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兵制：始于西魏 兴于隋唐 影响了中国约二百年 曾经天下无敌的府兵制为何退出了历史舞台？

府兵制是中国古代兵制之一。该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府兵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全国都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由西魏权臣宇文泰建于大统年间，历北周、隋至唐初期而日趋完备，唐太宗时期达到鼎盛，唐玄宗天宝年间停废，历时约二百年。

说起“府兵制”，相信了解唐朝历史的朋友并不陌生。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古代军事制度，具体表现出的特征，可分成“两种状态”：一是日常情况下作为农民，耕沃土地，种植作物，趁农闲时训练或生息。二是一旦有军情发生，则立即转化成作战单位，能以最快速度，集体动员出一支战力不容小觑的正规军。另外，与传统部队相比，“府兵制”还有一个极其与众不同的特点，正是参战所需的武器与马匹，均应“自备”。

相信很多朋友看到这，都会很惊讶，可能会问：打仗时的武器不都是官家配发吗？怎么还有让士兵自备武器与马匹的道理？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就要从“府兵制”的诞生说起了。

始于西魏

由于北魏时期的募兵政策，是以鲜卑人为主导，即鲜卑人当兵，全家可免除赋役，因此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从军”一度成为鲜卑人的主要职业，每户鲜卑人但凡有男丁者，皆会选择去当兵，一是能减轻家中赋税，二是通过从戎来实现个人价值。原本军队中的汉人数量，也随之急剧减少，北魏军队制度逐渐由三国时期沿袭的“耕战一体”，向“鲜卑为兵，汉人为农”的体制过渡。于此，保卫国家的军事力量，主要是以鲜卑人构成。

到了北魏后期，由于时局动荡等复杂因素，爆发了著名的“六镇起义”，在此过程中，一位关键人物被推上了历史舞台，正是西魏时期的真正掌权者：宇文泰。为了能够团结国内力量，同时扩充兵员，宇文泰效仿北魏时期的“鲜卑八部落”，重新建立起“八柱国”，并以此为核心，形成由上到下的完整军事体系。

这种军事体系，即是最早的“府兵制”，也可看作是府兵制的起源，主要的权力架构为金字塔式军事系统：最高一级军事领导层，为八大柱国：宇文泰，元欣、于谨、赵贵、李弼、李虎、独孤信、侯莫陈崇。在这八柱国之中，宇文泰则被尊为领袖，大权独揽，直接领导其他七位柱国。

另外还要特别补充一点，八柱国之一的“元欣”，是宇文泰所扶植的西魏傀儡皇族的宗亲，因此他只有名义上的柱国头衔，手中却并无实权，所以狭义上所称的柱国，实际真正领兵掌权者，只有另外的“六大柱国”，以及不论权力还是地位，皆高于六大柱国之上的宇文泰。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宇文泰独自一人，虽名为“柱国”，实际地位已超然于“六大柱国”之上，统率全部六军，因此真正的柱国只有六位，拜“柱国大将军”。此乃最高军事领导层，再往下则是“十二将军”，因为有六位柱国大将军，每位柱国大将军麾下各设有两位“大将军”，所以相加在一起便是“十二将军”。此乃第二层，再往下第三层，便是“二十四开府”。二十四开府再往下，每一个开府，设立两个“仪同”，因此共“四十八仪同”，而每个仪同领兵人数有明确标准，即一千人。

以此类推，咱们反过来说，既然一个仪同是一千人，那也就等于一个“开府”，是两千人，然后是“大将军”，一个大将军管两个“开府”，即统兵四千人，那么再看掌管两位“大将军”的“柱国大将军”，则统兵八千人。一个柱国大将军统兵八千，再如上文所说，“八大柱国”中真正统兵者只有六人，如此算下来，“六大柱国”所统辖的总兵力，则在“四万八千人左右”。而这四万八千人，正是以“六大柱国”为核心，以“宇文泰”为核心中的核心，组成了西魏后期的主要军事体系，统称为：府兵。

