍能违禁出海，“不如俟彭湖岛设兵镇后，红夷息肩，暂复旧例，听洋商明给文引，往贩东西二洋”。

崇祯元年，因海盗劫掠闽、浙、粤沿海，官方一时难以控制，福建巡按御史赵胤昌请“禁洋舡下海”，得到巡抚朱一冯的支持。他们认为，月港洋税虽可供闽省兵饷，但海寇猖獗导致海上合法贸易被破坏，官方所控制的海洋之利锐减，不足为募兵之费，唯有禁海以弭盗源。赵胤昌等人的禁海主张遭到朝廷官员及闽籍士绅的反对。

梁廷栋、熊明遇、傅元初等纷纷上疏，“请开漳、泉二府洋禁，以苏民困而足国用”。何乔远更是专撰《开洋海议》和《请开海禁疏》，详论禁海与开海问题，认为海洋是闽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开海贸易不仅可以互通有无，还可以达到弭盗、安民、裕国等目的。这一主张得到杨宗王、蔡献臣等大批闽籍士绅的赞同和支持。

明末，开放海外贸易已是时势所趋，关闭海洋不但不能阻止民间下海通番的浪潮，而且阻断了官方财路，这是明廷所不愿看到的。但是，因明朝海防日渐废弛，面对海上势力威胁时往往力有不逮，只能选择禁海这种被动保守的临时防御之举。

禁海导致海洋文明中衰

明代海洋政策何以在禁海与开海之间反复变更？究其原因，与海洋社会权力更迭密不可分。明初，面对紧张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朱元璋采取封锁海疆、禁民出海的海防政策。至永乐时期，这一临时性政策被奉为祖宗之法而令后世遵循，祖制不可违的思想导致了海禁政策的延续和固化。

至嘉靖时期，频繁海患使时人认识到祖制应因时而变，但大部分保守派固守海禁思想，未能看清形势变化，从而导致禁海与开海之争。隆庆年间，在沿海绅民不断努力和呼吁下，月港得以开放，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体验到开放海洋的好处。但是，由于明廷脆弱的海防机制，以及海洋意识的长期缺乏，一旦海疆面临威胁，保守派官僚便会将原因归结于开海。然而，这种禁海只是临时的防御之举，因明廷中央与地方在开海中体尝了诸多好处，开洋贸易已是时势所趋。

自明初朱元璋下令禁止官民出海以来，海禁一直是明代海洋政策的主要基调，而官方在经略海疆上的保守与退却，以及对民间海洋力量的压制，致使宋元时期曾经蓬勃发展的海洋文明出现中衰。然而，有明一代，开海呼声从未停止，并在隆庆初年得以实现，民间海洋力量在艰难曲折中顽强发展，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改变着官方固有的保守海洋观念，中华民族的海洋基因在海禁政策的包围和挤压下得以保存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