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这个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王朝灭亡。许多人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崇祯帝。然而明朝灭亡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
大部分历史上的亡国之君,总会遭到人们的唾弃,因为他们往往穷奢极欲,不顾百姓死活,最后落得身死国灭。可有一个这样的帝王,死后却博得了人们的同情,他就是明朝的崇祯帝。崇祯皇帝勤勤恳恳,想有一番作为,可惜他接过的是一个被好几代祖宗给败得差不多了的烂摊子。从崇祯的苦苦挣扎,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剜心之痛,至于明朝这个庞大而又笨拙的帝国的灭亡,锅实在不应该让崇祯一个人背。
祖制让明代成为了笨拙的帝国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建立了不朽功业,还体恤百姓,这都是应该承认的。但是,也正是由于出身环境,朱元璋对财政、金融和贸易很陌生。朱元璋认为是他的英明神武把元朝揍趴下的,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元朝后期的财政大崩溃。他有样学样,跟宋朝与元朝一样,发行了“大明宝钞”这种纸币。
朱元璋淳朴地认为,纸币是个好东西,能印就能花,想印多少就印多少,这背后的逻辑他没搞懂,当然他也没兴趣。所以,奇葩的“大明宝钞”问世之初,就没有准备金。也就是说,你可以用手上的真金白银按照既定的汇率,去换得大明宝钞,但如果你想用大明宝钞按照相同的方式去换取真金白银,对不起,这是不可能的。
老百姓就算再傻,也不可能看不出来,人们在市场交往中,发现“大明宝钞”毫无说服力,自觉抵制,仍旧采用金银铜钱交易。不得已,朱元璋动用自己的权威蛮横地干涉,禁止民间金银交易。经过多次折腾,朱元璋貌似也窥得了货币的一丝门道,只是他身上固有的小农意识也出现了,他在政府花钱时尽量多用纸币,在收钱时少收纸币。
比如民间在缴纳商税的时候,规定百分之七十用纸币,百分之三十用硬通货,民间为了凑齐缴纳的硬通货,得花大量的纸币去兑换,不出意外,“大明宝钞”出现了大贬值。朱元璋设计的这种制度还是有公平之处的,因为除了坑百姓,坑起官员来也毫不手软。官员原来的俸禄是用粮食支付的,但到后来,一部分变成宝钞,宝钞贬值了,能够换得的粮食自然也就少了。为了最低的生活保障,在民间抵制与官员的疾呼下,明朝确立了银本位。
商业贸易的发达与过度产业化
明朝朝野呼吁建立银本位,恰好赶上了西方大航海时代的贸易浪潮。西班牙人占领了白银储量最高的国家墨西哥,开辟了以菲律宾为跳板、往来于中国与日本的贸易路线。但是,明朝皇帝在对外贸易中,根本不了解宋元时期的规则。在明朝皇帝看来,他们都是仰慕中国文化前来朝贡的,所以就算是西方的商人也必须伪装成朝贡的使者。
朝贡的使团献给明朝帝王礼物,明朝帝王再赐予这些使团价值数倍的回赠,长久下来,明朝一直是亏本买卖。宋元时期赚钱的外贸,反而成了明朝皇室的包袱。中国的近邻日本与北方的蒙古,也把明朝当做冤大头。明朝的应对是减少日本的朝贡次数,压低日本朝贡货物的价值,正常的贸易受到了打击,日本人随机对中国的沿海地区开始了走私和海盗攻势,东南沿海的倭乱开始了;同样,明英宗发现蒙古的朝贡使团有半数以上是冒充的,所以只按照规定人数给予赏赐,这下激怒了也先,才有了后来的土木堡之变。
明朝开始在沿海实行严格的海禁,在西北也不断与蒙古有战争摩擦。可是,无论是朝廷宰辅徐阶、张居正还是地方名臣海瑞,都认为对于白银储量不高的中国来说,“开矿不如市舶”。所以,隆庆年间,开放了海禁,又在西北与俺答汗“封贡互市”,困扰明朝的倭乱与边患竟然一下子减轻了不少。这样,大量的白银开始涌入中国。
