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水川之战:宋夏战争的第二战 也是范仲淹首次吃败仗 此战宋军占据明显优势却被打得全军覆没

公元1041年二月，李元昊率兵10万从折姜南下，直抵好水川地区。李元昊为发挥骑兵优势，采用设伏围歼的战法，将主力埋伏于好水川口，遣一部兵力至怀远城一带诱宋军入伏。韩琦闻夏军来攻，命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数万，出夏军之后，伺机破敌。二月十四日，宋军阵未成列，即遭夏骑冲击。激战多时，宋军混乱，企图据险抵抗。夏军阵中忽树两丈余大旗,挥左左伏起,挥右右伏起，居高临下，左右夹击，宋军死伤甚众。

宋军换将
三川口之败后，宋仁宗采取了许多处理措施，除了处理了范雍、黄德和外，还拨发内储十万贯赏赐戍边的禁军家属，拨发内储八十万贯用以添购陕西的军事物资。下诏，免除被敌人掠夺过地区老百姓的赋税，要求各级官员上书对如何加强边防提出建议。这些措施是仁宗每遇一次败仗都会使用的老套路，不能说错，但也确实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所以，有了和没有也差不多。
在诸项措施中，大概最有实际意义的是人事上的调整。仁宗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和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同从前一样，这三个人在其它地方做官时，都有赈济灾民、“活人数十万”的善政记录，连以奸邪著称的夏竦也不例外，限于篇幅，这些善政之事就不一一罗列了，这里我们只观察一下这三人的不同之处。
夏竦接受此任之前，曾任过枢密副使三川口战役时，夏竦也在陕西，知永兴军军衔也是“上将”，后又转任忠武军节度使、知泾州，任命他为陕西经略安抚使时，又加上了一个招讨使的头衔，许他“便宜行事”，即有临机决断、先斩后奏的权力。他成为整个陕西前线的最高统帅。

夏竦这人，还在当时，就被不少朝臣指斥为奸邪之人。他本是将门之后，其父夏承皓，于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在与辽国的战争中战死，夏竦是因太宗皇帝抚恤阵亡英雄时，录入官府做官的，不是进士出身。但他知识渊博，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直至佛老之学，无不通晓。而且文彩斐然，文章典雅华丽，名重一时，朝廷重大典仪时的文章都由他起草。他之所以被当时的一些朝臣指斥为奸邪，是因为他这个人权欲重，急欲在官场上快速进步，所以巴结权臣，玩弄权术。

谁掌权就跟谁套近乎，一旦失势，就不理人家了，所谓“倾侧反复”，所以被一些朝廷重臣，如吕夷简认作“小人”。他的确没什么政治道德操守，为升官不择手段，甚至伪造笔迹诬陷别人。他不太害怕得罪大臣，但从不得罪皇上，每次上奏边防事务，只陈述说别人怎么说的，自己不表态，直到皇上有个态度了，他才表示附和。在个人道德方面，他也很不检点，贪财好色，个人生活奢侈。他指使家人在自己的辖区内做生意，家资巨万；身为镇边统帅，视察防务时军帐中仍带着侍婢，几乎激起前线将士兵变。

对这么一个劣迹斑斑的人，宋仁宗为什么还要重用为镇边统帅呢？

可能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夏竦聪明，尤其是符合仁宗标准的“聪明”；二是夏竦手狠，敢整。
先看第一点，夏竦的确很聪明，在他同时代的官员中，他的洞察力是极强的，我们经常能在他与同时代官员如韩琦、范仲淹的讨论中，偶尔发出的具有洞察力的言论，但他从来不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愿承担责任。皇帝任命他担任陕西镇边统帅，他马上推荐韩琦、范仲淹做他的副手，这两个人在气质上与他截然不同，是当时闻名天下的道德君子，而且都曾攻击过他。夏竦推荐自己的政敌为官，倒不是胸襟宽阔，而是利用这两个人来堵住朝中那些动辄说他是“小人”、“奸臣”的大臣的嘴，而且这两个人都是忠诚于国家的人物，能干实活，有这两人帮忙，自己不用操心负责，由此可见他的聪明。
但仁宗皇帝欣赏他的恐怕还不是这种聪明，要是这种聪明反倒好了，仁宗皇帝如果接受他言论中的那些有见识的部分，陕西战事不至于一败再败。仁宗所欣赏的却是他那种旁征博引、铺叙汪洋，面面俱到，却又不说出自己明确意见的聪明，以他著名的“安边十策”为例：

