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西夏王国无意于问鼎中原 然而意外却让西夏人逐渐偏离了自己预设的轨道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一个政权，表面对辽宋金称臣，实则对内独立称帝。前期与辽和北宋经常发生战事，保持三国鼎立的局面，后期与金并立，末期受蒙古的威胁。

党项人的原始方针

最初的党项人源自川西，和当地的羌人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但迫于强势的吐蕃压迫，他们被迫举族北上。在这段亡命之旅中，早期党项人和鲜卑系后裔通婚，从而得到了“拓跋”这个曾经知名却已中道衰弱的姓氏。得益于唐朝后期的人力资源匮乏，部落首领获得了节度使封号，并以唐朝皇帝封臣的身份为帝国守边。

所以，从封建法理上来说，后来的赵宋作为僭越者是没资格视党项人为附庸的。但西北边区经过千余年的开垦，已逐渐呈现沙漠化趋势。再加上通往内亚的贸易路线被回鹘人截断，使党项人变得日益困苦。彼时的党项领袖拓跋继捧，就因为受不了这种痛苦而归顺了汴梁朝廷。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他将唐朝时赐予党项的封地，卖出了一个好价钱。

自此以后，宋朝就有了对西夏王国的宗主权。北宋君臣虽然不认为自己是唐朝的继承人，但党项人世代受封的三个州却是宋朝必须握住的地盘。考虑到辽国已在东北方向截断了包括代道在内的草原贸易线路，北宋控制党项人的地盘，也就是在为自己维持住去往河西的最后输入渠道。

另一位党项人的强势领袖--拓跋继迁，就无法忍受这种屈辱和分配不公。他率领保守派党项人北上，在沙漠里和宋军及温和派党项人打了一场持续20年的游击战争。通过大漠的掩护和向辽国的暂时臣服，党项人不但顺利夺回了世系地盘，还攻下了宋朝设在西北的养马基地。

为了应对宋军的持续反扑，拓跋继迁选择向西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本人也死在了对抗吐蕃人的战争中。临死前，拓跋继迁不忘告诫儿子拓跋德明，无论如何也要打通河西走廊。因为贸易通畅，才是党项人的生死存亡关键。最后经三代人的努力，党项终于击败了实力相对较弱的沙洲回鹘与归义军势力，夺取了甘、凉、沙三州作。让自己得以在内亚和东亚的传统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

必须坚持的战争

随着党项人的西夏崛起，让汴梁的北宋王朝感到芒刺在背。因为这种“降而复叛”事件的发生，预示着宋朝并不能有效节制那些前唐时期留下的政治实体。已经长期被辽国力压一头的北宋，此后将更无法维持住自己用钱买来的天朝上国形象。党项虽然没有侵入内地州县，但却紧紧握着半个河套与整个河西。原本已经被辽国占据大半的国际贸易份额，如今又被西夏拿走了几乎全部的余额。从此，北宋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就进一步被切断。除了硕果仅存的青海道与南方海岸的广州、泉州，北宋的“国际存在感”被降到了历史最低。唐朝与五代军阀可以顺利进口的军事技术，以后也将被对手卡住脖子。

所以，北宋在保持同辽国的长期和平同时，又将几乎全部的资源都用于对付西夏。不但把党项人的领地称之为“平夏区”，还花费大价钱收买党项内部的酋长来但带路党。同时，宋朝还利用茶马贸易的契机和北部吐蕃人结盟。在侧牵制党项兵力之余，更雇佣了大批吐蕃人充当自己的打手。

宋朝对西北地区的禁军部队也开始十分上心。但早期的军事行动失败后，马上拨出部分财政预算给西军打造更好的盔甲，并要求给当地部队装备磅数更大的弓箭。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西北禁军的装备在配发前都要经过专门的测试。以防次品流入前线士兵手中，影响了对党项人的战斗。

即便如此，宋军还是输掉了之后发生的好水川和定川寨战役。由于王朝本身源自依靠武力篡位的僭主，宋人对专业武士阶层有着本能的不信任和恐惧心理。在汴梁的高压控制下，哪怕是最善战的番将也很难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一次次的大规模野战失利，都让赵家君臣感到十分沮丧。他们不理解为何吞金无数的精锐兵马，还总是打不过看上去如同一盘散沙的边陲小国。但任何停止冲突的建议，都可能被政敌攻击为政治正确。北宋方面就只有改变战略，用一种收效缓慢的方法，慢慢瓦解西夏人的抵抗实力。

