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州之战：十万人打了几天只阵亡几十人 明朝历史上最名不副实的大捷

正德十二年十月，蒙古鞑靼部落首领小王子亲率五万人进犯明朝边境，正遇上明武宗朱厚照出关巡边。于是应州之战正式打响。此战中，朱厚照体现出了不凡的军事天赋，首先派少量部队引蛇出洞，牵制住敌军主力部队，再不断增加兵力来消耗敌军的锐气。整个战事持续了好几天，最终以小王子败退告终。这场战役使得明帝国北方边境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

1517年，明朝北方边境上爆发了一场号称规模宏大的战役。近十万明朝官军与扣边的蒙古人激战数日，才最终脱离接触。当时的明朝皇帝朱厚照，甚至还亲自领兵参战，成为了最后一个亲上战场的大明君主。但他的这场大捷却只打死了16名敌军，让古今所有看客都觉得不可思议而疑云重重。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应州大捷究竟应该是一场怎么样的战役呢？

蒙古式少主

明朝在建立之初，就打着号称是驱逐鞑虏的口号，表示要重开大宋之天。但在实际的操作层面，宋朝贵族的后裔们并没有获得一点起码的体面。明朝开创的新纪元，也和宋朝时的风气没有半点关系。

相反，明朝人在很多方面都显得非常的“蒙古化”。除了在服饰上直接抄袭，制度上也大量沿用。就连皇族本身都显得更像蒙古大汗。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爱用蒙古兵人的朱棣登基后，就表露的非常明显。后面的数位皇帝，无论性格脾气好坏还是身体天赋如何，都喜欢穿着蒙古衣服玩射箭。条件允许还会定期进行野外狩猎。显然与文弱的宋朝皇帝不同，更有鲜卑化的前期李唐风采。

作为明朝的第十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在很大程度上也继承了深入家族基因的蒙古风倾向。从当时与后世留下的许多记载来看，这位年轻君主对传统儒家帝王教育非常的不削一顾。纵然有贪玩成性的本色，也不失为非中原式君主的风采。这倒不是说明朝的皇室不重视儒家，不搞圣人训诫的那套天下观念。但明武宗继位时年纪尚小，很多教育课程都未开始，根本来不及成为一名合格的“东亚共主”。青春期的叛逆，却已经让他对传统帝王学的熏陶表示反感。因而一头栽进了离经叛道的各类异域文化之中。

同时，朱厚照的统治理想，也被朝堂中的儒家士大夫们所警觉。通过很多带有抹黑性质的记载，我们足以从中看到这位皇帝的执政理念。他逐步从军队与男友中，选拔出很多非科举出生的宠臣，建立了类似中亚军事兄弟会的“养子制度”。然后依靠这些军队与宦官背景的宠臣与养子们，将原有的士大夫官员都逐步架空。再用这些人控制的军队，替换掉原有的京师驻防部队。最后，索性常驻到靠近边境的宣府，显示出与儒家大臣们摊牌的趋势。

既然朱厚照在个人倾向上，更倚重自己逐步建立的军事兄弟会，就必须为自己竖立足够份量的军功。否则很难在尚未完成转换的军队中，竖立足够的威信。对于自己一手建立的私人幕府而言，也会让人觉得成色不足。应州大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不被认可的元朝大汗

1517年10月，明武宗期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临。边军发现有大批蒙古部落正在集结的迹象，显示了大规模扣边行动的临近。这波蒙古军队的领头人被称为达延汗，在蒙古语中就是大元大汗的意思。达延汗本命孛儿只斤·巴图孟克，是北元皇帝元昭宗的直系后裔，其血统可以一直追述到著名的成吉思汗本人。他的家族在瓦剌部落的霸权结束后，开始尝试统一漠南蒙古各部。由于父亲的早亡，巴图孟克很小就继承了汗位，并在母亲的帮助下熟悉军政事物。一直到1487年，才正式亲政。

由于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以元朝的唯一继承人自居，双方自然经常处于意识上的敌对状态。明朝边军也经常为了用人头领赏，越境袭击那些缺乏防备的蒙古牧民。结果，逼着众多小部落都需要围绕强人来寻求自保。这些举动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巴图孟克的复兴大业。