1.“教习强弩以为奇兵。”（这是句老生常谈的实话，守边士兵能不做例行的弓弩射击训练吗？）

2.“羁縻属兑以为藩篱。”（也是废话，就是唆使沿边的蕃人部落归附宋朝，边境上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3.“诏唃嘶啰父子并力破贼。”（也是废话，朝廷早就这么做了。）
4.“度地形险易远近，寨栅多少，军士勇怯，而增减屯兵。”（这当然是正确的，一切兵法上都是这么说的，但既然人所共知，也就是废话了。）
5.“诏诸路互相应救。”（也是正确的废话，而且如果应用不当，还是错话。刘平、石元孙部不就是在救援延州的路上被干掉的吗？）
6.“募土人为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东兵。”（这个建议，因人反对没被批准，但在边区实际上是执行的，引起的问题很多，后来的定川寨之败就与此有关。）
7.“增置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也是正确的废话，范雍早在延州就这么做了。）
8.“并边小寨，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弃小寨入保大寨，以完兵力。”（这是个真正聪明的建议，至少可以少浪费粮草，准许前线将士可以视具体情况放弃一些寨堡，以增强作战的机动灵活性。）
9.“关中民坐累若过误者，许人入粟赎罪，铜一斤为粟五斗，以赡边计。”（这条建议的意思是如果陕西的老百姓犯法应罚金的，不用交金属了，改交小米，充作军粮，五斗小米顶一斤铜，按《梦溪笔谈》的说法，当时一斗相当于6公斤重，五斗就是三十公斤左右。这个做法可以减少由内地往陕西运送军粮的负担。当然，这也不是夏竦的发明，汉武帝时就用过这个办法了。）
10.“损并边冗兵、冗官及减骑军，以舒馈运。”（这一条是颇令人费解的，“损并冗兵、冗官”即辞退老弱等多余的无战斗力兵将是应该的，但为什么要减少骑兵呢？难道就因为养一名骑兵比养一名步兵更费粮草吗，步兵只养人就可以了，骑兵不仅养人，还要养马。所以，有史料说，当时养一名骑兵的费用可以养五名步兵。这样，是可以减少内地运输的负担了，但在前线与以机动性见长的西夏军队做战，骑兵的作用更重要啊！夏竦这条建议，前半句是对的，但也是老生常谈没有效果的废话，因为仁宗一朝，屡次强调裁冗兵，结果却越裁越多。而后半句就是绝对的错误了，只算经济账，不算军事账，这种人怎么能领兵打仗？）

可是，宋仁宗对以上十条，还都挺赞同，诏令实行。在夏竦的建议中，有七条是“正确的废话”，实施和没实施是一样的，所以也无法落实，更无从见到军事上的效果，其中错误的“减少骑兵”的建议居然也被接受，这一条要真落实下去是会产生严重的军事后果的。宋仁宗所以欣赏并接受夏竦的建议是因为他们在思维方式上是一样的。

仁宗曾主编并亲自作叙的一套兵书《武经总要》，也是这类充斥着“正确的废话“的文献汇编，他让其赐给边关众将学习。其书广采博守，在今天看来，颇有资料价值，比如最早关于火药的记载就出现这本书里。但由仁宗本人不懂军事，帮他编书的编辑们又都是没去过战场的文官，所以，书中所言的战法都拘泥于前人的教条，所言地名更是颇多错讹。

