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壮丽的诗篇 郑和下西洋的得与失有哪些？郑和下西洋为何后来停止了？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的文化。但是，郑和下西洋为何后来停止了呢？

永乐三年，三保太监郑和奉明成祖之命，带领百余艘朦艟大船，越海渡洋，正式开启大航海的壮举，史称“郑和下西洋”这场大航海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它不但标志着早在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前，我国已具有了远洋航行的能力，更是在世界舞台上秀了把明朝的“软实力”，将大明王朝的声望远播海外。

大明王朝在聚光灯下享受着八方来朝的同时，郑和下西洋之举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比如明代车驾郎中刘大夏就曾质疑道：“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回来又有什么用？”随着时光的发酵，郑和下西洋赔钱的说法愈发深入人心。百年来，屡屡有人调侃郑和下西洋不过是朱棣的一场面子工程罢了。那么，郑和下西洋的收益究竟如何呢？这场大航海真的是“赔钱赚吆喝”吗？

一、航海目的

郑和下西洋究竟是赚是赔，要从下西洋的目的说起。据明史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朝官方盖章认证了郑和下西洋的两个目的，一是寻找建文帝，二是与周边各国建立外交。单从这两个目的来看，郑和的确没有找到建文帝，却依旧花了一大笔路费，而与周边小国的外交似乎更像明王朝的一场自嗨，实在是干了一件“赔钱赚吆喝”的亏本买卖。然而，寥寥数语的官方记录并未道尽郑和下西洋的全部目的，在官方记录的背后，还隐藏了下西洋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发展经济。

二、经济收益

明朝初期，手工业迎来了蓬勃发展，迅猛增加的商品产量为明王朝开拓消费市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当时销路最广，获利最多的市场正是海上贸易。明王朝就这么在经济规律的裹挟下，将眼光投向了湛蓝色的海洋。其实，类似“下西洋”的操作，明朝并不是第一家。比如高度重视海外贸易的北宋王朝，也曾在宋太宗雍熙四年“下西洋”，大举派海船出访东南亚各国，且高调采购列国货物，鼓励各国商队来华贸易，然后就有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红红火火的景象。

而明初的外贸政策，其实也是宋代这种“官方垄断海外贸易”政策的延续。为了独享海外贸易的丰厚成果，明王朝还在民间实施了严格的海禁，独家垄断了海上贸易的巨大市场，以便获得高额利润。即使是厉行民间“片板不得下海”政策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打过海外贸易的主意。朱元璋在位时，就曾与琉球等国家展开过对外贸易。但由于倭寇猖獗，海面上乱成一锅粥，当时的贸易规模，也是十分有限。

到了永乐时代，大明国力空前强盛，打开海外贸易市场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后，就立刻重建了曾因倭寇侵扰而废弛的市舶司，建立完备的海外贸易管理体系。万事俱备后，明廷以郑和为使臣，率领船队穿梭于各国之间，打着赍赏的旗号开展官办贸易，为“靖难”后百废待兴的明王朝打通了一条经济输血大动脉。

明王朝的丝绸、瓷器由此远销海外，极大的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同时，海外各国的香料、珠宝等商品也以“朝贡”的名义源源不断进口到中原，丰富了百姓们的生活。在这些贸易往来中，明朝政府作为唯一的销售商，利用商品差价赚得盆满钵满。比如郑和在苏门答蜡采购的胡椒价格仅为0.01两/斤，运回明朝后售价便可高达0.2两/斤，即便加上运费利润依旧十分可观。

而且，由于中国的瓷器丝绸等货物，从来都是国际市场的硬通货，有船有货的郑和船队，当然也就牢牢捏住主动权。郑和船队用中国货物交换海外贵金属，也成了常见现象。甚至今天国内一些博物馆里，还收藏着郑和船队带回来的黄金纪念品，足以见证曾经的火热。

