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真的昏庸吗? 真的是人们口中的窝囊废吗?一代女主背后的男人却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君王

唐高宗李治是唐朝第三位皇帝，即位之初，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共同辅政。由于他勤于政事，故而“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

谈及唐朝的几位伟大的皇帝，大家所能想到的肯定是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一代女皇武则天以及后来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毫无疑问，这三位帝王不仅将大唐帝国带入了大唐盛世，他们也连续不断地为大唐带来了巨大的动力，让历史中的唐朝一次又一次的展现出其辉煌、强盛的一面。

然而，对于大唐的第三位皇帝唐高宗李治来说，老子是“天可汗”李世民，老婆是一代女皇武曌，李治处在这样一个无比尴尬的局面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略显偏颇或不实的批评或评价。其实先不谈李治其本身的才华以及治国理政的才能如何，单单是与其父李世民的丰功伟绩，文治武功相比，李治的成绩就很难超过其父。

不止于此，再看看李治的身边人，政治天才、权谋高手武瞾，夹在这两尊大佛的中间，李治就显得那么的平凡和碌碌无为，更有甚者，有些史书为李治扣上来昏庸的帽子，究其原因无疑是古代封建思想男尊女卑的思想作祟罢了，女主称帝，世人多对其冷嘲热讽，而李治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嘲贬。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真实的李治又是怎样一个君主呢?

看似不可能却又是必然的上位之路

其实对于李治的评价和判断，不能简单的、片面的去对待，就像李治为什么能够顺利的登上太子的宝座，难道真的是因为李治宅心仁厚，是一个守成之君，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吗?那么争储斗争的合理答案到底是什么，我们也许要从李治背后的真正力量说起。

公元643年，在隐太子李承乾谋反被废黜后，“三王争储”的局面愈演愈烈，对于这三位皇子，可能大家最不看好的就是年级最小、性格偏柔弱的九子李治了，可最终李治却能夺得太子之位，毫无疑问，他的背后离不开几位股肱大臣的支持，其中最关键的要数李治的亲舅舅——长孙无忌了。作为大唐的权臣之一，长孙无忌既没有支持势头最为强劲的李泰，也没有支持“此儿类我”的李恪，他所支持的，正是看似毫无胜算的李治，其实长孙无忌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一方面，二十四岁的李泰，不管从执政能力还是政治经验而言，都较为成熟和明确，而且还笼络了以杜楚客、柴令武、房遗爱等一批元勋子弟为首的利益集团，可这些少壮派本身就对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元勋老臣心怀不满，要是李泰最后继承了太子之位，他们这些老臣就只能受到打压，所以在长孙无忌的心里是万万不能让李泰登上皇位的。

另一方面，从他后来辅佐李治的所作所为，我们就能明白长孙无忌的权力欲望还是很大的，他之所以要竭尽全力地坚决拥立李治为太子，无非就在于李治年纪尚小，易于掌控，这样以来他就可以在日后掌握朝政大权，这才是长孙无忌的真实目的所在。而在支持李治的阵营中，除了长孙无忌这个最大的实力派以外，更有褚遂良、李世勣等势力的支持，这样以来就加大了李治争储成功的稳妥性。

可以说将李泰的政治势力与李治的政治势力两相比较，虽然李泰背后的势力不乏勋贵、权门之后，可在李世民眼中却毫无分量，这帮人就是一群无德无才、只会吃父兄老本的纨绔子弟。就像李世民曾说的一样：“功臣子弟多无才行，借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

假如李泰登上皇位，这些道德品行恶劣，只知道争权夺利的功臣子弟必然会执掌朝政，到时候不但贞观年间所建立的政治成果不保，而且李唐社稷的安全与稳定也很可能受到危及。因此，李世民最终选择了李治，也就选择了李治背后的势力集团。其实就像我们之前所分析的一样，李治之所以能够当上皇位，一方面是李治身后的那些功勋老臣经验、能力更加突出，只有他们的辅佐，自己所创立的贞观盛景才能更好的延续下去，李唐的大好局面才能发扬光大。

