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为何能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商帮 纵横天下 称雄商界五百余年？

晋商通常是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主要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明清晋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捐输助饷、购置土地、高利贷资本等方面。与潮商、徽商并称为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曾经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场五百年的晋商，在中国民族商业史写下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与徽商、浙商、苏商、粤商并称明末清初五大商帮。正是这些中国传统商帮群体，这么多行商坐贾的优秀品质，这么多成功或失败的商业经验，造就了中国商业的不朽传奇。

晋商是指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从事商业活动的山西人。在明清时期，一代又一代晋商，以过来人的胆略和超人的智慧，将中华文化的和谐理念、诚信经营融入到商业实践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他们将晋商精神贯穿到自己诚信理念、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达到了天衣无缝、珠璧联合的最高境界，成为我们今天经商取之不尽的智慧源泉。

提起晋商，人们往往首先会想起山西众多的大院，如祁县乔家大院、太谷三多堂、榆次常家庄园、灵石王家大院等，这些豪华的宅院见证了晋商昔日辉煌的成就，晋商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一个“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传奇商帮，创造了东渡日韩，北达俄蒙，西越天山，南抵东南亚各国开展外贸活动的辉煌历史，留下一个又一个的商业传奇，在中国商业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早年发家史

早年晋商的辉煌客观上得益于明清王朝政策的变化。明朝初年，为了保卫北部边防设了“九边”，80多万强军和30多万匹的战马给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洪武三年开始实行以粮换盐引的开中制，山西处在中原地区与蒙古的交通要道上，自古就有经商传统的山西人自然就适应这种需要到边防重镇去发展贸易。

明代中期，在辽东和张家口分别开放东西马市，对晋商以盐业为主转向多种经营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说，晋商的活跃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历史文献多有记载，明人王士性曾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指的即是十六世纪末叶的情形。

1690年，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时，晋商范毓滨为输送军粮立了功，被授予二品官衔并取得了对蒙、俄贸易的特权，这就使得晋商进一步拓开了西北市场。这时候，晋商财富的大增自不待言。可以说，清代初期，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穿越了大陆，山西商人被称为“西帮”。

清代，山西商人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就这样，晋商靠其诚信，靠其智慧，再加上坚韧不拨的毅力，很早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日后“山西票号” 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资金基础。

在票号产生之前，商人外出贸易全要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也得靠镖局把现银运回家，不仅费用高而且不安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晋商雷履泰经营“西裕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于是就有人在北京将银钱交给西裕成分号，由经理写信给总号，再在平遥总号取款，实现异地汇兑。

开始这种异地拨兑只限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后来，雷履泰觉得这是一条生财之道，就创立“日升昌”，业务也由单纯的汇兑发展为吸收存款和放贷，生意一派兴旺。有了“日升昌”的经验，山西商人纷纷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覆盖全国、融通天下的山西金融业。在一百多年前，晋商就创造了如此的辉煌业绩。

晋商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从客观上分析，固然有其地理环境因素和历史因素，然而山西商人发展的主观因素却更为重要。山西商人有着独特的精神气质，比如诚实守信、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等等，我们将其概括为“晋商精神”。正是这些“晋商精神”支撑并推动了晋商数百年来的商业领袖地位，可谓晋商之魂。

笃实不欺，信义为本的诚信精神

诚信是商业的首要秩序，也是晋商精神中最宝贵的财富。晋商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信义为本，禄利为末”，“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经商虽然是以盈利为目的，如果坚守道德信义的根本，定能成功。

晋商之“信”：一是利以义制、立信为本。晋商在经营上不惜折本亏损，也要保证信誉。晋商在经营过程中能够非常恰当地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坚持义利统一。晋商训道中一句流传最广的口头禅，就是“信义为本，禄利为末”。“信”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它对广大顾客有强大的吸引力，以致各地百姓购买晋商的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这是晋商商业兴旺发达的源泉。二是守信为用、崇尚信誉。商业交往离不开“信用”这条纽带，恪守信用，维护信誉是商贸往来中必须遵循的商业道德。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钱不骄傲，赔本不气馁，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有了信用，才能赢得客户。

不畏艰辛，敢冒风险的开拓精神

从晋商的发家史看，大部分起于寒微。为凑足经商本钱，有的不惜举家筹资，有的甚至靠变卖妻子的首饰筹措。由于本小资薄，他们迫不得已从肩挑负贩艰难起步。为取微利，他们别妻舍子、餐风饮露、冒险跋涉。在务实理念的支配下，在崇商观念的支撑下，晋商不畏艰辛，走蒙疆，下南洋，渡东瀛，充分体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忍不拔的精神风貌。

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

在“努力自强，无少偷安”的精神鞭策中，在创家立业、光宗耀祖的前景激励下，他们不满小富，父创子继，遍历路途的凶险危机、商场的尔虞我诈，吃苦中苦，尝难中难。晋商正是以这种“辟开万顷波涛，踏破千里荒漠”的开拓进取精神纵横于国内外商场，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了清代，晋商已遍布全国大小城市，几乎占领了全国市场。与此同时，晋商势力还伸向俄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和南洋各地。因此，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和衷共济，团队合作的群体精神