仁宗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他不太傻，而且很勤奋，想努力把事做好，但就是缺少那种透彻的洞察力。他把那些能滔滔不绝，说出系统全面的“正确的废话”的人当作干才，以面面俱到的知识铺叙代替一针见血切中肯棨的洞见，并试图以这种看起来无懈可击的“全面正确”来解决实际问题，结果是什么，可想而知。
再说夏竦的手狠、敢整的一面，他是仁宗朝中少有的刻厉之人。《宋史·夏竦传》说他“治军尤严，敢诛杀。”他还在泾州当知州时，有一群戍边的骑兵结群抢劫民间财物，州、县上的地方官员约束不住，密报给夏竦，夏竦等这些人回到军营后，叫来询问，落实事实后下令马上全部斩首。一次诛杀成群的违纪士兵，在仁宗朝的边关诸将中，是没人做得出来的。这种事儿夏竦干了不止一次。就是对给他个人作生意、贪污了钱财的家里仆人，他也一概杖杀。带兵打仗，没有这种敢下手杀人的狠劲儿，是镇不住军队的。这个道理，仁宗还懂。

韩琦是进士出身，而且考得很好，是当年的第二名：榜眼。他品行正直、性格刚烈，而且很有勇气，素以正直敢言闻名朝野，动辄就发誓：如果我的话有错，请皇上诛杀我的全家。他比夏竦年轻25岁，比范仲淹年轻二十岁。1040年，就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时，才三十二岁，正是年青气盛、议论风发的时候，在朝廷中力主对西夏采取攻势，成为“主战派”的代表，深得仁宗的赏识。夏竦请韩琦为副帅，就是想利用皇帝对韩琦的依重减少自己施政的阻力，同时，也是想借韩琦的锐气，煞西夏的威风。

范仲淹是韩琦推荐任边关副帅的。其时，范仲淹已是名满天下，尽管那时，他还没写出为后人包含有广为传诵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记》，但因为纵论朝政，言人所不敢言，加之品德操守均是一流境界，所以已经成朝廷中所谓“君子一党”的精神领袖。

韩琦素来敬重范公的为人，尽管两人政见经常分歧，但彼此仰慕欣赏之情从未中断，是那种不折不扣的诤友。所以，韩琦推荐当时已任陕西都转运使的范仲淹担任经略安抚副使，使范仲淹由一名主管后勤的官员变为前线带兵的主官，夏竦当然也同意这个任命，他也想借与范仲淹的合作来减弱朝内“君子”一党对他的压力。这三人都是一代名臣，是仁宗朝派往前线的边关将帅中最“豪华”的阵容。

面目不清，有始无终的“攻”“守”之争
夏竦、韩琦、范仲淹大概都是在1040年五月前到任的，很快就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争论不是发生在范仲淹代表的“君子”一党与夏竦这个“奸人”之间，而是发生在韩琦和范仲淹这两个“君子”之间。韩琦来边关之前，就以力主对西夏采取军事攻势而著称，他认为皇上派他来前线就是要进攻的，所以，必须进攻。

他说西夏的军队总共只有四、五万人，而我们虽然在边境上陈列了二十多万大军，耗费军资无数，但分散布防，每一处兵力都处于弱势地位。二十万重兵经年累月坐守界壕，不敢主动接触敌人，实在令人痛心。不如将各处防守兵马集中到一起，沿一个方向，攻入西夏，方可破敌。

范仲淹则认为，以宋军现在的战术素养和将领的指挥水平，远不如太宗朝，太宗曾以精兵强将发起过对西夏李继迁部的五路进攻，无功而返，何况我们这些不如太宗时期的兵将，我们部队不了解西夏内部的地形，不适应其气候条件，深入敌境纵深作战，没有胜算。而且，现在我们的防御兵力百分之八十布署在沿边境一线，陕西腹部关中地区没有多少防御力量，各州城甚至没有防御工事，一旦我进敌也进，元昊的主力兵团避开我军，直击关中，卡住四川北上的粮道，那整个陕西就会失守，天下震动。

所以，现实可行的政策仍是加强边境各寨堡的防御力量，虚张声势，宣称沿边五路同时向敌人进攻，让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然后沿边诸将寻找一个薄弱环节，相机进攻敌人边境城塞，不深入敌境太远，浅攻即止，得手便回。同时加强陕西境内纵深各城堡的建设，这样先和敌人耗上两三年，以观察形势的变化。

