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国力强盛为何不收复西域地区？明朝是如何从经营西域到最后放弃西域的？

明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王朝，国力强盛，但却一直没有收复汉唐时期的故土——西域地区。纵观历史，明朝对西域的管辖，最远只延伸到了哈密一带。明朝国力强盛，却为什么不收复西域地区?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不但使西域与我国历史的进程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为汉武帝击破匈奴提供战略支持。历代中原大一统王朝对待西域的策略大概都要考虑两个方面，即自身状况和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攻防需求。我国历史上，从秦汉迄于隋唐，多以关中平原为全国政治、军事中心。天山南北被视为战略缓冲之要地，玉门、阳关被视为守卫京畿之门户。

所谓“若以国防言之，天山南北为中国之城垣，中亚细亚则为中国之外郭”。有效控制西域，不仅可保京畿安全，还可以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势力形成有效战略威慑。“然抗胡事业，岂止金刀已也，远交近攻之策，旁抄后袭之略，得失成败，关系尤钜，其策略为何?即经营西域是也”。

朱元璋是从游牧民族手中恢复中国，所以他的首要战略目标就是追击北遁的故元遗兵。这些是汉唐所不曾面临的，加之明初政治经济重心均远离西北，“遥远”西域的战略地位势必不同于汉唐。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明朝经营西域的策略如何形成，怎样发展，作何评价，确实值得深入讨论。

明初的严峻形势

洪武元年，元顺帝携朝臣百官北遁大漠，明军攻占大都，但明军此时的形势并不容乐观。山西尚有中书左丞相扩廓帖木儿，陕西一带则有李思琪;再以西至甘陇则有张良弼、脱列伯、孔兴等各拥兵万余众;东北地区辽阳行省的也先不花、洪保保、刘益、高家奴等分兵把守严阵以待;盘踞金山的纳哈出集团，更是肆无忌惮地骚扰刚刚归附的辽东地区。

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驻守云南;另外云南段氏、麓川思氏等据险以守，并且还时而为北元提供援助，企图割据云南。所谓“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可见，北元的军事实力依旧不可小觑。加之元朝在黄河以北区域社会基础尚存，元廷并不愿善罢甘休，时刻准备恢复旧疆，重返中原。

随着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对北方草原的大规模用兵，北元的实力也的确受到巨大削弱，分为兀良哈、鞑靼、瓦剌三部，但却一直没被彻底消灭，蒙古各部族势力仍然遍布明朝的整个北方，以至于“终明之世，边防甚重”。如果以公元1635年林丹汗之子额哲向后金皇太极投降，献出传国玉玺“制诰之宝”作为北元最后终结标志，那么北元几乎与明朝相始终。

孤悬关外的关西七卫

洪武二十六年，陕西行都司徒置甘州，基本上实现了对河西走廊的有效管辖和军事控制。然而，由于我国西北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复杂的民族分布情况，自古以来，河西走廊的发展和安全都不能仅凭借自身的守备部署，其两端也必须得到相应的重视。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其西北端——嘉峪关外的西域，一直被视为河西走廊的战略屏障。

其次就是其东南端——西番地区，这里被认为是隔绝羌、胡的要冲。嘉峪关以西地域广阔，情况非常复杂。元朝对西域没有实现有效掌控，这在客观上给明廷制定其西域经营策略时，留下了巨大障碍和干扰。明朝先后设立的关西七卫，即指安定、阿端、曲先、赤斤蒙古、沙州、罕东、哈密七卫。

后来沙州卫内迁，在其故地又设罕东左卫，严格讲前后共设有八个卫。设立时间从洪武八年延绵至成化十五年。由于对这些卫所的羁縻过于宽松，而且在其面临危机之时又缺乏行之有效的后续措施，关西七卫不断受侵袭、残破，直至先后内徙嘉峪关。这些是导致嘉靖年间采取闭关绝贡、放弃西域的重要原因。

河西要冲的西番诸卫

大小金山以南，陕西行都司东南、青海湖东南的河湟地区，为西番诸族驻扎居住，由于位于河西走廊的东南关口，故与哈密战略地位类似。《明史·西域二·西番诸卫》称“时为陕西患者，有三大寇：一河套，一松山，一青海”，所谓“陕西三大寇”就分布于西番河湟周围;“其散处河、湟、洮、岷间者，为中国患尤剧”。因而此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可“北拒蒙古，南捍诸番，稗不得相合”。