以江寒秋在《郑和下西洋的经济账》里的总结说：“正是郑和下西洋从海外赚回大量的金银，解决了中国自唐宋以来的贵金属紧缺的局面，从此银子方取代了劣金属和纸币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放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这般一本万利的生意，全靠郑和下西洋才能做成。可见郑和下西洋非但没有“赔钱赚吆喝”，反倒像摇钱树一样为明王朝带来了数不尽的财富。明朝中后期学者严从简，更一语道出了下西洋的“多赢”效果：“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室，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简直是国富民强。

更为难得的是，郑和下西洋还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发展。比如郑和下西洋的第一站太仓，就成为郑和使团出发时招募水手及采办物质的大本营，等到郑和使团归泊后，太仓又成为迎接外宾及各种舶来品的中转站。

繁荣的海上贸易为太仓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太仓一跃升级为中国海外贸易的黄金口岸，以至于“各国奇珍异宝无不毕集”。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太仓“财赋甲于天下”，成为物阜民丰的天下第一码头。刘家港码头附近的工商市镇迅速发展起来，到了郑和下西洋半世纪后，即明朝弘治年间时，当地的浏河镇、鹤王市等地，都成了重要的商业中心，“数十里货群萃于市中”，场面十分热闹。

而且，下西洋所需的大量物资采购，更刺激了太仓当地工农业的发展：太仓不但成了江南的重要粮仓，棉花等经济作物，也在火热贸易的带动下，出现了“遍地植棉”的火热场面。棉纺织业更成了太仓的品牌，独有的“太仓式搅车”享誉天下，夏布与棉布更成了太仓特产，畅销天下数百年。

一个太仓尚且如此，放在明朝版图内，带动效果也可想而知。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开国时高度封闭的明王朝，会在下西洋的几十年里，出现东南商业繁荣的新局面。拉动经济的“强心针”，正是郑和船队“打”的。

大家都知道，明朝在当时拥有世界最强大舰队的帝国，曾以巨大的热情拥抱海洋。从1405年开始，郑和在29年中先后七次下西洋，之后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渐终止，在郑和最后一次航行回到国内(1435年)之后80年，葡萄牙人来到了澳门，原来行驶着三保船的海洋已经被欧洲人控制了。郑和率领的明朝海军在舰队规模、航海技术和组织协调水平诸方面都是当时的最高水平。这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

但是为什么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为什么以巨大的热情拥抱海洋的国家最后却退缩起来而错失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看法很多。举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王赓武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之所以终止航行是因为郑和太成功了，“他的海军满载荣誉胜利归来，并确认帝国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郑和与他的随从也可以说失去了继续远航的意义”。由于不再担心来自海上的威胁，明朝帝国的安全战略便转向北方。

二是中国航海史研究会提出的，他们认为明朝帝国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停止了海上远航。在明朝帝国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远航的不同意见。这是一项投入很大的事业，据统计，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约二千艘海船，每只宝船造价约五六千银两，船上装载的各种赏赐物品花费很大。

到了明朝宪宗年间时，又打算下西洋，宪宗皇帝下令索取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但是这些材料却被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起来，这位敢于抗上的官员的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这位官员竟敢直指下西洋为“敝政”，可见内部反对之激烈。郑和下西洋停止的传统解释是因其耗费国力太大，得不偿失。众口一词，几成定论，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万明在《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中对此的分析却表明，这种传统说法并不不符合事实。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官营海外贸易使明王朝获得高额利润，以胡椒为例：将原产地价格、明前期钞、银的比价和胡椒在中国的官方价格及其与输入苏木折赏、折俸用途制成表格，洪武年间，明廷对海外各国朝贡附进货物胡椒一项的给价，是原产地的20倍……永乐五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后，每斤胡椒在中国的市价是原产地的10倍。……更有甚者，宣德九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后……每斤胡椒100贯的折合比价大量折俸。……统治者获得了令人咋舌的高额利润。

许多事实都表明，郑和下西洋不但没造成国家财政困难，相反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万明在该书中引用王世贞说：“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尹守衡说：“所至国王纳款朝贡，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