在巴图孟克亲政后，他便开始利用逐步增加的资源，征战四方。首先是将比自己实力更强的卫拉特蒙古击败。然后又花了多年时间，将靠近明朝边境的部落降服。到1510年左右，已经控制大片领地的巴图孟克，开始大力分封自己的儿子。将他们派往各地，担任万户，以便形成有效的管理控制。

对于经常与自己不对付的明朝，巴图孟克的也屡屡采取报复行动。他的骑兵定期骚扰宁夏、大同、宣府和榆林，搅得明朝边军不得安宁。但这些行动往往都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而仅仅是要迫使明朝开发边境贸易。这对于已经被卫拉特等西蒙古势力截断西部贸易的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明朝方面则总是以拖待变，偶尔开放边境贸易为自己减轻压力。等到蒙古主力撤退，又继续一切照旧。巴图孟克对于这种以空间换时间的做法，也没有太多办法。政治上，明朝在自己的朝贡体系中以蒙元继承者自居，对于巴图孟克的称号非常警惕。所以在明朝人的记载中，大元大汗的封号会被用直接音译的达延汗代替。达延汗希望获得平等的贸易机会，自然不愿以臣服姿态加入大明朝的朝贡体系。否则家族本身的政治号召力，也会因为暂时的经济利益而受到永久性的伤害。

既然贸易开放总是时断时续，蒙古人就只能依靠与明朝境内的走私犯合作，做点擦边球买卖。同时也要定期出兵南下，袭扰明朝控制的边境线。捞一点好处的同时，也算是对明朝方面的示威。最后，这样的大规模集结本身，也是比较不错的军事训练。

成色不足的大捷

1517年的应州大捷，就是明武宗与达延汗这两位君主个人理想的冲突。按照惯例进行扣边袭扰的蒙古人，遇上了急于需要战功的明朝少主。所以照常理而言，这将会是一场火星撞地球般的恶战。但实际情况却与朱厚照想象的截然不同。

当估计有3-5万的蒙古骑兵南下后，已经跑到去大同寻求军功的明武宗也决定北上决战。但明朝糟糕的军政状况，却不可能为他准备自己期望统领的军队。尽管边境的卫所一直比内地的同行要更为善战，却依然架不住糟糕制度设计所带来的颓废与贫困。这就让很多驻地的实际兵力数目，要大大小于朝廷在花名册上看到的数字。将领在平日里靠集合自己的精锐家丁出阵，应付各种规模有限的冲突。真的摊上大规模战事，则必须进行伤经动骨的动员。何况对于明朝军队来说，规模越大，战斗力反而越弱。

只是这些情况并不能消退朱厚照的热情。他在率领大同的驻军北上后，也命令边境上其他各军镇派兵马来支援自己。这样，如果他自己遭到敌人的优势兵力包围，从辽东、宣府和宁夏赶来的援军，将会从两翼打击缺乏准备的蒙古人。

从军事角度而言，朱厚照的部署在大体上没有问题。但他仅仅考虑到了明朝一方的部署态势，而忽略了对蒙古军队的估算。这种将对手想当然弱化的思维，注定了应州大捷将会是以闹剧收场。因为蒙古骑兵南下的目的大都是为了劫掠与示威，并没有强行攻破城关的欲望。在这样的战略目标下，3-5万人的骑兵将会以最大覆盖范围布置。以便在同一时间内，扫荡最大的单位面积。这么做的另一个好处，则是在明军的长城防御沿线，制造更多的混乱。让明军无从判断蒙古人的主攻方向，不能从容的抽调沿线兵力进行重点防御。

从几路明军的增援情况来看，来自辽东与宣府的边军，最快抵达了朱厚照所在的大同地区。说明达延汗并没有在这个方向上展开什么军事行动。但西面的榆林和宁夏等地驻军就没有很快抵达，显然是在自己的当面也发现了蒙古军队。蒙古人也会根据自己的战术传统，也会在各支分队的外围都派遣侦查兵力，不可能对大规模明军的出现没有任何察觉。即便是全军后撤，都会留下部分断后的兵力应付。