于是“洪武二年，太祖定陕西，即遣官赍诏招谕，其酋长皆观望。复遣员外郎许允德招之，乃多听命。明年五月，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银牌印宣敕来上，会邓愈克河州，遂诣军前降”。此外，明廷也与此地开始了罗绮、绫绢、茶叶、马匹、毛皮等多宗贸易。但是，如何保证对西番地区有效控制和长期稳定，并隔断与蒙古的联系，这是明廷悬而未决的难题。

最终，明廷广建卫所以镇戍西番。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二年，明朝先后设立西宁、河州、洮州和岷州四卫，并辅之以有效措施，使西番等地处在明朝统一的军事控制及行政管辖之下。洪武二十年平定辽东后，强化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开通西域成为明朝西北边疆经营的主要内容。

山丹、甘州、肃州等卫相继建立，暂时掌控住了河西走廊的局势。同时还一度取得对西域哈密的军事胜利，大有掌控河西，连通西域，隔断蒙藏之势，可是自古攻城容易守城难，西北边防压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

明廷在关西七卫与西番诸卫经营成效迥异

将明廷对嘉峪关以西地区和西番诸地的经营策略进行比较，就非常清晰地看到：战略地位相似，而措施迥异，效果当然也相去甚远。表面上看，两地都设卫所，招抚当地部族头领，委任大小官职，但其实具体细节措施有着较大差异。正德四年，因内部矛盾，一部分鞑靼部蒙古人逃至青海湖地区，劫掠当地土著番民，盘踞于此形成所谓“海寇”。

“海寇”严重威胁到明朝西北边疆安全，但明廷内部却对此剿抚不定。嘉靖二年，为扫除盘踞青海湖周边地区的蒙古海寇，杨一清主张征讨清剿，而兵部尚书金献民却献策招抚，“议遣官招抚，许为籓臣，如先朝设安定、曲先诸卫故事”。看来明初于安定、曲先施行羁縻之法，其目的也仅仅是安抚而已，并无在必要时实施相应管控的打算。

明廷对关西七卫寄予厚望却弱于战略部署

明朝对待关西七卫问题上锐意进取态度的缺失，这从关西七卫的代表哈密卫的情况就可一窥究竟。关西七卫中的哈密卫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被视为“西域要道”，因此明廷对西域的经营策略在哈密卫能得到最为集中的体现。明廷对于哈密卫的期望，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欲其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断北虏南通之臂”。

即负责接待来自朝廷以及西域各国前来朝贡的使节，统领关西诸卫，代明廷维护西域其他卫所的团结安定，还要阻断西域北面蒙古瓦剌部与西域的联系。“令为西域之襟喉，以通诸番之消息，凡有入贡夷使、方物悉令此国译文具闻”。即要求西域各国遣使求贡、互市通商都得通过哈密翻译文书，发给通关文牒，俨然将哈密卫当作西域和内地交往的中转站。

明廷对哈密卫的期望

“弭西戎东窥之心”，诸国之向背虚实皆赖其传报，也就是要使其担负刺探、搜集西域各国情报，起到监督侦查作用。哈密卫位于如此关键的战略位置，明廷又给予那么高期望，可在具体措施上又是怎么安排的呢?

不派流官

虽然永乐四年“设哈密卫，给印章，以其头目马哈麻火者等为指挥、千百户、镇抚，辜思诚哈只马哈麻为经历。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为纪善，以辅脱脱”。此次明廷所派周安、刘行二人确为辅佐忠顺王，协助处理哈密卫事务，但自此以后却再无下文。

没有委派官吏，全凭西域诸族官长决策大小事务，实难以保证推行朝廷之决策政令，难以保证域内舆情通达于上。这样的羁縻卫所具有非常强的不确定性，对于靠此维系的边疆防卫而言，自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不驻甲兵

关西七卫的军士来源，并不由朝廷差遣中原卫所军士前往补充，而是将原部落头目就地封官授职，管理各自原有军士而已。虽说有约定明廷可根据需要调拨，统一指挥。但由于这些军队的训练、作战指挥基本都由本族头目自行负责，且不仰明廷之粮饷。这样的军队对于明朝边陲军事保障而言，可靠程度可想而知。

