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毁誉参半 忠奸难辨 是真正看透了明末攘外与安内死局的人 为何说杨嗣昌是明末最后的战略家?

杨嗣昌是明朝后期大臣，杨嗣昌是晚明一位重要的实务官僚，既不属于东林党，也不依附阉党。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匪战略，被崇祯帝视为力挽狂澜的希望。他是一个极其健谈的人，因口才而上位，明朝也因他的口才而走向了深渊。

明朝末年，无论是辽东还是豫陕，皆是多事之秋，从万历到崇祯，四任皇帝无一能解决明朝的危机。时至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已发展到新的高度，却没有人能遏制住它。阁臣换了一个又一个，军队派了一批又一批，最终皆是无功而返。心急如焚的崇祯皇帝最终找到了一个人——杨嗣昌。

这位杨嗣昌，就是民间盛传的杨阁老。杨嗣昌，字文弱，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最后升至南京国子监博士。就是这么一个年少有为的人，日后将成为崇祯为数不多特别器重且信任的人。但也是这么一个人，用一张嘴毁了明朝。

杨嗣昌虽然大有争议，但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会说话的人。

早在万历年间，曾任户部福建司主事的他，在《驳承天备监参提佃户稿》中批驳官员欺压佃户，大肆敛财，致民不聊生，要求勘问腐败官员。疏中慷慨激昂、同情苍生，但从日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这不过是一场表演罢了。用黄仁宇老先生的话，就是沽名钓誉、“讪君卖直”。

这样一个平日里巧舌如簧、左右逢源的人，常常企图讨好两边。他的墙头草行为被东林党人所记恨，于是在他父亲杨鹤下狱时，东林党人便对杨嗣昌落井下石，上疏告状，声称杨嗣昌下属犯事。情急之下，杨嗣昌并没有放弃父亲，他甜言蜜语乞求皇帝让他受死以换父亲平安，皇帝在他三次的感情攻势下，让杨鹤免于死刑。

随着父亲入狱，杨嗣昌的仕途黯淡起来。本以为未来无望的他，在正确的时间里，进入了错误的岗位。崇祯九年，农民起义的局势已经不同往日。由于其父亲杨鹤的招抚政策失败，以及明军的残暴，招致越来越多的民众投身起义中。一筹莫展的崇祯皇帝想到了被闲置的杨嗣昌，把他招到面前询问对策，此时杨嗣昌说得头头是道，还提出了许多“良策”。

但是崇祯皇帝只看到表面，没注意到杨嗣昌只是一个会耍嘴皮子的人。杨嗣昌虽然提出三大策略:制定战略;议兵议饷;推荐人材。但实行这些策略都需要大量的物力财力，光是白银就得要二百八十万八千两，同时还要精兵七十三万人。面对巨大的人力财力，无论皇帝还是大臣都没有愿意出钱的。

于是，杨嗣昌只能出了一个饮鸩止渴的馊主意——税务均输。《明季北略》记载:“计臣苦于无饷，兵部尚书杨嗣昌建议，因改粮为均输，以济军食。因加赋二万两。下诏日，暂累吾民一年。”所谓“暂累”其实就是不还，这一举动等于是杀鸡取卵。杨嗣昌凭借着一张嘴，就让民脂民膏尽为朝廷收割，他的所作所为只会让农民起义军越打越多。但是明廷并不在意，崇祯在满心欢喜中，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杨嗣昌曾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说明:“人之一身，元首为重。边烽讧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腹心之内，中之甚深。”他认为外敌可暂缓，内乱必须平。于是他提出了“十面之网”：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个地区为四正，以剿为主，因为农民军经常在此地流窜;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六个省份为六隅，任务为“时分防而时协剿”。

十面之网建成后，他自大地认为：“今则网张十面，刻值千金，断断不容磋过矣。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可是这十面之网犹如千里长堤，一旦有一处被破，则满盘皆输。且不说当年萨尔浒之战时，努尔哈赤专心攻击一处便让四路攻势奔溃。如今，杨嗣昌提出的残民政策让包围网内外都充斥着“潜在叛贼”，农民起义军只会越来越多。

虽然“大网”已经张起，但是执网人却没被好好筛选过。杨嗣昌由于在官场中摸爬滚打，学会了许多溜须拍马和察言观色的手段。而这些官场生存之道却让明王朝难以生存。当初杨嗣昌提出十面之网时，会突然任用主和的熊文灿，令后世十分不解。其实他会任用熊文灿竟是因为崇祯喜欢文灿。