两人争执不下，作为一把手的夏竦，他本来的主张也是持防守战略的，理由和范仲淹的差不多，但这时他揣测到皇帝可能会支持韩琦的进攻战略，所以，他不再坚持自己原来的主张，也不表态支持韩、范任何一方，只是把双方的观点如实上奏朝廷，请皇上裁决。推责任、耍滑头，这是夏竦一贯的为人风格，要不，别人怎么说他是奸邪之人呢！

果如夏竦所推测的那样，皇上表态支持韩琦的进攻战略，要求他们拿出具体的进攻方案来。夏竦提出的方案是各路同时进攻，如一路为主攻方向其余各路为疑兵，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使之分散兵力，由主攻兵团完成任务。范仲淹以他一贯的迂直继续固执已见，坚持说自己不出兵，夏竦派范仲淹的挚友伊洙北上延安，亲自给范仲淹做工作，就是做不通。

范仲淹甚至说，你们其余各路进攻吧，留下我这一路，万一将来失败了，要谈判，我这里可做为回旋的理由。尹洙无功而返，韩琦负气地说，就他这一路，也要进攻。这时，夏竦的聪明之处表现出来，他说，只一路进攻就不能进攻，于是，又上奏朝廷，皇帝下诏，命范仲淹鄜延路和韩琦的泾源路同时进攻。面对圣旨，范仲淹不能抗拒，他不能再提说不进攻的话，但又找了另外一个理由，说现在已进入冬季，天寒地冻，我方军士不适应西夏境内寒冷的气候，还是等到开春以后天暖和些，西夏的马也瘦了，再进攻吧。

这场争论中，韩、范这两位文章高手，各抒己见，引古论今，双方的奏章更像是学者战略思路的论文，而不像军人提出的恶实际作战计划。双方各说各的理，几乎没有对对方提出的任何理由给予正面的回应，而且双方的理由还有不少重合之处，以至于后人很难弄清楚：两人争得那么热闹，实际的分歧点究竟在何处。

仔细分析两个人的奏章，会发现范仲淹的思路还是比较明晰的，他的方案是一个彻底的全面防御的方案，不仅边境一线加修寨堡、甚至在关中腹部纵深也要修建城防工事，在本质上，和范雍奉行的防御主义战略如出一辙，只是范围更宽，措施更细而已。

反观韩琦的进攻战略，多有模糊不清的地方。他的奏章中，最大的篇幅是指出进攻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而对于进攻的目的、方式、需要承受的牺牲和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提及，甚至有意回避。如果把他的奏章中真正有实际军事意义的内容提取出来，会发现和范仲淹的思路在本质上居然没多大差别。

韩琦的主张是，在鄜延路、环庆路、泾原路三路各组建起一支三万人以上的机动兵团，在春秋敌人准备聚集兵力进攻之时，主动出击，深入夏境，破坏其市场，招纳其部署，并将堡寨推入到西夏境内。这和范仲淹所主张的在沿边一带的防守浅攻，在战术上如出一辙。两个人的分歧点不在于“攻”与“守”，而只是在于攻得“深”与“浅”。

范仲淹的“浅攻”概念是明确的，即进攻范围只限于沿边一带三、四十公里的范围之内。但韩琦的“深”却没有具体的概念，深入到敌境得的多少才算是“深”呢？他没有具体的说法。而且深入敌境的目的也不是寻找元昊的主力兵团一举歼之，而是平行地推进堡寨要塞防线，目的似乎只是为了壮大声势，吸引蕃部归附。

从纯军事的恶角度看来，两个人的方案都不高明：都没有以元昊的主力野战兵团为作战对象，都没有以消灭敌人呢有生力量为作战目标，都主张平均使用兵力，全攻全防，不想付出任何代价，也形不成对敌人的绝对优势兵力，都不重视情报工作，不从实际敌情出发，而是根据自己主观意识到的“常理”臆断敌情。韩琦认为敌人主力兵团只有四、五万人，范仲淹推测敌人春天战斗力薄弱，全是主观臆断，与事实情况严重不符。韩琦提出的趁敌人未行集结，便突入其境，但敌人在哪里集结？从何处集结？这些最基本的情报都没有，如果用兵，岂不是盲动！