天顺四年“癿加思兰乘隙袭破其城，大肆杀掠，王母率亲属部落走苦峪，犹数遣使朝贡，且告难。朝廷不能援，但敕其国人速议当继者而已。其国以残破故，来者日众”。看来，没有强大军事力量作为经营西域的后盾，维护关西七卫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兴屯垦

在军队驻扎地根据当地自然条件，适度推行屯田以辅助军兵粮饷，是古代常见的做法。朱元璋更是视军屯为军队粮饷的根本措施，曾以“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为傲”。但在关西七卫尚未发现有史料能予以佐证。

另外，本地区气候原本干旱，若要推行屯垦，保证粮饷供给，须迁徙精于农作的农民或者屯守汉地的卫所军兵，依赖有限的水源进行屯垦耕种。并且元朝时期这些地区又在蒙古诸部控制之下，根本不重视农业发展，现如今又不驻守中原汉族军兵屯田守边，这就无法对有效控制关西七卫提供必要的粮饷支撑。

不课赋税

七卫地区课税不入朝廷，而交各自首领。遇到灾荒还可正大光明地向明廷申请赈济。七卫在经济上独立，直接导致大小首领有较强的独立性，不会轻易受制于明廷之政令。

不预纠纷

按常理，明廷册封卫所，自然就有责任调和各卫内部或与周边区域的摩擦和矛盾。但事实上，明廷在处理七卫之间纠纷和与周边地区摩擦时态度消极。正德四年，罕东左卫只克部遭遇番族劫掠邻境，守将请兵清剿。兵部却答复说：“西戎强悍，汉、唐以来不能制。我朝建哈密、赤斤、罕东诸卫，授官赐敕，犬牙相制。

明廷处理七卫摩擦时态度消极

不惟断匈奴右臂，亦以壮西土籓篱。今番人相攻，于我何预，而遽欲兵之。宜敕都督只克，晓谕诸族，悔过息兵。”虽然使其“犬牙相制”，不得坐大而威胁明朝西北关隘的策略是可取的，但不维护各卫之间的平衡和相对稳定，既有失明廷威信，又有害西域的稳定。

明廷赐予哈密卫金印，派官辅佐，俨然犹如亲王。这非但不能体现明廷对西域战略地位的重视，反倒更加反映出其经营西域策略的不成熟。因为仅凭一枚金印无法换来任由明廷差遣的军队，也不能换来任由明廷调拨的粮饷。对于哈密卫的实际效果，清朝史学家谷应泰表示：哈密卫“取不亡矢遗镞，守不留兵屯戍……仅铸哈密卫印，更赐罕慎，弃地损威，端先见矣”。

显然，在谷应泰看来，明朝西域策略是空中楼阁，弃守西域是注定之事。事实上，哈密卫要能够长期扮演关隘重镇的角色，至少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要有能震慑各方势力的明廷强力支持;二是具备相对强大的军事实力;三是其首领具备协调诸部关系的能力。可实际上“其王率庸懦，又其地种落杂居……其头目不相统属，王莫能节制，众心离散，国势渐衰”。

特别是哈密卫与北面的瓦剌，西面的土鲁番，东面的沙州、罕东、赤斤诸番“悉与构恕”，哈密卫仅凭一己之力难以立足于西域。更能直接说明明廷经营关西七卫策略不当的就是所谓哈密卫的“三立三绝”，即哈密因不堪瓦剌和土鲁番的侵扰，竟然前后三次城池被侵占，最后竟弃城投降土鲁番。

哈密卫的三立三绝

哈密卫的覆没，是明目张胆地对明廷权威的践踏，但明廷却始终没有保全之法。明廷对哈密的实际经营方式与哈密卫所处战略位置名不副实，其要为今后两百多年间明蒙之争中明廷毫无战略威慑优势负责，要为河西走廊直接暴露于蒙古铁骑负责。哈密卫被侵夺，其他关西诸卫也纷纷内徙，这是明初西域经营策略失败的直接体现。

明廷对西番诸卫的潜心经营

明朝对西番诸卫的管理是比较系统的。《明史·西域二·西番诸卫》称“遣西宁等四卫土官与汉官参治，令之世守。且多置茶课司，番人得以马易茶。而部族之长，亦许其岁时朝贡，自通名号于天子。彼势既分，又动于利，不敢为恶。即小有蠢动，边将以偏师制之，靡不应时底定”。可见明廷的思路是清晰的，即在军事、行政、经济等方面都有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