朱厚照所率领的大同驻军，就以最快速度追击他所认为的蒙古主力。只是蒙古骑兵的反应速度超乎了明武宗的想象。在一路撤退之后，突然让他遭遇了更大规模的敌军。这同样是蒙古人非常经典的后退包抄战术。有时候只需要一支战力不强的轻骑兵队伍，便可以把对手的精锐重骑兵吸引到自己的主力跟前。若非蒙古人已经处于全军后撤的局面，明朝历史上的第二次土木堡事变就会上演。最终挽救明武宗命运的是次日清晨的大雾，这帮助他成功的逃出了蒙古人临时组织的反击陷阱。

蒙古人显然比大明皇帝更了解附近战区的整体情况。达延汗很容易的就看穿了朱厚照的策略，并以最轻微的代价，化解了明军的合围之势。倒是朱厚照自己在宣布大捷的情况下，直接撤回了宣府，显得举止有些怪异。战后，明军清点自己的战果，发现仅仅打死了16个蒙古人，自己一边却有52人战死。即便是将两个数字相加，也不可能是一场大规模遭遇战所应有的伤亡。所谓的大捷之说，自然是不攻自破。

时代的局限

应州大捷无疑是明朝边境局势与军事力量状态的体现。无论蒙古人在当时如何衰落，都有能力给每况愈下的明军以意想不到的打击。明朝人无论如何吹嘘自己的赫赫武功，都无法掩盖战斗规模小、战斗强度低的事实。

达延汗在1517后病死，漠南蒙古开始进入了新的权力结构调整。这让他们暂时无法组织起规模很大的袭扰行动。以至于明朝人都注意到蒙古势力的暂时消停，并被很多不求甚解的后人解读为应州大捷在实际上重挫了蒙古军队。这种充满主观臆断的想象，不仅常见于知识水平有限的古代士大夫身上，也不断提醒着今天的很多人还要学习一个。

至于明武宗自己，则在两年后又找到了为自己增添武功的机会。远在江西的南昌，爆发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宁王叛乱。这场闹剧式的叛变行动，很快就被日后声名远播的王阳明所平息。但局势的瞬息万变，并不能消退朱厚照的装逼热情。姗姗来迟的他，命人故意给宁王松绑。以便自己带着养子们，再上演一遍擒拿叛逆的好戏。

也是在这一年，朱厚照首次接见了从马六甲赶来的葡萄牙国王特使。他将使团全部带回北京，并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内，学会了葡萄牙语。这对于喜好异域风情和外族语言的皇帝来说，可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他在此之前，就已经学习了蒙古、回回和西藏等地的方言。他的身边除了养子与宠臣，也经常会有来访的喇嘛、商人和使节。

只是这次“南征”，也给明武宗的早亡，埋下伏笔。第二年，在回程途中的一次落水，让常年掏空身子的皇帝开始患病。到1521年4月，这位离经叛道的年轻帝王，就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统治生涯。他的宠臣与养子们，很快就被拨乱反正的士大夫官员所清洗。

伴随明武宗而去的，不仅是他生前建立和维护的幕府兄弟会，也包括了明朝前期皇帝们所特有的蒙古化性格。这层文化继承因素，在朱厚照身上闪现了最终消亡前的回光返照。也为远在里斯本和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带去了极具诱惑力的传说。

最耐人寻味的，无疑还是武宗一朝的士大夫官员们。他们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着明武宗所推行的非中原式政策。但同时也不能没有一个皇权象征来作为自身地位的保障。当皇帝不习儒家经典，却热衷西域的神秘仪式，他们一定也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却又无可奈何。当皇帝不断扩大自己的养子队伍，这些人也更是察觉到了一丝凉意。

当然，即便明武宗有更长的寿命，也很难在根本上改变明朝的中原化趋势。他所建立的军事兄弟会，只是徒有其表而实际能力不足。一旦需要处理远方的事物，仍需仰仗儒家士大夫们构成的官僚系统。他一直注意从宦官和军镇中提拔人才，也是对这种大趋势的本能抗争。但整体环境的每况愈下，由不得任何人以一己之力去强行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