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既是两朝帝师 更是甲午罪魁 坑了李鸿章一次却坑了李鸿章一生

翁同龢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曾担任晚清同治帝、光绪帝的师傅，主持宫廷教育长达40年，为培养同治、光绪两帝付出了巨大辛劳。他曾两次担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还长期担任工部、刑部、户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等重要职务，既管外事，又管内政，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权贵人物。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宋朝大学问家汪洙所撰《神童诗》的开篇之作，千百年来这种将读书神圣化和功利化的词句，所谓“穷文富武”，读书大概是最为俭省的出路之一。然而，读书是有层级的：秀才，举人，进士……很多人一辈子只能止步于认字阶段。众所周知，读书人最顶尖的荣耀，莫过于高中状元、大魁天下的状元及第了。宋代的尹洙和韩琦都曾说过状元的荣光：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及矣。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名者，方为好男儿！

对科举时代的读书人来说，状元及第简直是梦幻般的开始，从此便开启了青云之路。史载有清一代，由状元至大学士者有十三人，军机大臣者七人，任总督、巡抚者九人。读书人还有其他荣耀堪比大魁天下、入阁拜相吗？答案是有，做帝王师！大魁天下、入阁拜相、做帝王师，便只做成一件也是风光无比的大人物，何况三者兼备？在晚清的历史上，便有一位三样俱全的人物：他姓翁，名同龢，世人称之为翁师傅。

在晚清的变革大潮中，翁同龢大概是被后人称许最多的高官之一。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后世称许他，总会有些道理，且让我们来看看翁同龢先生的辉煌人生：

出身名门、根正苗红——翁同龢之父翁心存，是道光进士，历仕三朝，任过五部尚书，两度为相，又咸丰帝的老师。其兄翁同书、翁同爵皆曾官至巡抚。

状元及第、官至宰辅——咸丰六年翁同龢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官刑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子承父业、两朝帝师——继父亲之后，翁同龢出任了同治帝与光绪帝的老师，慈禧太后将亲生儿子和非亲生儿子都交给了他教育，这本身就是莫大的荣宠。

清流魁首、士林领袖——翁同龢前后充乡试考官、会试总裁等职务，参与主持科举考试长达40年之久，加之其父亦曾主持科考，可谓门生故旧遍地，也让他成为清流领袖。

“变法维新第一人”——翁同龢向光绪帝推荐了康有为，并主持起草戊戌变法期间的第一道诏书：《明定国是诏》，变法伊始却被开革回籍。

道德文章、世传书法——翁同龢著有《瓶庐诗稿》、《翁文恭公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其书法纵横跌宕，尤为世人所重。

一百多年来，翁同龢始终以这些伟光正的形象存留在教科书、影视剧中，尽管这些形象并不是真实的翁同龢，却一点也不妨碍他正面形象的深入人心。

1898年6月15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戊戌变法第五天。这一天，京城与以往并无不同，只是从半夜便开始下起了雨。这一天，还是翁同龢这位当朝帝师、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的68岁生日。此前两天的6月13日，光绪帝刚主持了戊戌年的状元廷试，状元郎姓夏，名同龢。这引起了皇帝极大兴趣，回到宫中立马召来了翁师傅：“今科状元叫夏同龢，与师傅同名，真是本朝佳话，简直就像上天的安排嘛！”

6月14日，皇帝与太后赏给翁同龢的寿礼到了，“先期赏赍，极为优渥”。太后特别赏赐了一柄纱葛折扇，让翁老爷子十分感动。6月15日，翁同龢像往常一样入宫上班，批阅各地报来的奏折。一切直到早朝准备进入会议大厅，忽然起了变化：宫中主事说，皇帝请翁师傅暂时不要进来！

翁同龢等在外面闲坐看雨，他万万想不到他等到的，将是一份宣告他政治生涯终结的朱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於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於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变法开始了，翁同龢却出局了！这究竟是谁干的？

在传统说法中，翁同龢是被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赶走的，目的是斩断光绪帝维新变法的左膀右臂，是慈禧太后、荣禄们在变法正式开始前便蓄谋已久的阴谋。这说法的提供者是康有为，时间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时间点：在此之前，康有为等人对翁同龢的出局并没表示过同情。难道翁同龢真是被慈禧太后踢出局的？他又为什么会出局？难道真因为“喜怒见於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历史的考证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翁同龢的出局，与慈禧太后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光绪帝的亲力亲为，而原因也不在戊戌年，而在甲午年。甲午之战后，翁同龢的出局便已注定，只是一切还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我们先来看看戊戌政变后，朝廷针对翁同龢的另一道上朱谕：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罪无可逭。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甲午之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永远的伤疤，而罪魁祸首，莫过于翁同龢。甲午战败不是因为李鸿章吗？不是因为慈禧吗？翁同龢不是一直伟光正吗？怎么成了甲午的罪魁祸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

