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苏轼被贬黄州 并走上贬谪之路的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救了苏轼?

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御史李定也曾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当时的神宗皇帝很生气，决定杀鸡儆猴，并让御史台彻查此事。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它也直接影响了苏轼此后的人生走向和文学成就。

北宋元丰二年三月的一天，刚从徐州调任湖州没多久的苏轼，和往常一样，处理完当日公务下班回家。仕途的郁郁不得志，似乎并不会对苏大文豪造成太大困扰。在地方任职期间，苏轼一向很会玩，活得足够洒脱。只要心里想得开、看得开，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愉快的一天。然而，三月的这天，注定不同寻常。

苏轼官服还没解下，忽听府外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来人进门后，只见神色紧张，面容甚为疲惫，似乎连夜赶了很长的路。“苏大人，祸事！”来人根本没时间解释太多，随即拿出苏轼胞弟、远在南京的苏辙写的亲笔信。苏轼赶忙接过信件，拆开一看，顿时有些恍惚。只见信上赫然写道：兄被小人污蔑，朝廷已派钦差赶赴湖州捉拿兄长，兄暂放宽心，且看事态发展。

苏轼很谦虚，整篇文章除了阐述自己毫无政绩，忝列门墙外，就是大段大段感念皇恩浩荡，如沐春风。如果仅是这样，那肯定过关。不知苏轼是无心还是有意，他在文章的最后不经意吐槽了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就是，陛下知道我愚昧不堪，不合时宜，难以和变法派共事，又考察我年老不爱生事，在地方管理普通百姓勉强及格。

这句话本身没毛病，只不过看的人觉得有毛病，抠了抠字眼，就琢磨出味道来了。你说你不爱生事，那就是我们这些变法派爱生事喽！我们力主改革叫爱生事，那圣上全力支持变法，不就是说圣上无事生非呗！这是做臣子的该说的话吗！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最先跳出来，以上的解释权也归其所有。何正臣造好讨伐苏轼的声势，紧接着，古代全能科学家、《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跑来发声：苏轼许多诗词都是泄愤之作，意在讥讽朝政。原来，早在熙宁六年，沈括受命巡察两浙农田水利，当时苏轼任杭州通判。沈括来到杭州，与苏轼畅叙旧情，顺便搞了苏轼近期很多新作，带回了开封。

回京后，沈括认真研究苏轼的作品，并用附笺的形式，把自己认为有诽谤朝廷嫌疑的诗句做了详细的注解。《湖州谢上表》被爆出猛料后，沈括分分钟掏出小本本，把这些做过注解的诗词送给监察御史里行舒亶。舒亶是个坚定的倒苏派，他花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潜心钻研，最终筛选出诽谤朝廷嫌疑最大的几首，公之于众。

比如，《山村五绝》中“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明显是在讽刺青苗法；“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在讥讽新法改革科举制度；“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公开和朝廷大力推广的农田水利法唱反调。其中，最有分量的一句“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好家伙，你是有多恨当今圣上，非要到九泉之下去寻找真龙，当今圣上可没死呢！

污点诗词爆出来后，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联名上奏，在神宗面前历数苏轼四大罪状：身无学术却滥竽充数，急于提拔而依附权贵，圣上待其宽容却拒不领情，以诗诽谤朝廷大政实属叛逆。是叛逆！杀了也不为过！

湖州知州府中，一向淡定的苏轼变得有些慌乱，收到苏辙的信件后，他立即告病请假，由湖州通判祖无颇暂且署理州事。没过几日，朝廷钦差皇甫遵抵达湖州知州府衙。大难临头，苏轼手足无措，主要是搞不清到底犯了什么罪、罪有多严重，心里没底就很慌，竟然慌到不敢面见钦差。通判祖无颇劝道：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需出见之。

在接到苏辙的书信后，苏轼已经提前烧了许多与友人的书信和手稿，想必朝廷再派人搜查诗作、书信和公文时，估计翻不出什么花样了。苏轼不禁长出了一口气，幸亏早点销毁了证据，若是再找到更多所谓诽谤朝廷的“证据”，那可真就罪孽深远了。其实，苏轼的罪过已让宋神宗格外生气。到京后，苏轼随即被关押到御史台。由于御史台园中种了许多柏树，时常引来成百上千的乌鸦在这里栖息。时间一长，御史台就被称为“乌台”，苏轼犯事也就被称为“乌台诗案”。