但特别要说明的一点是，宇文泰效仿“鲜卑八部落”的军事体系，以此为基础，创建府兵体系，具体措施为：采用鲜卑族原有部落的“八部之制”，作为新军编制蓝本。保持鲜卑旧日氏族关系，来维持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关系。

公元554年，即西魏恭帝元年，推行鲜卑氏族政策，以有功的鲜卑诸将或汉族诸将，继承鲜卑三十六国及九十九姓，原本就用鲜卑复姓的继续沿用，改为单姓的将领则改回复姓，而改成汉姓或一直是汉姓的汉族将领，则赐其鲜卑姓。我们可将这一举措，理解成为“推行鲜卑氏族文化”，即宇文泰认为，这样便能最大程度巩固府兵的内部体系，从上到下皆是鲜卑姓氏，甚至是血缘纽带，能更加使府兵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作战时的默契更高，且战斗力更强。

实际上这种做法有利有弊：利在于，战斗力的确能够提高。弊则在于，间接促成了民族隔离现象的出现。所谓民族隔离，说好听点儿是民族隔离，说难听点儿，就是种族隔离，无论合法与不合法，均是一种民族歧视行为。

立于北周。

虽然宇文泰一手打造出府兵的军事体系，但毕竟只是一个基础，而并未实际明确府兵的具体职能，比如有外敌入侵，府兵可参战反抗，国内有起兵反叛，府兵亦可发兵平复，于是府兵常年居无定所，战乱时期频显混乱，总结来说就是，府兵虽然作为职业军人，但任务比较庞杂，无法做到明确，致使创立初期的府兵，常常无法发挥出最大效能。通俗的说就是：业务虽然很广，但无法做到专精哪一行，有的时候再大的本事也显得浪费。

然而随着宇文泰长达二十二年的统治，在此过程中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使得府兵的地位与作用更加明确，再到他的儿子宇文觉，凭借侄子宇文护的拥戴，建立起北周，明确府兵主要职能一事被再次提上议程，于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即公元574年，府兵的地位得以明确：改府兵军士为“侍官”。此举的意义在于，明确府兵作为皇帝的亲军，而不隶属于国家的军事体系。皇帝对府兵，有直接的统率权，府兵直接听命于天子，做皇帝的侍从。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西魏也好，还是北周也罢，均受到当时最大的两个国家势力的威胁，一是西魏时期与西魏分庭抗礼的东魏，二是北周时期强大的北齐，这两个时期的两个割据势力，均对西魏与北周造成了不小的军事压力。于是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战乱频发，兵员却得不到有效补充，于是受到东魏威胁的西魏，就不得已发展出府兵的体系。

再到北周，府兵体系得以进一步完善，之前西魏的募兵方式较为繁杂，兵员素质也不统一，然而到北周，对于招募有了明确规定，即府兵的兵员主要来源于“富农”阶层，士兵的作战装备如弓、刀等随身武器，均需“富农”自备，而铠甲、槊等防具或重型武器则由官府提供。

从这点上来看，北周时期的财政，仍旧略显紧张，不然也不会主要针对“富农”招兵，同时武器装备还要富农自己出资准备，这就相当于，国家没那么多钱给士兵买装备，让有钱的人来当士兵，再让他们自己买装备，如此就能为国家节省一大笔军需开支。而这种情况直到北周中后期才有所改观，并与均田制相结合，逐渐出现了“兵农合一”的军制，也就是我前文所说的“战时随军作战，常时种田耕作”，且府兵不列入州县户籍，全家随同一起编入军籍。

这是在北周初期还没能实施的政策，而在开始实施时，也只是小范围，并未实施于全部府兵。如此可理解为，家里有一人当兵，全家都能纳入军籍吃军饷，且不再列入州县户籍，自然也就不用再交纳所属州县的赋税，而我前文所说的“鲜卑人一人当兵，全家免税”所造成的民族隔离现象，也凭此得以消除。