时人经常将翁同龢与李鸿章相提并论，比如这副流传颇广的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合肥是李鸿章的故乡，常熟是翁同龢的老家。宰相与司农则是二人的官职，李鸿章是协办大学士，称为宰相并没什么错，翁同龢是户部尚书，古称司农，也是允洽。按说大清国江河日下，离不开这两个人，李鸿章主持洋务运动数十年，却落了个甲午战败的惨淡收场，说他让“天下瘦”也还罢了，可翁同龢怎么让“世间荒”了？他，可是大大的忠臣啊！

可惜，这印象大错特错！翁同龢是科举制度下产生的守旧派老官僚，他所在意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害和官位前程，对国家从没有半点上心——不可否认，翁同龢的书法远超同侪，仅凭书法，他就可以不朽！然并卵，晚清那个变革的大时代，需要的不是一位书法家，而是勇于任事的实干家。翁同龢也许什么都能，恰恰不能的正是实干。

这位“大大的忠臣”简直就如个小丑，甚至对国家、对政局一点有益的事情也没做，反而到处添乱，堪称晚清最大的搅屎棍！李鸿章是实干家，兢兢业业，却成为了汉奸卖国贼；翁同龢是清流领袖，并作为那只看不见的黑手四处搞事，却成为了近代史上的正面人物。历史，就是这么不公正！翁同龢最大的一个错误，便是挟私害公，导致甲午年的一发不可收拾：他与李鸿章之间的宿怨屡谋报复，导致李鸿章不欲战而他迫其战，至于国事，和他翁师傅有什么相干？

胡思敬《国闻备乘》中记有《名流误国》条，备述翁师傅在甲午之战中的负面作用：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同龢旧傅德宗，德宗亲政后，以军机大臣兼毓庆宫行走，尝蒙独对，不同值诸大臣不尽闻其谋。通州张謇、瑞安黄绍箕、萍乡文廷式等皆名士，梯缘出其门下，日夜磨砺以须，思以功名自见。及东事发，咸起言兵。

是时鸿章为北洋大臣，海陆兵权尽在其手，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孝钦以旧勋倚之。謇等仅恃同龢之力，不能敌也。于是廷式等结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进言于上，且献夺嫡之谋。妃日夜怂恿，上为所动，兵祸遂开。既而屡战不胜，敌逼榆关，孝钦大恐，召同龢切责，令即日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同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归乃不敢言战。后卒派鸿章东渡，以二百兆议和。自是党祸渐兴，杖珍妃、谪志锐、罢长麟，汪鸣銮、同龢亦得罪去，謇及廷式皆弃官而逃，不敢混迹辇下。德宗势日孤而气日激，康、梁乘之，而戊戌之难作矣。

如果你以为这是孤证，那你就错了！翁氏弟子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的记述，更是让人触目惊心：是时张季直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合肥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余复自天津旋京，往见常熟，力谏主战之非，盖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奖借者也。乃常熟不以为然，且笑吾书生胆小。

余谓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常熟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余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常熟言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余见其意不可回，遂亦不复与语，兴辞而出。“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翻译过来便是：我正想看看他是骡子是马，将来好有整顿他的余地啊！真是杀人不见血，磨刀霍霍向鸿章！厉害了，我的翁师傅！

翁同龢与李鸿章到底有什么过节？让他置国家于不顾，非要将李鸿章置于死地呢？这事儿，还要从翁同龢的大哥翁同书说起。咸丰十年，翁同书职任安徽巡抚，定远之役弃城而走也就罢了，更引发了影响恶劣的苗沛霖寿州兵变，导致局面一度不可收拾。曾国藩准备参劾翁同书，可翁同书毕竟是当朝帝师翁心存的长子，在做事总留三分余地的官场，如何上本如何措辞，实在是一件颇为让人思量的事。

有道是“有事弟子服其劳”！李鸿章为老师写了这道本章，摆事实讲道理，将翁同书的罪责定为了铁案，甚至怕皇帝抹不开脸，还写了些“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壮盛，瞻顾将就”的话，将咸丰皇帝的回旋余地堵死了。翁同书被判了斩监候，翁心存一病不起，翁家差点就败在李鸿章手里。平心而论，这一切的过错当然始于翁同书，可翁同龢会这么想才怪。