此后，宋军开始从各地征发的大量民夫，日以继夜地赶工修筑要塞和工事。沉重的劳役和修筑要塞的军费，让宋朝境内的百姓怨声载道。尤其是靠近前线的陕西与甘肃边区，老百姓过的尤其艰难。宋朝君臣还出于路途和运输成本考虑，优先征调了大量关中人口去前线当兵。到宋神宗时期，西北很多地区的兵民比例已经达到了夸张的1:2！即每两名成年男子中就有一人在军中服役。这不仅让前线军队的开支一路飙升，还严重地破坏了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使本就陷入衰退的大西北变得更加穷困。

为了维持平衡，宋朝又必须不断将全国的资源都堆砌到西北，想尽办法维持当地人的最低生存保障。这又反过来又导致其他地区的赋税加重，使得各地的农民起义贯穿了整个北宋王朝的历史。所谓的积贫积弱，就有这种穷兵黩武策略的推波助澜。然而，优先获得财政支持的西北宋军，依然不过是战力稍稍强于其他地方的同僚而已。

毁灭性的长期战略

终于，在北宋的资源工事面前，西夏前线的局势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整个西夏王国人口不过100多万，却要长期面对几十万的宋军和大量在侧翼虎视眈眈的吐蕃人。同时，军事需要也让宋军进行了部分自下而上的改良。为了加强战斗力，宋朝的西军中云集了大量党项、吐蕃、契丹等外族将领。他们不愿意受制于不懂军事的文官节制，纷纷要求一定程度的决策自主权。汴梁的朝廷为了顾全大局，开放了部分权利给这些跋扈的外族番将。

结果，原本的汉人将军也有样学样，导致整个西军变成了类似隋唐关陇集团那样的封闭圈子。虽然这让汴梁城的士大夫看着有些不爽，却也在客观上提升了前线部队在边境冲突中的水平。大量的城寨和工事，让战争从大规模阵战转为连绵不绝的小规模冲突。获得基层自主权的宋军将领，可以在这种环境下有更好的发挥。

这下，西夏所承受的压力就更加巨大了。他们的南面是步步紧逼的北宋，西面有蓄势待发的吐蕃部族，东面还有维护自身霸权的辽国。党项人就一下子便被逼到了三线作战的地步，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立刻亡国。在拓拔元昊死后，西夏的君主出现了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野心逐渐增强的他们，开始用简单粗暴的东亚帝国式集权来无差别的管理治下所有人口。这就会和保留大量基层权力的部族领袖，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一些忍无可忍的小部落首领，就带着自己的从属投奔宋朝。

他们的离开，也就意味着西夏人口、牲畜和兵力的多重损失。在宋朝一边获得安置后，还经常为宋军提供向导和兵源。这样的不利局面，又促使中后期的西夏君主们继续强化自己的个人集权。同时，他们也对宋朝内部进行各种招降纳叛，由此引来了另一个群体。

塞上的小北宋

宋朝正好是科举制度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巅峰。士大夫阶层正式成型，在宋朝的各地都有庞大的数量储备。所谓僧多粥少，很多士人无法像过去那样依附于世家大族，更没有办法在华山天险一条路的科举中脱颖而出。除了少量家底殷实的人外，这个群体的绝大部分成员都需要依靠做官来给自己谋得生计。

既然留在北宋没有出路，就只能走出去寻找自己朝思暮想的伯乐和周公。于是，大量的宋人士大夫选择出逃到西夏，利用外族君主的集权渴望来缔造自己的金光大道。西夏君主也基本上照单全收，并将他们填补进各级权力体系，将西夏逐步变成了一个塞上的小北宋。相比之下，拥有更多领地和财富的辽国，却没有成为北宋穷书生的投奔对象。契丹贵族也从未想过要让自己变成北方的第二个宋朝。

政治上，中后期的西夏君都主大力推崇本土版的科举制度。他们全力以赴模仿宋朝的官僚制度，设立枢密、中枢、侍中等官职。不同于辽国南京的汉儿权力自治，西夏虽然也有汉、藩官员的区别，但往往只是同一职务的不同表述。西夏汉官担任着重要岗位，也不存在辽国不让汉人官僚进入国家权力核心的情况。大量的汉人官僚和汉化党项人，逐渐取代原本的部落自治传统。他们在地方上实行编户齐民，以方便西夏国君快速压榨地方资源。