试想之前汉人们都在家种田，军队里的汉族士兵越来越少，鲜卑人都想着给家里免税，于是都跑去参军，这就导致军队里的汉族士兵越来越少，鲜卑士兵越来越多，但退一万步讲，鲜卑族人口数量即使再多，也不会超过汉族人口的上限，因此放宽征兵政策，不再只是“鲜卑人当兵，全家跟着免除赋税”，而是改成只要“富农”参军，全家便可免除赋税，且还是“三丁取一”，即每三户中选择一户各方面更为符合者参军，所以在短时间内，很多富农，不论是鲜卑富农，还是汉族富农，也都跑去争相参军，使兵员得以迅速补充，士兵的素质也进一步提高，同时让有资金基础的富农自备武器等装备，更减轻了一部分国家的经济压力。

但此时的府兵制度仍不稳定，虽然整体看似系统齐备，从上到下也管理明确，但大家不要忘了我刚才所说的“东魏与北齐”的压力，这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府兵的诞生，是在特殊的动荡背景下不得已而催生的特殊军事体系。西魏更不用多说，从北魏分裂而来，自始至终都跟东魏常年对抗，后来兵员紧张，宇文泰才发展出府兵的方法来扩充兵员。

而北周的府兵发展，更是受到北齐的压力，以及自身经济发展状态的影响，尤其从招募富农，并且需要士兵自己提供作战装备上可以看出，在府兵成立之初的北周，国家经济略有紧张，但是要养军队就得花钱，没钱打仗只好采取设立府兵的方式，以此应付兵员紧张的缺口。而等到北周中后期，将府兵发展成为“兵农一体”，如此一来，打仗的时候不缺兵，不打仗的时候又回归到田里去种地，便可以兵卫农，以农养兵。

另外，因为西魏时期的民族隔离现象严重，汉族大多务农，鲜卑人则占据军队主要人数，而这种民族隔离的现象，也在北周时期逐步得到消除，一视同仁，鲜卑人和汉人皆可参军，参军便可免除赋税，不再只让鲜卑人当兵，如此自然就能达到扩充兵员的目的，后来凭借推行“兵农一体”的政策，北周还果真发展出一小段时期的“小康”局面，虽然维持很短，但毕竟也算行之有效，而且日后在征讨北齐的战争中，府兵发挥出气吞天下的士气，一举帮助北周灭掉北齐，当得天下无双。

然而即使府兵在北周被明确为皇帝的亲军，且听从皇帝直接命令，但要想在紧急战乱时完全动员，也绝非易事，所要面临的困难也不少：一是日常情况下士兵都在劳作，即使训练不间断，可毕竟和每天都在部队中操练的士兵有所不同，从农民转化成能够上阵杀敌的士兵，需要的不仅仅是放下镰刀拿起战刀这么简单。二来要想发挥出府兵作战体系的全部效能，指挥起来也有难度，除皇帝身边围绕的部分亲军外，另有一部分兵马还是需要在各地动员并集中，所以战力集中的这个过程，在当时并不发达的社会经济与整体环境中来说，也并不轻松。

不过幸好，到了北周后期，开始把部分“府兵制”与“均田制”相结合，因为毕竟府兵制的一大好处是全家免除赋税，但反过来说，个人家庭被免除的赋税，又转移到了国家财政身上，那么国家财政又要承担这一部分压力。所以为了能增加税收，减缓国家的财政压力，当朝者便将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然而这种结合，并不是全面性的，而只是部分结合，甚至是一小部分。

毕竟当时府兵制的基础，还是建立在“不列入州县户籍”的基础上，一时间如果把所有府兵的户籍都从军籍改成州县户籍，不再把其全家纳入军籍，这种操作实施起来难度非常大，而且很有可能就会引发社会动荡，我举个很粗浅的例子，可能大家就很好理解了：以前西魏的时候，当兵就不用交税，户籍从地方直接纳入军籍，吃喝都归军队管了，自然省心省钱，全家也跟着享福免税。