郑和七下西洋并未使国库空虚，相反，在下西洋最频繁的永乐时期，据记载，情况是“百姓充实，府藏衍溢”。停止下西洋后，国家财政反倒捉襟见肘。严从简说：“又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

永乐年间下西洋，不仅国库充实，且贫穷百姓按照命令转卖货物，也有许多人因此致富。黄福则用鲜明的事实作了一个对比，永乐时营建北京、北征蒙古、南讨安南并未造成国家财政困难，而宣德五年，国家无大费，每年的财政却只刚够使用。黄福虽未直接建议再下西洋，但仅两个月后，明宣宗就令郑和重启下西洋，未必不是受此触动。

从这些也能看出，所谓下西洋造成国家财政困难之说经不起推敲。万明在该书中还列举了下西洋所带来的其他巨大好处，比如：郑和下西洋不但没有造成明朝的财政危机，还起到了补救国家钞法危机的作用。郑和远航使得海外物品大量输入，这些物品由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转化过程加速进行，输入品的价格理所当然是在下降中。胡椒的大量输入中国，使得其市场价格一再下跌。

而直到两个世纪之后，西方才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晚近两个世纪，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把来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给股东，带来市场价格的低落，而英国皇家也曾因积存胡椒太多而感到棘手。这说明伴随海外贸易而来的冲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是同样出现的。

郑和下西洋近三十年的远航不仅将中国商品远销海外，开拓了海外市场，而且也扩大了海外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市场，刺激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在海外各国“必资华物”而“慕贡犹农望岁”，而中国则“夷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

下西洋也同时刺激了国内民间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下西洋船队携往海外数量惊人的物品中采自民间的比例加大，对民间手工业的兴起有着重要意义。而大量国内手工业产品的销往海外，又不可能不刺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市场的繁荣。明代广东著名的冶铁中心佛山，明初那里只是“孤村铸铁”，永乐以后得到长足发展。“番舶始集，诸货宝南北巨输，此佛山为枢纽，商务益盛”……宣德四年炉户已“多建铸造炉房”，火光冲天。

可见，郑和七下西洋于公于私，无论对国家中央政府还是对下层手工业者和贫民，在经济上都有莫大好处，那为什么最后却在一片反对声中不得不终止呢？这就牵涉到明代文官集团的性质—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官集团，代表的恰恰是部分商人资本家集团的利益。

海外贸易是一块巨大的肥肉，明代商业阶级对这块肥肉垂涎欲滴。但从永乐开始下西洋，海外贸易产生的超额利润完全垄断在国家手中，商人资本家们心里如火烧爪挠一般，看得眼热却可望而不可即。凭借他们的实力，无法和国家组织的超级大船队进行商业竞争。

作为商人资本家的利益代言人，文官集团自然意图终止这种国家垄断的海外贸易，更何况下西洋活动还最直接地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比如用胡椒代发薪俸。明成祖生前，他们也知道无法蒙蔽皇帝终止郑和航海，明成祖死后，他们就群起发动舆论攻势，全力丑化下西洋活动，将其说得一无是处。这些文官炮制的舆论，甚至到现在还发挥效力，被当作贬低郑和航海的论据。

后继的明朝皇帝处在文官集团包围中，在日积月累、长年不断的信息轰炸之下，就真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有害无益。只有少数文官和太监以及后代一些文人在无意中才泄露了真相。有这么一则故事，不少人耳熟能详。明宪宗希望重现下西洋壮举，于是下诏索要档案资料。但刘大夏等文官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态，竭力丑化下西洋为大弊政，刘大夏还把相关档案藏匿起来，还自诩是为民请命的壮举。再下西洋一事终于作罢。