关押期间，苏轼无奈认罪，供出某些诗作中，确有诽谤新政的意味。为什么叫“无奈”？这是一个心机深不深的问题。苏大文豪填词在行，耍心眼可差得远，御史台这帮属狐狸的东问西问，从天气好不好问到吃了吗，从吃了吗问到地方百姓生存状况，从生存状况问到对青苗法的评价，很快就把苏轼套进去了。

诽谤新政，就是公开和朝廷叫板，这样的罪过并不轻。这一点，苏轼心里很清楚，在御史台的关押地，他有些看不到希望，更不奢望有人搭救。当然，没人搭救是不可能的。只不过真正在“乌台诗案”中对挽救苏轼起到关键作用的，竟然是苏轼的两大政敌，变法派前后两大领袖——王安石、章惇。“乌台诗案”初起时，王安石已罢相，闲居金陵。当他听闻此事后，颇感惊异，虽然苏轼属于保守派，可王安石并未因政见不同袖手旁观。

很快，王安石就给神宗写了一封信，信中最为关键处，是这样一句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这是一句能顶一万句的话。他没有从搭救苏轼的角度说事，而是站在神宗的角度去评价问题。这是盛世，您是圣君，您可不能做杀才士这种事情啊！对您的名声不好。

这句话，基本点醒了神宗，才士是不能杀的，而且曹太后临终前还曾特意嘱咐神宗：“仁宗皇帝在世时，常以科举纳入苏轼、苏辙两兄弟颇感欣慰，以为‘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听说苏轼因几首诗作吃了官司，估计是被仇家恶意中伤所致，你可不能因为几句诗文就对他过于苛刻。”至此，苏轼基本性命无忧，何时能放出来？就要看与苏轼一生相爱相杀的好友、政敌、对手章惇的出手援救了。

苏轼和章惇早年关系很铁，两人本有同年之谊，入仕后又同在陕西为官，经常结伴游山玩水，既是驴友，又是知己。此后，熙宁变法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章惇坚定地跟在变法领袖王安石鞍前马后，苏轼则始终坚持变法不利于国家。曾经的挚友选择站在不同的立场，友谊的小船自然说翻就翻。不过，苏轼吃了官司，章惇同样不会袖手旁观。

参知政事王珪嫉妒苏轼的才华，想趁机要了苏轼的命。他时不时就上纲上线，对神宗吐槽：“陛下飞龙在天，苏轼岂能不知，他寻找地下之蛰龙，肯定有不臣之心。”章惇这时就很不爽，他站出来驳斥王珪：“龙又不是皇帝的专属，人臣也能称龙。人家诸葛亮还叫卧龙呢，也没见刘备急眼呀！”神宗表示赞同：“诗人的词作而已，不要这么深究。”

王珪诬陷苏轼的尝试基本告吹，退朝后，章惇跟在王珪身后继续理论：“你是不是想把苏轼全家都整死啊！内心为何如此歹毒！”章惇素来以暴脾气著称，又是个不要命的主，惹恼了他指不定会被暴打一顿，王珪心虚，赶紧打马虎眼：“章兄误会了误会了，这些都是舒亶此前说的，我只是按照他的意思复述一遍而已哈。”

章惇见王珪推卸责任，气不打一处来，直接怒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要是舒亶拉了泡屎，让你吃你吃吗！我都替你丢人！”此时，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替苏轼说话，他给神宗上奏：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把敢说话的文人抓起来，就不怕后世骂你不能容才吗？最终，神宗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免去死罪，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准擅离黄州，并无权签署公文。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离京，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了结。

在“乌台诗案”中，真正救了苏轼的并非特指个人，而是天地的正气和文人的胸怀。否则，苏轼必死无疑。谁也想不到，在案中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与苏轼政见不和、理想不同的变法派。这是北宋文人应有的风骨，我可以在得势时打压你，失势时吐槽你，却绝不会无中生有、置你于死地。这股浩然正气和文人坦荡的胸怀，才更值得后世借鉴与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