但到了北周，国家突然说，最近国库吃紧，要不你们这些纳入军籍的士兵，还是改回各自老家的户籍吧，这样你们平常不打仗的时候去种地，国家还能增加点税收。那府兵一听，当然不乐意啊，以前天天吃军饷，还不用交税，还是军人户籍，现在你说没钱了，就让我们改回去地方户籍，还得交税，那我们不干。试问那么多人，谁会心甘情愿的改回去？

即使是封建专制的时代，皇帝一言九鼎，没人敢不从，但这可是实施一国之策，稍有不慎便会引起民意的强烈反弹，这种反弹更是统治者不愿看到的，很可能因为这一个政策，就会引起举世动荡，何况还是战乱不休，局势常年混乱的南北朝。因此北周时设立的“军民异籍”的制度，虽然比之西魏时“鲜卑为主”的府兵制度要进步不少，尤其是“广募汉民入伍，免其服役。一人充当府兵，全家即编入军籍，不属州县。”，在一定程度上一视同仁，消除了民族隔离现象，但也为后来北周想做出体制转型迟迟转不了，而提前埋下了困难的种子。

所以，北周时期，尤其是北周后期，统治者有心将府兵制与均田制相结合，但也只是一小部分的实验性举措，而并未达到全部，自然是因为北周经济陷入紧张地步，而必须要把府兵制与均田制互相结合，以此来增加国家税收，好使经济得到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属于一种迫不得已的举措，而非顺势为之。

与此同时均田制的设立，原本就是为了让农民能摆脱豪强大族的控制，使朝廷官府能直接控制“自耕小农”，不必被卡在中间的豪强大族剥削掉一部分赋税，能够保证赋税来源的同时，还增强中央集权。然而北周统治者即使有心，可是碍于府兵制已经发展多年，且西魏后期乃至北周初期的府兵，基本都是军籍，所以一时之间想把庞大的军事体系从根本上做出改变，即从军籍改回州县户籍，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这么简单。

没曾想随着北周宣帝宇文赟的病死，即位的北周静帝宇文衍尚且年幼，于是在这种复杂时局下，一位在历史上名气更大的人物，登场了。他正是北周时期著名的左丞相，同时也是日后结束南北朝混乱局面，再次统一中华南北的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

固于隋朝。

公元581年，杨坚取代北周，改国号为隋，仅有二十四年国祚的北周，正式宣告灭亡。众所周知，杨坚即位后，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举措，正是将北周时期起到重大作用的“府兵制”，与“均田制”完整结合。两种体制结合的具体措施，大概可分为两点：第一，杨坚将被改成鲜卑姓的汉族府兵将领，以及其麾下所统府兵，皆恢复原本汉姓，以此来结束宇文泰在西魏时施行的“汉人鲜卑化”民族政策。

此举使府兵完全脱离了以鲜卑人为主体参军的体系，从而彻底消除了民族隔离现象，并以此为基础，大力推进多民族融合的政策，从这个角度来讲，杨坚为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二，公元590年，即开皇十年，杨坚下诏，命府兵全部改回州县户籍，兵农从此合一。这也就意味着，此前将府兵纳入军籍的政策，一去不复返，府兵非战时务农，照样也作为所属州县的户籍，而上缴州县赋税，此举带来的好处，使隋朝开国时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由此，从西魏最初的府兵是职业军人，兵农分籍，再到北周的“招募富农”，然后是隋朝的和平时期，杨坚杨坚把府兵制和均田制完整结合，从此“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府兵制彻底结束了数十年居无定所的状态，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民兵”，与之前的皇帝亲军的地位，乃至“军农异籍，全家免除赋税”的政策，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但也无法否认，杨坚大力推行的改革举措，不仅在隋朝初期使农业户口大增，大力促进农业发展，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顺应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使国家和民族更加统一。帮助西魏宇文泰保家卫国的“府兵”，发展到这一阶段，算是完成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转变，并未日后李唐的崛起，打下了当时任谁也难以预料的坚实基础。