军事上，社会结构的改变也让原来西夏军队的基础被严重破坏。党项人开始学习宋朝使用堡垒战略，将编户齐民人口限定在自己土地上建立起的城寨。这些堡垒大的有800名士兵和数千家属，小的则只有几百家属和数十人的守军。全国上下的男性人口，从15--60岁之间都有在城寨里服兵役。每次宋军攻来，忙于耕种或放牧的他们就要拿起弓箭，躲入事先修好的工事中抵御。同时也要点燃烽火，呼叫野战部队的支援。最后，几乎和对面的宋军一模一样。

经济上，频繁的战乱和宋人的市场封锁政策，都让西夏越来越难从内亚获取大量的金银。各种苛捐杂税越来越多，除了学宋朝进行盐和酒的专卖，连民间的说媒、结婚和生育也都要收税。全都是为了弥补愈发捉襟见肘的财政。但这样的短视政策，只会进一步造成西夏国内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凋敝。

由于后期的商业税加到了1/10，使得回鹘商人都怨声载道。因为这在古代社会，已经是非常高的商业税了。结果，商团开始避开河西走廊，纷纷绕道鄂尔多斯草原的代道和南方山麓间的青海道。原本应由西夏人享用的商业税，就被辽国和北宋联手笑纳。

为了弥补低生育率带来的兵源损失，西夏还破天荒的组建了专门用来抢夺人口的“擒生军”。他们的任务就是去边境掠夺人口回西夏当兵或耕种。除了成年劳动力外，小孩与怀孕妇女也是重点劫掠对象。至于被掳的人来自北宋、吐蕃还是蒙古、突厥，就并不在西夏人口贩子的考虑之列。

军事实力的严重退化

尽管西夏君臣们绞尽脑汁，还是没有办法遏制自身的结构性衰退。直接结果，就是作为精锐的铁鹞子骑兵开始出现兵源开始枯竭现象。在西夏鼎盛时期，常有3000名具装骑兵伴随国君左右。他们是国王的禁卫军，也是西夏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核心力量。这些人往往出身贵族，从小跟随父辈们在自家领地练习骑马射箭。每隔一段时间，西夏国君都要派人考察他们的搏击、骑术与射击水准，并选拔优秀者加入铁鹞子服役。那些没有希望继承父辈领地的贵族次子，就将加入铁鹞子视为最高荣誉。

但随着西夏逐步完成宋朝化变革，贵族领地都变成国王的直辖地。供养铁鹞子们的社会环境，被西夏人自己动手拔除。到了王朝末期，国君惊讶地发现，已经没有办法再组建起成建制的具装骑兵了。至于西夏赖以抵御宋军的戈壁沙漠，也开始成为困住党项人自己的牢笼。固定的几片绿洲农业，生产能力有限，还非常容易成为被针对的攻击目标。

宋军在补给充分的前提下，可以动员大部队突袭其中任何一个。同一片绿洲里的堡垒，还容易被宋军切断相互支援的联系。其他地区的援军，又因为缺乏重装部队而很难打破大部队封锁，只能坐视宋军一个个地拔出己方堡垒。虽然宋军的战斗力也不能保证自己十拿九稳，但在经年累月的软磨硬泡之下，西夏人的地盘还是处于稳步缩水之中。最后，还是女真崛起带来的一系列国际格局动荡，给了西夏以长久的喘息机会。

在北宋被女真人灭亡后，还有大量的党项人口被一同划入了金帝国版图。由于女真军事贵族的数量有限，他们经常从治下部族中抽调“签军”作为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结果，当金国君主询问签军应当征收哪些人口时，所有的女真将领都无一例外认为汉儿相较于党项人更加勇敢。无论是生活在辽国南京与西京的幽云汉儿，还是部分在战乱中选择投靠金国的北宋军队，都被认为比党项人更加善战。至于被委以养马重任的契丹人，就更在退化的党项人之上了。

非常讽刺的是，到了西夏和金国的末年，同样退化的两者还发生了不情愿的军事冲突。早已不复当年之勇的党项，被迫臣服于新崛起的蒙古。由于战斗力低下，他们在蒙古阵营中的地位也远远不及投靠而来的契丹、回鹘和突厥贵族。所以只能作为具有牵制性的炮灰使用。尽管金国使者苦口婆心，西夏还是逆来顺受的为成吉思汗发起了侧翼进攻。最终，无可奈何的接收亡国噩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