西班牙人从墨西哥带着大量的白银先到菲律宾的马尼拉,然后到达中国的东南沿海,购买中国的货物后,一部分回到马尼拉,一部分到日本。之后,将中国货物转手卖给日本,日本兵库县的白银通过西班牙人之手,再次采购中国货物的时候,也流入了中国。
流来流去,白银还是流入了中国,明朝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
被高估的张居正改革
既然商业收入这么多,照理说,明朝应该把商业税上升到主体地位才是,可是这个老牌的帝国并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也没有一丝改变的想法。因为,商业税是个流动性强,变化特别大的税种,这需要明朝彻底抛弃对商业“四本之末”的看法,再配套以专业的官僚队伍。只是,在动态的社会里,明朝依旧选择以静态的方式来应对。
明朝的税收主要来源依旧是土地,毕竟土地数额变化在短时期没有商业营收那么巨大。朝廷从战乱恢复的洪武年间到太平的嘉隆万时期,人口与土地都应该增长才对,可官方的数据却瞠目结舌,人口与土地还减少了。原因就在于朱元璋将大量的田地赐予自己的子孙和勋贵,而后世的皇帝还要兼顾外戚,这些人都不用纳税,他们占领大量的田地尚且不满足,总是想办法兼并普通百姓的田地。偏偏,明朝又是一个不抑兼并的朝代。
此外,地方官员还藏匿田地,有“黄册”和“白册”的区别,黄册用来应付上级,记录的人口与土地数额较少,需要缴纳的税额自然就少;白册是实际记录数额,地方官员的征税依据。这其中的差价,毫无疑问是被地方官员中饱私囊了。张居正的改革是在帝国财政一团乱麻的前提下,解开了几个死结,尤其是通过“考成法”给地方官员压力,清量土地,再通过“一条鞭法”,将所有的税额和劳役折合成银两,每年只征收一次。
这种方法减少了扰民,简化了手续,有利于征收税赋,加上白银涌入,确实让民间也受到了惠及,所以政府的收入大幅度增加。这才有了万历年间“三大征”的底气。只是,张居正并未想过发展经济,也没有给民间经济松绑的意图,只是理清了税基:土地!
后世的明朝帝王在需要应对突发事件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按照土地数额,每亩增加多少税收的范式来应对财政危机。所以,从张居正开始,就没有下定决心面对商业发达的现实,也没有尝试将商业税作为主要来源,毕竟这已经是现代化国家的范畴了,张居正受到时代的局限,并未看到当时全世界的变化。
农民起义不断
因为对外贸易的兴盛,丝绸与茶叶成了重要的外贸产品,东南沿海的土地不再种植水稻,纷纷改种经济作物桑树、茶树。加上,明朝依旧靠土地征税,这让更多的百姓干脆离开土地,从事商业以及手工业。江南的经济一派繁荣,但粮食产量却是逐年降低的。而在中国的西北,农村依旧靠农耕为生,他们的负担依旧没有减轻,因为这中间还涉及了一个铜钱与白银的汇率。
丰收的年景,农作物价钱肯定比较贱,必须用更多的粮食换取铜钱,即使铜钱与白银的汇率是不变的,换取同样的白银,百姓们也付出了更多的粮食。更何况,朝廷往往在丰年会加收银两,这样百姓付出的铜钱也不少。那么,灾荒的年景,农作物价钱贵了,铜钱的价值就会低,这会造成白银对铜钱的汇率上升,换取同样的白银,百姓们也付出了更多的铜钱。
但是,农民在丰年依旧没有存粮,更何况是荒年,所以流离失所在所难免。彼时,西班牙在海洋上被英国击败,导致明朝不再能从墨西哥进口到白银。“屋漏偏逢连夜雨”,“小冰河”的气候也让明朝深受其害,粮食大量减产,所以西北民变发生后,朝廷既无钱赈灾,也不能调拨东南沿海的粮食往西北。
本来,西北的农民就够惨了,但为了应对女真在东北的挑衅,支付辽东军队的军饷,崇祯依旧只能选择加征土地税。西北的农民,终于忍无可忍,胸中奔腾的千军万马爆发了,最后李自成埋葬了大明王朝。
魏忠贤还活着,能给明朝续命吗?