兴于大唐。

唐朝初期，乃至隋末，所实行的府兵制，大抵相差不大，皆是在中央设置军府，府中士官由民间乡里选拔而出，非战时日常耕种，战时则动员召集，目的自然是为了节省国家军费开支，同时还不耽误农业生产。之后在李唐争夺天下时，李世民率领的府兵便立下汗马之功，所以等到贞观时期，对府兵尤为重视的李世民，再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力求将府兵的效能与职能发挥到最大。

针对这一目的，所实施的具体举措，分别为：第一，改军府为折冲府。鼎盛时期，贞观年间的折冲府曾多达634座。而每个折冲府内，设立折冲都尉一名，左右果毅各一名，另有长史，兵曹、别将等军官职务。由此可见贞观时期对于府兵的重视。第二，据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于关中设立大量府兵。在全大唐范围内的634座折冲府，其中有270座设立于“关中地区”，除去沿用北周时期所确定的“皇帝亲军”宿卫京城和边防府兵较为集中外，其余的府兵则分散于全国各地。通过在关中地区设立多达270座折冲府，就可看出李世民对于府兵的信赖。

第三，征募富农未改，但调兵则需要皇帝敕书与兵部虎符。前者仍旧是出于减轻国家军需开支的考虑，而后者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中央集权，即使职位再高的将领，要想调兵，若没有李世民亲手所写的敕书和兵部虎符，根本不可能。第四，等到战争结束后，所有府兵一律回到各自所在折冲府。比方说发生一场大规模战争，需要动员多地府兵前来作战，为了防止战争胜利后，将领握兵不还，拥兵自重的情况发生，李世民实施“兵散于府，将归于朝”的政策。即等到战争结束，府兵则各回各府，而领兵将领也要回到朝中，如此一来便最大程度避免了将领权力过大的现象发生。

于是在众多大刀阔斧的改革过后，府兵的社会地位与待遇，均达到自北周创建以来的最高峰，当时的府兵在社会上享有声誉，同时贞观年间国家强盛，又恢复了“可免除赋役”的优厚待遇，作战有功者甚至可获封勋级，而不幸战死者的家属，更可领抚恤。这种军事制度，在古代已经相当开明，而且对于士兵个人来说，从军已然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除了感叹一句府兵强盛如斯外，也足以可见李世民对于府兵制这一军事体系的厚爱与信任。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好像在华夏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总是充满了未知的变数，到了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说句调侃的话，因为国家太安定了，对外战争越来越少，导致府兵的作用越来越小，于是乎很多地区的军府为了能节省开支，干脆舍弃原本应给予府兵的优厚待遇，致使府兵的招募出现阻碍，而等到武则天执政后期，战事又频发，这就导致原本就出现兵员不足的府兵，又因为兵士死伤与逃亡现象的日益增多，而使得缺额难以补充，最终导致府兵的缺额达到唐朝开国以来的历史之最。

再加上睿宗时期腐败严重，导致土地兼并的现象自贞观时期以来最为严重，进一步摧残了均田制的经济体系，而本就依附于均田制的府兵制，结果就更可想而知了。。再到唐玄宗李隆基即位，遍及大唐的折冲府，竟然已经成了一具空壳，乃至于《新唐书·兵志》中如此哀叹：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大意就是说，要打仗的时候，朝廷找折冲府要兵，结果折冲府回话说：早没兵了。于是宰相李林甫上书，禀奏皇帝废除折冲府，“请停上下鱼书”，很快，盛极一时的府兵制，只剩官吏在府，却无兵在内，彻底宣告名存实亡。

到这一刻，存在了将近两百年，帮助西魏，北周，隋唐开疆扩土，保家卫国的府兵制，正式宣告土崩瓦解，它曾经见证了古代军事体系的巅峰，也曾经作为军事力量强大的保证，而在近两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怎奈时代复杂等一系列因素的团团围困，将在大唐兴盛一时的府兵制彻底摧毁，甚至就连“府兵”两个字，一度由兴盛的象征，而最终演变成贫贱者的代名词。此后，府兵制完全被“募兵制”所取代。一个新的时代，徐徐拉开了历史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