军事、行政上，采取流官、土官制度与卫所制度相结合的措施

洪武初设西宁、河州、洮州和岷州四卫，另有再增设千户所，如洪武八年设归德守御千户所，属河州卫。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又置川卜千户所属河州卫。土官制度根据具体卫所情况，或“土流参治”，或全部任用土官。如河州、洮州卫由于事务繁重，则以任用土官协助明廷所派流官。

洪武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叛乱，征西将军沐英等成功平叛。后朱元璋要求：“洮州，西番门户，筑城戍守，扼其咽喉。遂置洮州卫，以指挥聂纬、陈晖等六人守之。”外甥李文忠曾以边地驻军、饷艰民劳为由，进言撤回驻军。但朱元璋却反复强调对边关要地的军事把控，将其作为固守疆圉的先决条件，这无疑是正确的。

民族宗教方面采取因俗而治策略

西番之民民族众多，且多杂居，多笃信藏传佛教，佛教僧众在社会管理层面的作用不可小觑。所以元朝采取实行僧俗并用、军民通摄的管理体制，确立政教合一的制度。而明朝则依靠“多封众建，以教固政”达到对此地的有效治理，即“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

这与政治上的“分而治之”是协调一致的。洪武六年，朱元璋在给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等人的招降诏书中表示：“凡在幅员之内，咸推一视之仁”。向西番诸地表明将尊崇各派藏传佛教，不偏倚任何一派一系的态度，这对西番诸地诚心归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济方面由明廷垄断茶马贸易

自古，紧密的经济联系是维系边疆稳定的纽带。由于西番地区的饮食结构原因，茶叶是其生活食品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不得茶则困以病”，但由于气候原因却不能自给，只能依赖与内地贸易获取。

本地区历来以牧业为主，所产马匹也是中原所稀缺，这样中原与西番诸地的茶马贸易一直不曾断绝。所以严格控制茶马贸易是维系西番诸卫稳定的重要保障，“帝绸缪边防，用茶易马，固番人心”。

明廷对西番诸地的经营是比较成功的

“时甘州西南尽皆番族，受边臣羁络，惟北面防寇”，正是西番地区的稳定，为明廷解决了防寇掣肘的难题。其成功经验就在于将整个西番区域整体考量，诸如其政治军事、民族宗教、经济等方面得到有机协调。

如果说军事政治力量的介入为之后的有效管辖打下基础，那么合乎时宜的宗教政策就是番民诚心归附的关键，而始终把控内地与西番诸地的经济联系则犹如一条牢固的纽带，使其得以长期维系。可见，明朝之所以能对西番地区实现较为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不是偶然。

相比较同样因俗而治的西域，明朝之所以对西番地区实现了长期的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是将整个西番区域整体考量，其政治军事、宗教、经济是相互协调，并且都得到了切实的贯彻。明朝的关西七卫，于前不如汉、唐之都护府，于后不如清朝之伊犁将军。与这些朝代相比，明朝编户人丁不可谓不足，披甲军兵不可谓不勇，守边将帅不可谓不忠。

可为何被北元的战事困扰始终，无法根治。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既有的西域经营策略框架没有被突破。明朝是对关西七卫给予厚望的，但现实效果却大相径庭。根源在于其西域经营策略的消极退让，正所谓“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这不仅使有明一代在西域开疆拓土无法实现，并且连“固守疆圉，防其侵扰”也难以确保。

明朝对边陲要地的经略原则，“镇边疆者当率旧章，服夷狄者当用世族”。“从其旧”“因俗而治”，部分采取羁縻手段管理边疆，在当时来看当为可行之法，适用于关外西域，也适用于西番要冲。但却不能因循守旧，不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变通。比较明朝时期的西域与西番之地，战略位置相当，却没有受到同等的重视。采取消极保守的策略，使明廷在西域问题上越来越被动，以至到了嘉靖年间闭关绝贡，放弃西域的地步。

放弃西域，明朝不仅失去了进一步开发西域的时机，而且致使地方势力坐大，这样既是将西域防卫压力转移到了嘉峪关———河西走廊一线，又使得蒙古诸部没有西域明军的战略威慑，使其能肆无忌惮的饮马河套，劫掠州县。明朝西域经营策略的失误，没有真正重视西域的经营，犹如洪武三十一年解缙被贬河州所著诗《登镇边楼》云：“陇树晴云万里秋，思亲独上镇边楼;几年不见南来雁，真个河州天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