翁李二人同在中枢，低头不见抬头见，自然有许多交往，翁同龢甚至还送给过李鸿章一副对联：中国相司马矣，老子其犹龙乎。翁氏是学问大家，写对联也是信手拈来：上联用《司马光传》里的典故，说的是司马光拜相，辽、夏两国不约而同对边境长官说：“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司马光做了宰相，不要轻易生事、开启边境冲突。下联则用《史记》中孔子问礼老子的典故，将老子比作像龙一样高深莫测——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

这对联充满了对李鸿章的溢美之词，只看对联，谁都想象不到翁对李有父死兄谪的大仇。文化人的睚眦必报常常深埋在心里，只等待着时机的成熟。甲午一战，他终于抓到了李鸿章的小辫子，却也将晚清拉到了沟里。

1898年5月29日，农历四月初十，距离戊戌变法开始还有13天，恭亲王奕䜣去世了。爱新觉罗·奕䜣曾是大清帝国改革开放的掌舵人，被中外人士公认为清政府中的开明人士，他是晚清洋务政策的主心骨，是平衡满清皇室内部纷争的节拍器，更是一位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可是，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病死了。

像所有宰辅重臣病重时的桥段一样，慈禧太后与光绪帝曾向恭亲王问起了身后事。皇帝为即将开始的变法向恭亲王征询意见，并问朝中人物谁可大用？恭亲王先提到了李鸿章，但合肥相国积毁销骨，一时难以重用，他认为就目前而言，中央只有荣禄、地方上只有张之洞、裕禄三人“可任艰危”。光绪帝专门问起了老师翁同龢，是否可以担当大任？

恭亲王斩钉截铁地说：翁就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是他让清政府“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他对翁氏的评价是很重的八个字：居心叵测，怙势弄权！恭亲王死后十七天，翁同龢被双开回了常熟老家。一直以来的说法，都归因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与光绪帝为首的“帝党”的权力斗争，翁同龢出局是削弱光绪的力量。可惜，这种被广泛接受的论点，其实是天方夜谭。

恭亲王临终对翁同龢下了断语后，光绪帝决定亲自看看翁师傅的政治品格，谁想人性都是不能试的，你非要试试那一定会大失所望。在恭亲王去世前三天，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变法维新的著作，翁同龢忽然一反常态地表白说：自己与康有为并无往来！

卖糕的，翁师傅，你这是欺君你知道吗？光绪帝一定以为自己听错了，他清楚的记得，就在不久之前，翁师傅还不知一次推荐过康有为，夸康氏的才能比自己强十倍。光绪帝又问，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氏答，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光绪帝的心头肯定有一万头草泥马奔驰而过，他不禁有些发怒了：你先前将他夸得跟朵花一样，现在他成了居心叵测的小人，那你之前为啥不说？翁氏回答说，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才有了这样全面的认识。

第二天，同样的剧情再度上演，翁同龢的回答一如昨日。翁师傅对康有为人品的评价之前后不一，恰恰印证了恭亲王对翁氏政治人品的断语，也让光绪帝对这位老师印象极差：在光绪帝的心中，翁同龢已经出局了！

翁同龢为什么对康有为的评价前后不一呢？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翁氏之所以对康氏前后评价截然相反，恰恰是他的“聪明”与“巧妙”。正如翁同龢的发小儿潘祖荫所说：叔平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亦愚不可及。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将来必以巧妙败，君姑验之。

比朋友认识更清楚的是政敌，荣禄对他的评价是：常熟奸狡成性，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南，与合肥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常熟则仍做伪君子。刻与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翁同龢出局了，他还将过上六七年“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困顿生涯。当然啦，对他这样的大人物而言，所谓“严加管束”，不过是一纸空文。官场讲究班辈，苏州等地的地方官大多曾是翁同龢的下属或门生，对他依然保有敬重和礼待之情。

不过，没有羁勒并不等于舒心。对他这样好名的人物，晚年的日子其实颇为寂寞，尽管他的日记中似乎晚景颇为热闹。在自挽联中，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这两条都出自《论语》中的典故，表达了他对死亡的坦然，但千万别被他骗了，他远没有自挽联中那么豁达。

不信，看看他的绝命诗：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1904年7月3日，农历五月二十，翁同龢病逝，享年七十五岁。翁氏生活的时代几乎和晚清相始终，可惜，他对晚清的建设远远不如他的破坏作用。更可惜的是，历史不能假设，否则翁同龢若早死上十年，晚清的历史说不定会是另一番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