另一方面，就如李世民所说的那样：“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李治的忠厚诚实，宽仁孝友，以及沉稳持重打动了唐太宗，只有李治继承大统，才不会重蹈玄武门的覆辙罢了。

高宗的政治突围

公元649年，二十二岁的李治即位，年号永徽，就像这个年号所希冀的一样，永徽初年，唐高宗李治在两位股肱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尽心辅佐之下，使得大唐呈现出一派政通人和、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犹如史书所记载的那样：“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按道理说，君臣同心，一起将太宗皇帝的贞观之治发扬光大，创出另一个大唐盛世，可谓是一件幸事，可随着李治的成长，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尤其是长孙无忌日渐增强的权力欲望，让高宗李治的心头始终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对于朝中渐渐树立起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朋党，高宗也曾问询过自己的舅舅，可舅舅的回答让李治的心头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悲凉和义愤。无忌曰：“颜面阿私，自古不免，然圣化所渐，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枉法，实谓必无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亲戚，岂敢顿言绝无?”

能在皇帝面前，将“收取人情”描绘的如此冠冕堂皇，且有理有据的估计也就是长孙无忌一人了，面对着当朝宰相的嘲弄和揶揄，李治也明白了长孙无忌的野心和阴谋，自己的舅舅从一开始就在架空并窃取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而自己始终都是一个没有资格独立秉政的小皇帝，也是从那一刻，李治的心里燃起了熊熊的火焰，他要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再也不做那个虚有其表的影子皇帝，他要成为当今天下真正的无冕之王!

从永徽三年一直到永徽五年，李治通过数次的抗争，不断反抗着长孙无忌的意志，也在增强着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力，而发生在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事件，则彻底地拉开了李治反击的帷幕。公元655年，武则天控告王皇后和她母亲柳氏在暗中施行巫术，由此在后宫之中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最后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王皇后彻底失宠，而站在其背后的长孙无忌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

可当我们事后来看，对于李治来说，他其实并不关心武则天的控告是否属实，他要做的便是刮起一场权利风暴，特别是要对大唐的政坛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使得长孙无忌的所主导的政党集团逐渐瓦解，最终形成君权与相权势均力敌的博弈局面。在局面逐渐达到平衡的过程中，李治也在调整着自己的反击计划，一方面，李治招揽了像李义府、许敬宗、崔义玄、王德俭、袁公瑜等人，组成了“保皇党人”，这些人始终聚集在李治和武昭仪的周围，随时准备与长孙无忌及其宰相团一决雌雄。

另一方面，公元655年9月，李治以废后为由与元老们展开了最后的对决，可这场历时长久、难舍难分的废后风波，就在李勣的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中彻底的确定了结果。同年十月，一道废后诏书颁布下来：“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随之而来的还有褚遂良以及长孙无忌的贬官诏书。

在之后的几年里，从这场君臣博弈中败下阵来的长孙集团，逐渐被高宗贬逐殆尽，直到公元659年，已经成为孤家寡人的长孙无忌于黔州被逼自杀，至此，长孙集团彻底被清洗，李治则成为这场权力斗争中最后的赢家。

对于这场废后风暴，传统的史学家总是将胜利的果实归功于武曌的政治才能和权谋之术，而将李治描述成一个性格软弱、被人利用的昏庸帝王，实际上，这是一种单一且不合理的眼光，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人都是复杂多变的，当我们以现代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由废后引出的政治博弈，李治的政治功力和权谋之术是不容我们所忽视的。

其实博弈主要由两个方面所构成，一方面就是唐高宗与长孙无忌的君权和相权的斗争。李治作为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君王，他渴望成功，同样也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时代，可舅舅长孙无忌的强势表现和说一不二的权威，不仅架空了自己的君权，而且也牢牢束缚着自己创立功业的手脚，所以说借着武曌与王皇后的后宫之战，李治要借机消解长孙无忌的权威，并且在此过程中扶植自己的亲信，进而巩固自己岌岌可危的皇权。