耐人寻味的是，刘大夏为何要把档案藏起来？按通常理解，似乎是因为看不到当年档案就没有技术下西洋，皇帝也只好罢休。但这解释不通，真下决心，技术不是问题。郑和航海时，也并没有之前的一个郑和航海档案可以依赖，不照样进行下去了吗？关键不在于技术，而在其他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很简单，刘大夏等人是害怕皇帝阅读了档案后，获知下西洋不但不耗费国力，反而能为政府增加大量收入，同时为贫民提供大量谋生就业的机会。那样一来，他们从国家手里抢夺来的海外贸易巨额利润必然重新被国家收回。对这些利益集团而言，这样的事情是绝不容许发生的。这才是为什么刘大夏之类冒着触犯国家法律的危险，也不让皇帝看到郑和航海档案的真相。

下西洋终止后，私人海外贸易活动急剧增加，而且因为明政府所谓的海禁法令，国家根本不征税。原先归国家所有的巨额贸易利润完全流入私人腰包当中。明宣宗时，皇帝虽几次下令要严海禁，但下面的文官哪里会认真执行，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搪塞而已。所以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前后，福建海商已经蓬勃涌现。

到明嘉靖以前，私人海外贸易规模已经相当巨大。私人海上贸易如此发达，国家又放纵不管，几乎所有海商都进行走私。巨大利润诱惑下，投身其中者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为暴利铤而走险者。这种情况下，大量海盗产生几乎是必然，他们在海上陆地抢劫杀人无所不为，并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来组织武装。

有许多学者把明代中期海盗的大量存在说成是反海禁的产物，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按他们的逻辑，如无海禁也就没有这些勾结倭寇的海盗。但事实上，在朱纨为打击海盗而严海禁之前，海禁不过空文，私人海外贸易完全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才是产生海盗的温床。

上引《海澄县志》的记载也证实了这点，豪民私造巨舶在先，然后才“诱寇内讧，有司法绳不能止”。巨大利益诱惑下，才有“物羶多觊，酿隙构戾”。成化弘治期间海禁废弛，月港如小苏杭一般繁华。财富积累后才有嘉靖海盗丛生，月港“几同戎穴”。

按一些学者的逻辑，西方没有海禁，那西方当时同样有大量的海盗，又如何解释？

明代的海盗倭寇不是什么反抗海禁的产物，恰恰是海禁没有得到执行的结果。在当时的情况下，明政府内充斥了各种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当海盗问题爆发出来以后，朱纨是少数希望通过严海禁来打击海盗的人，尽管他采取的措施可能只是临时性的，但已触犯了沿海贸易集团的利益。

海禁废弛导致嘉靖时期倭寇和中国海盗相互勾结，杀人越货愈加猖狂，到了一些士大夫嘴里，反变成了“寇自朱纨始”。到现在这种是非颠倒的论调还在误导一些人，最为荒唐的是把杀人越货的海盗倭寇给洗白成了所谓反抗海禁的英雄，这些人大概半点都没读过明人各类笔记里记载的海盗倭寇所作所为的残暴行径。

当然，海盗猖獗对沿海贸易集团本身利益也有巨大损害，他们也希望尽可能肃清海盗的影响。当初他们之所以不主张废除那个一纸空文的海禁法令，是因为这一纸空文的存在，政府就不能收税，利润可以完全流入私人腰包，何乐而不为呢？海盗猖獗之后，情形就改变了。这时，他们就希望政府介入保护，进行必要的控制管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首先要使海上贸易合法化，至于税收，这些利益集团可通过政府内的代言人将额度压至很低。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有了隆庆开关。

一些人过度夸大隆庆开关的意义，似乎它真是什么分水岭，其实，隆庆开关前后的最大区别就是，之前所有海商都不必交税，之后少部分海商交一点象征性的税。明代海上贸易的空前繁荣完全不是所谓隆庆开关决定的。

综上，明朝官方下西洋活动的停止也好，海禁法令成为一纸空文却长期不废除也好，隆庆开关也好，都是私人商业利益集团在背后操纵的结果。如果只是从表面现象去分析，比如什么儒家思想啊，什么大臣开明与否啊，那是永远也不得要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