尽管有两个人热闹的恶争论，也有皇帝所下定的进攻决心，但最终却没有出现实际的进攻行动。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任何人都没想到的：情报丢了！情报是在夏竦手上丢的，他把有关作战计划讨论的文件统统锁在一个大木柜子里，并派有士兵看守，可是，在一个晚上，突然不翼而飞。作战计划都被敌人偷走了，这仗还怎么打？正好又有范仲淹关于开春后再兵的建议，所以，夏竦也就顺水推舟，说把进攻的事儿放在春天再说吧，到时再重做计划。你不动，敌人在动，就在宋军边防司令部内不争论、也不行动的时候，元昊动手了。

元昊再释“求和”烟雾
三川口战役之后，夏竦等人上任，宋夏边境冲突不断，又发生了数十起战斗。规模较大的有秋季环庆路副总管任福攻破此时又归附西夏的白豹城，斩敌七百余人。意义重大的战役有九月前后，范仲淹两次派人袭击西夏的夏州，夏州当时是西夏的兵器生产基地，范仲淹突袭夏州，是想摧毁西夏军队的武器供应系统。元昊明白此举的份量，紧急调兵回援，宋军没有得手，但也摧毁了沿途西夏方面十多个寨堡。总之，在这多半年的边境拉锯战中，宋军依然占据上风。元昊当然不高兴，他在宋军的森严壁垒面前，讨不到便宜，所以总在寻找突破性的机会。
他大约是在1040年年底获得夏竦他们准备多路进攻西夏的军事计划的，并且，他对此前韩琦和范仲淹的“攻、守之争”了如指掌。他知道，韩琦是进攻战略的主谋，打垮韩琦就打垮了整个宋朝的进攻战略。所以，他把主攻方向设在了韩琦驻防的泾州方向。他不太担心北面延州方向的范仲淹部会趁他大军南下之际偷袭他的首都兴庆府。

因为他早就知道，范仲淹是防守战略的领袖，用兵一向稳重，是绝不敢冒此大险，深入敌境的。但为了稳妥起见，他还是重施故伎，分别向北面镇守延州的范仲淹和南面镇守泾州的韩琦发出了求和的信息。他派往延安方面的是被他俘虏的原宋军塞门寨寨主高怀德，高怀德带来的是元昊想要求和的口信，范仲淹当然不信，他给元昊写了一封回信，要他拿出诚意，正式交出求和文件来，派人和高怀德一同送给元昊。

这封信写得洋洋洒洒，主要内容是指责元昊不该忘恩负义，背着朝廷，谆谆教诲地：“国家以仁获之，以仁守之者百世”，像你元昊这样好杀之人，是不可能得到天下的，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没有一座宋城愿意归顺你的，都拼力死战，足以证明我大宋天子，“仁及天下，邦本不摇”。所以，你唯一的出路是俯首称臣，归降大宋。元昊收到了书信，假装要思考一下，拖延不作答复。

元昊派的什么人去向南线的韩琦示和，史料没有记载。现有的资料表明，韩琦接到元昊的求和信息后，不仅没答理他，而且认为这是元昊的阴谋，来松懈我们的防务，所以应该加强戒备。这正是元昊想要达到的目的，稳住北线的范仲淹，让他等着元昊归降的正式文书；刺激南线的韩琦，让他加强戒备，一有个风吹草动就派兵出击。元昊太希望宋军出来了，坚守在城防工事里，元昊实在是奈何不得。