另一方面，自唐初以来，从魏晋时期所积累下来的世族观念，成为了影响社会平衡、威胁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就像“五姓七望”的子弟总能占据国家的上层阶级，而出身低微的寒门子弟他们的上升之路就会变得异常狭窄，而武曌与王皇后的后宫之争，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名门世族官僚与没落庶族地主之间的直接对决，李治所要做的便是彻底打破世族天下的局面，为天下的低微子弟表明一种态度。所以说李治的突围是极其成功的，从只能默默地接受到可以放开手脚地大干一场，李治用自己的政治谋略，开拓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永徽之治”下的文治武功

一个开国君主之所以能够得到后人的注目，那是因为江山的打拼必须要有极大的勇气和非凡的智慧，而古人常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可见，如何将打下的江山，管理好，守护好，做一名守成之君也是不容易的。对于李治来说，只要能够将祖父唐高祖，老子唐太宗所打下的且治理的蒸蒸日上的江山社稷，守护好，管理好，就是李世民给予李治的最大任务。就这点而言，所需要的，除了君主具有极高的素质修养，还要有一定的治国理政的才能和手段，而就这两点来说，李治都充分具备了。

就李治而言，他没有其父唐太宗所具有的远大理想和野心勃勃，也没有其妻武曌那么地痴迷权术，李治所想的只是将贞观盛景能够更好的延续下去，可事实也是如此，在高宗执政时期，他始终秉承着自己父亲的执政传统，将大唐帝国的文治和武功都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还将大唐的版图开拓得更加广阔，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永徽之治”下的文治武功，进一步了解李治的治国才能。

善于纳谏。

自唐太宗开始，举贤纳谏就成了唐朝的一个传统，贞观时期，在其父唐太宗李世民的积极推动下，魏征、马周等一大批治世能臣尽入朝中。而在唐太宗的影响下，李治执政期间，同样多次发布求贤令，就连立志远离朝堂的百岁名医孙思邈，也在李治的劝说下，多次出仕，而除此以外，李治也是出了名的虚心纳谏，其宽厚、大度的性格，使得群臣能够积极建言献策，在李治的积极努力之下，最终使得朝廷上下面折直谏蔚然成风。

爱民如子。

公元669年，四川遭遇了罕见的天灾，百姓流离失所，而李治则迅速派遣官员进行救助安抚，面对天灾人祸，李治的施善之举，实实在在的让百姓的生活有了着落，也给满朝文武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最终让百姓得到了及时的救助。可除了让百姓得到看得见的利益，李治还编成了一整套全面系统的法律行政体系——《永徽律令》和《唐律疏议》，这两部法典的完成，不仅成为当时唐代影响最大的法典之一，而且也对后世及周边国家的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维护主权。

有人说李治太软弱，可真实情况并不如此，根据史料记载的李治其实是一个杀伐果决的热血君王，在唐高宗李治执政时期，他不仅解决了西突厥的叛乱，将突厥的所有势力分而治之，并入了大唐的版图，而且李治还彻底征服了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完成了这些太宗贞观年间所不曾解决的难题，大大维护了唐帝国周边的稳定局面，而经过这几场大战也重新确定了大唐帝国的东亚霸主地位。

当我们通过一段段史料和一件件生动的故事，去走近，去了解一个完整的唐高宗李治，我们就能发现，真实的李治是远远不同于大家以往所认识的唐高宗，他的身上处处闪耀着贤主的光环。他作为一个有能力的君王，他宽厚待人，谦虚谨慎，杀伐果决，对待普通百姓他能够做到爱民如子，不劳民伤财，懂得爱惜民力;对待外侵之敌，面对有威胁的敌人，他杀伐果断，敢于出兵，最终大大扩大了大唐版图，奠定大唐霸主地位。而正是由于李治继承和开拓了唐太宗的事业，并把它不断地向前推进，才有了后面的“永徽之治”，也为“武唐霸业”和“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