时下流行一种观点:“东林代表江南大商人利益,个个富得流油却抗拒商税,导致明朝国库没钱,因此灭亡”。魏忠贤是主张对大商人征税的,假如魏忠贤活着,崇祯不至于因为钱窘迫,所以,东林党是明亡的直接推手。实际上,即便崇祯要对富商征税也很困难。大量流入的白银,绝大部分肯定在富商手中,这些富商靠着资本积累,与朝廷高官互相勾结,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早在嘉靖年间,东南的富商就能够与朝廷高官联合排挤抗倭名臣朱纨,导致朱纨自杀,可见,他们的影响力有多大。因为地域的原因,很多人便认为东林党与富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诚然,东林成员都是中小地主,但有些人家里也兼营点小商业,总体上来说家产不多,如东林领袖顾宪成的家产不过三百亩地,还要跟兄弟均分;这样的家产状况顶多只能说是中产阶级,还有更穷的,邹元标家里就很穷;顾大章家连奶妈都请不起;缪昌期家里破产,连参加科举的盘缠都是朋友资助的;杨涟考上进士前要自己种地,差点累死在地头。除李三才等极少数人外,东林人士基本都是清官,死时家产也不会比继承的祖业多多少。
所以,东林人士代表的是中产阶级和贫民的利益,并没有代表江南大商人的利益,相反东林人士的对立面倒多是大商人出身。明朝皇权极强,皇权派生出来的宗室、外戚、宦官利用特权垄断商业,兼并田地,与民争利,皇帝还生怕他们过得不够好,万历给李太后的老爹李伟赐田七百顷,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一次赐田三百顷。
东林排挤的许多内阁大学士家大业大,内阁首辅王锡爵就出身江南巨商,有田万顷,奴仆千人;之后的内阁首辅朱赓是绍兴山阴人,父亲是知州,自己也不廉洁,把山阴县的良田美宅全部侵占,有奴仆几千人。这些人,皇亲国戚不用上税,内阁辅臣凭权势逃税,还庇护其亲戚党羽逃税,东林人士反而是建议要少给皇亲国戚赐田,要向富商豪绅收税,免得他们把税收转嫁给百姓。
崇祯帝募捐的时候,一丁点儿银子也募不上来,但是周奎、朱纯臣、张维贤等一毛不拔的勋贵都不是东林党,倒是英勇殉国的范景文、李邦华是东林成员无疑。
再说阉党,崇祯年间当政的温体仁、祸乱南明朝纲的马士英、阮大铖,可是典型的“魏党马党”,当这些人见清军势大,提前逃跑的时候,倒是杨涟的弟子史可法战死在了扬州。较之魏忠贤以及后来的温体仁,东林根本没有真正、完全、彻底掌握国家政权,又遑论治国理政。比起魏阉,东林与最高权力始终隔着一层,如果没有东林党的制衡,魏忠贤及其党羽会更加肆无忌惮。
明朝亡于内外交困,首要问题是没钱,而缺钱的原因很大方面是没跟得上时代潮流。就连张居正那样能力强的人,也是对帝国修修补补,没有敢从源头动刀。如果从源头动刀,对富商征税,除了相应的体制要适应外,还要做好应对朝廷勋贵的责难,很显然,张居正没有这个魄力,或者说张居正也受到了时代限制。因为无法进口白银,造成了经济大崩溃,加上自然灾害,激发了民变,再加上新兴的女真政权。所以,明朝灭亡,成了大势所趋。
一个朝代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综合原因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能够撼动。明朝的灭亡,是多种人为因素交织在一起,自然灾害使这一切问题暴露并加重,至于晚明朝廷的无可救药,与东林党并无太多关系,魏忠贤比东林党更能理财、其党羽比东林党更能打仗的这种说法,更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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