战役过程
公元1041年正月，大约在初十前后，元昊派一支数千人的部队突然出现在宋军要塞怀远城附近，韩琦得到消息后，马上集结起一万八千人的部队，由行营主管任福率领，并派桑怿、朱观、武英等人为副将，由镇戎军出发，解怀远城之围。根据韩琦事先得到的情报，包围怀远城的夏军只有几千人。所以，以任福一万八千人的兵力是有绝对的优势的，他安排任福解怀远城之围后，继续向西南方向的得胜寨和羊牧隆城进发，以得胜之师巡视各宋军驻守的城、寨，以震慑西夏军，使其不再敢轻举妄动。
韩琦不知道，军队是用来杀人的，而不是震慑人的，所以，他制定的军事计划，更像是一次武装大游行，而不像是歼敌于寸草不留的作战方案。元昊深谙这个道理，他明白军队是用来杀人的，而不是炫耀的，所以，他只派出去几千兵马大张旗鼓地围攻敌人的怀远城，并声称真打到宋的渭州去，而自己率领的十万主力大军在远离怀远城约300公里外的天都山里悄然潜伏待命。
任福按原计划，从镇戎军出发，翻过六盘山，直逼怀远城。一到怀远城后，发现敌人已经改变了作战计划，南下进攻宋军在六盘山东麓的另一个要塞张义堡。任福只好率军尾随其后，追到张义堡，在张家堡，遇到这伙夏兵正和守寨的宋军常影、刘肃部激战，任福立即率部投入战斗，夏军溃败，被斩首数百级后，继续南逃，在南逃的过程中又兵分两路，一路沿着笼洛川西进，另一路继续南下，在离笼洛川口以南10公里左右的好水川川口西进。

任福也相应地把自己的部队分作两股，一股由朱观率领追击逃入笼洛川谷的敌军；另一股由他本人率领追击逃入好水川谷的敌军。敌军的“败退”表演十分真实，放弃羊、马、驼等辎重，任福根据战场现象及就近数十里范围内的侦察，也确实没有发现敌人的援军，所以，就一路放心大胆地追击下去。

这些情况，他应该派人及时汇报给韩琦了，因为这期间历经十余天时间，他们与后方的通迅并没有被切断，而且韩琦还命令驻守在笼洛川和好水川西口羊牧隆城的宋将王珪率部队准备在笼洛川西部堵截溃逃到此地的夏军。王珪部有五千以上的兵马，算是边防城寨中兵马较多的。韩琦是在接到任福在张义堡之南，发现敌人分兵两路溃逃，自己也分兵两路返击的情报后，才给王珪下的策应笼洛川朱观部的命令的，因为王珪驻守的羊牧隆城离好水川的西口更近，但他带领4500人的部队，全师北上，堵截笼洛川口的夏兵，策应朱观部；而没有分兵，分别设防两个川口。

由此推断，那时任福还判断不清继续南下的那股夏兵的目的是什么，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西进好水川，所以，没有请求王珪的配合。这支夏兵也的确狡诈，先一直南下，做出要攻打宋军的笼干城甚至向东南直逼宋朝纵深渭州的姿态，只是到了笼干城以北才突然转头钻入好水川的，任福率部尾随进入好水川。

从时间上看，任福是在正月二十二日分兵的，朱观部先进入笼洛川，当日稍晚一些，任福部进入好水川。而元昊的十万主力部队，最早不过在正月二十二日迅速行动，因为这时，韩琦已经没有机会再改变作战命令了，从镇戎军到达前线各地，情报一来一回至少要两天时间，就是那时再发现元昊的主力部队不在预想的区域内，而且远比预知的要多得多，也无济于事了。