山西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先秦时期儒家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晋商对血缘关系更为认同和重视。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晋商的先辈们为使自己所创的家业，能够传续下去，总是严格地按照嫡庶之分，将其家业传于自己的嫡子嫡孙，并且从对内亲和外戚的区别上，先择其内亲辅佐经营，而后才是外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个在血缘关系上以嫡系为核心、以内亲为基干的经商世家或商贾望族。

清末，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国内外商业竞争力量也在加强。如中俄恰克图贸易，长期以来一直为晋商垄断，商号最多时达120余家，各商号组合成商会，维护共同利益。各店如同一家，一致对外，与同行竞争，使外帮势力无法涉足其间。晋商正是凭借着群体的力量，避免了因势单力薄带来的困境，减小了在陌生环境下的经营风险，同时进行同行间的经济管理和协调，避免内部争斗，一致对外，从而创造了一个个的商业奇迹。

审时度势，灵活多变的务实精神

明清晋商成就斐然，与其经营谋略应用得当有关。他们正确吸收古人经商经验，在经营活动中善于审时度势，灵活机动。

明代蒲州商人王海峰，当蒲州人大多西到秦陇、东到淮浙、西南到四川经商时，他却深思熟虑看中了到人们不愿意去的长芦盐区去经商。当时长芦盐由于官僚显贵、势豪奸绅上下勾结，使这一盐区的运销不能正常进行，商人纷纷离去。但王海峰在了解该盐区运销史、盐政情况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断然决定在长芦盐区经商，并向政府提出了整顿盐制、杜绝走私的建议。后来，长芦盐区经过整顿，盐的运销又繁荣起来，盐商又蜂拥而至，长芦盐区的税收也随之比过去增加三倍多，王海峰也成为这一盐区的著名富商。

又有盂县商人张芝，尤善审时度势，“时邑帽贾素有毛毡冠于南者，值吴三桂反，道梗莫敢行，芝出廉价收其货毅然往，至半途适藩削平，国家偃武修文，货售如流水，……家计因之而裕。”洪洞人王谦光经营山东盐，“累致万金，时盐运日弊，知已不可为，乃决计弃去。后山东盐务果益疲，商大困，人自危，时谦光谢业已久，不受其害，人皆服谦光远见。”这些例证都说明，善于审时度势，是经商成功的必要条件。

爱国爱民，兼济天下的奉献精神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初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曾说过：“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在晋商兴盛的500年中，晋商继承了民族自强的优良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最突出的是光绪二十四年 ，英帝国主义的福公司与山西政府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资源章程20条，对山西的矿产资源进行掠夺。

面对这种丧权辱国的情况，山西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争矿运动。以祁县三晋源票号财东渠本翘为首，联合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从英国人手中争矿、赎矿。持续十多年的斗争，晋商终于冲破层层压力取得了胜利，这场斗争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反帝爱国的壮举，被史学家称之为是“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

不少商人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对自己的员工也提出了经世济民的要求。乔致庸对票号里的伙计要求很高，他教育雇员不仅要有远大的目光，而且要有真才实学，心里要时刻装着老百姓，为老百姓排忧解难。在乔致庸看来，人的抱负越大，他追求的目标就越大，越能考虑到全局，考虑得长远，事业之基才能昌盛永固。即使店里的普通伙计，都应有崇高追求与社会责任心。而乔致庸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胸怀天下，经世济民，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以此作为自己毕生的壮志和追求，才使乔家的资财富甲天下，事业鼎盛辉煌，乔致庸也成为清末最富有的商人。

总而言之，晋商以“凌绝顶”的眼光和魄力，敢为人先，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做别人不去做的生意，创别人没去想的行业，从而将商业影响力发挥到极致。以行业高端和高端行业的绝对优势，创造出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时代影响力。

著名维新人士梁启超认为：“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夸于世界人之前。”

晋商，作为一段历史，她已经翻过去了。晋商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索和回味。晋商的诚信观念，晋商的儒学精神、和谐理念、强者意识等等都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学习和效仿的。

明清时期，政府对于商业活动并不是十分的鼓励和支持，晋商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靠自力自强、含辛茹苦寻找一切机会，把最强的坚韧性和最大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灵活、善于和政府打交道的公共关系能力逐渐变为他们的文化核心，他们不仅仅诚信，他们还有战胜强者、战胜一切的能力。

在今天看来，晋商的精神，晋商所创造的文化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体系，它继承、融汇了历史上丰富的商业经营经验和自强创业精神，在我国的商业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使得“晋商”这一商人自发组织而成的商业群体，在历史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吸取先辈的优秀经商思想，总结前人艰苦创业的实践史，积累了丰富的经营诀窍，悟出了多方面的理财之道，增长了经营的知识才干，优化了自身处世为人的文化素养和精神素养。

在瞬息万变、强手如林的商海搏斗探索中，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终于跨入历史上明清时期几乎独占全国金融资本和称雄全国商业资本的辉煌时代，开创了晋商的鼎盛时期。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最灿烂的一页。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展晋商的这些精神和文化，汲取他们的创造性，他们的想象力，他们面对世界的能力，谱写出我们新晋商光辉灿烂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