元昊的主力军团，以两天两夜的时间迅速进入笼洛川和好水川两个预设战场，他在张义堡以南之所以让诱敌之兵分兵两路南逃，将宋军分别引入笼洛川和好水川两个山谷，是怕宋军一万八千人太多，加上东西两侧宋军的援军，共有两万五千多人，这么多兵力如果集结在一起一下子不好吃掉，把任福的主力部队诱分成两个部分，方可各个歼灭。
正月二十四日，元昊的主力军团进入阵地。他也兵分两路，以一路五万人的军队包围住进入好水川的宋军朱观部，并阻击来自西面王珪部4500名步兵和东面瓦亭寨赵津部3000名的增援宋军。对朱观部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对王珪、赵津部采取坚守不出的战术。元昊本人则亲率五万大军在直扑好水川，对宋军主帅任福部进行合围。张家堡分兵时，任福分给朱观的部队有一万人，自己只带了八千人，大概是当时发现逃入笼洛川的敌人多些。而元昊选择则先打任福，采取先击弱敌和主帅的策略。
正月二十四日早晨，任福的部队发现被追击的敌军不见了，于是继续西行，希望直抵本来就预想要到的羊牧隆城。在距羊牧隆城还不到 2.5公里的地方，士兵们发现路也有近百只泥盒子，不知是什么东西。任福命令打开观看，盒盖一开，数百只信鸽腾空而起，这是元昊的总攻信号，他的五万大军迅速从四面八方向任福的八千人马杀来，任福来不及布阵，两军就进入短兵相接的状态，任福手挥四刃铁简奋勇杀敌，左脸中枪并直插咽喉而阵亡。以五万击八千，是六倍于敌人的兵力，又是从预先埋伏的山上向下攻击，可谓泰山压顶，战斗只进行了不到两个时辰，中午之前就是干脆利落地结束了，全歼任福所部八千人马。
元昊随即率领得胜之师，回师笼洛川，从后面包围了宋军增援的王珪部和赵津部，于午时，下达总攻命令。这时，他是以十万大军对付宋朝的一万八千部队，而且将这一万八千人分割在三个路段上，王珪的四千五百人和赵津的三千人分别面临着五倍于自己的兵力，迅速被击垮，王珪、赵津战死。得胜的夏军与已经包围住朱观的原来的五万夏军会合起来，一起进攻朱观的一万部队，也是将近十倍于敌人优势。

所以，战斗很快就结束，黄昏之前，这一万人的部队绝大多数被全歼，只有朱观率领一千多人一直依托一处民宅，射箭坚守到深夜，敌兵撤了，他们才得逃生，向西北方向退回镇戎军。此役，元昊只用一天时间全歼宋军两万多人，可谓干净漂亮。战后，毫不粘连，立即带兵撤回天都山大营，宋军沿途各寨堡均未受到袭扰。

韩琦收拾宋军残部撤退回城，途中遇到数千阵亡将士的父母妻子哭于马前，手持死者遗下的衣物，焚烧纸钱，招魂哭诉：“你们都是跟随韩招讨出征的，现在招讨回来了，你们的魂灵能跟着回来吗？”哀号之声震天动地。韩琦不胜悲伤，掩面而泣，驻马踌躇，许久不能前行。当初，韩琦与范仲淹争论“攻守”时，范仲淹说：“以今观之，但见败形，未见胜势也。”韩琦说：“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外。”闻听好水川战败的消息，范仲淹叹道：“当是时，难置胜败于度外。”此役之后，韩琦从来不再提进攻之策，反而成为范仲淹“守势战略”的坚定拥护者。
范仲淹本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好水川战败过了后一个月，才收到了元昊对他上封书信的答复，长达26页，极尽侮辱谩骂之能事，范仲淹气得将原件焚毁，仅选录了6页还可入目的文字上报朝廷。参知政事宋庠上奏皇帝，说范仲淹违反国家制度私自派官员出使西夏并送文书，按律当斩，宰相吕夷简等一批官员为范仲淹说好话，说他一贯忠于国家，只是想招降元昊，不应重责。仁宗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没有严处范仲淹。
接到好水川战败的消息后，仁宗皇帝十分悲痛，一连三天吃不下饭去。这年四月，下诏罢免夏竦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的职务，降为永兴军通判。同时免去韩琦、范仲淹的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的职务。韩琦改知延州，范仲淹改知耀州。同上次战败后一样，仁宗拨内廷钱一百万贯追加前线军费，并专门拨款抚恤阵亡将士家属。
任福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朝廷内外一片惊恐，生怕元昊乘胜入关，打到首都开封。还是那位建议斩杀范仲淹的宋庠，又建议朝廷应马上修建陕西与河南之交的潼关的防御工事，以防备元昊大军东进。仁宗同意了这个建议，下诏修建潼关的城墙。这一决定实行下去，引起陕西关中地区百姓的恐慌，认为朝廷要抛弃他们了，还要叫他们出钱出力，修建堵住自己逃向首都的通道，一时间，怨声载道。后来有人向仁宗反映这个情况，仁宗也意识到这种作法不当，下诏停建，已建好的城楼再被全部拆毁，并把宋庠罢了官。仁宗的朝令夕改，没有主意，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