起初熊文灿只是总督两广军务，后因朝廷派人找他，他在酒席之间慷慨激昂，指点江山，声称有计平乱，可朝廷派来的太监并不知道这些都是酒后诳语，被崇祯得知后，立刻想让他上任。杨嗣昌见势想奉承崇祯，便说文灿可以成大事。孙传庭对此有异议：“军兵屡战，多经溃乏受挫之苦;连年征战，民力疲竭。”结果崇祯皇帝没有接受孙传庭的谏言。杨嗣昌对此事发难，跑到皇帝那儿胡搅蛮缠，指责孙传庭阻碍陕西军务，吓得孙传庭只能上疏申辩。

于是，靠着一张嘴，两个不靠谱的主就这样开始了平乱事业。孙传庭的阻扰招致了杨嗣昌的记恨。早在崇祯十一年时，孙传庭将李自成大军打得只剩十八骑，孙传庭上报战况时，杨嗣昌故意不奏孙传庭的功劳。崇祯十二年，杨嗣昌委任洪承畴蓟辽总督，孙传庭所统秦兵则留守蓟辽，孙传庭反对，杨嗣昌不予理会，致使孙传庭忧郁而耳聋。

同年，孙传庭被调去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上疏请见皇帝，但被杨嗣昌阻挠。内心恼火的孙传庭打算称疾还乡，却被杨嗣昌污蔑是诈病逃责。此番话语让崇祯帝对孙传庭勃然大怒，孙传庭被贬为平民并关入大牢。除了排挤忠良外，杨嗣昌还由于“祸从口出”导致自己丧失了对军队的控制权。

崇祯十年，左良玉于舒城六安大破起义军，连战三捷。虽是喜事，可左良玉却把这一切归功于自己不听令。张国维和杨嗣昌都曾命令他进军支援围剿，可他都以事务繁忙搪塞，最后却因为没有执行杨嗣昌的命令打了胜仗，左良玉于是决定不再听从杨嗣昌。

对此不满的杨嗣昌想惩治左良玉，他暗中找贺人龙谈话，企图用贺人龙压制左良玉。《明季北略》记载:“嗣昌乃只密疏于朝，请以人龙代良玉，佩将印。”

这本是给各地部队下马威的好机会，结果左良玉在玛瑙山又打败了张献忠，杨嗣昌心虚，害怕得罪左良玉，便出尔反尔。《明季北略》记载:“既而闻玛瑙山之捷，后奏留良玉，佩将印如故，别加人龙职衔，须后命。人龙怏怏。良玉知之，意亦恨。当献忠遁伏山中，千余残寇可尽，乃良玉以夺印怀惭，人龙复以归印觖望，遂逡巡不复深入。皆嗣昌两帅之心，玩寇故也。”

杨嗣昌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而上奏左良玉的种种不良行为，结果又因心理素质不强，导致政敌和政友都不再信任他。由于丧失兵权，杨嗣昌的剿匪业务就没平常那么好办了。

陕西起义造就了兵部尚书杨嗣昌，但也毁了他。随着八大王提出“以走制敌、避实击虚”的战略，农民起义军不再与杨嗣昌兜圈子，而是决定跳出这张看似紧密的网。为解决燃眉之急，杨嗣昌再次展现嘴巴的魔力，《明季北略》里记载:“嗣昌首倡众敛一议加剿餉三百万两，又加练餉七百三十余万两，合旧派每年加二千三百万，以致民穷盗起。”

一开口就要二千三百万，看似容易筹集，可终究是薅百姓的羊毛。但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仍然被采纳，随之而来的则是民怨四起，起义军越来越多。虽然崇祯十三年，杨嗣昌的下属左良玉曾在玛瑙山之战中击败张献忠，还夺得对方虎符、镂金龙棍、令旗、令箭以及妻妾，但这一切都不过是回光返照。

随着张献忠和罗汝才入川，朝廷的麻烦越来越多，杨嗣昌为了给自己开脱，已经放弃了自己的颜面，上疏称:“岂期蜀兵之脆，将领之愚。”一味地怪罪地方守军将领不配合。崇祯十四年正月初四日，张献忠、罗汝才攻克通江县，杨嗣昌一面命令总兵猛如虎等加紧追击，一面连续九次檄调驻扎在湖北郧阳地区的左良玉部进川堵截，但两方面皆无效果。随着农民起义军势如破竹攻克襄阳，杀死襄王，杨嗣昌内心已然成灰，在营中的他不断收到噩耗。他发现自己再也没法用三寸不烂之舌把问题解决。

最终，崇祯十四年三月初一日，杨嗣昌死于湖北沙市徐家花园。可他的死却一直存在疑点，《明季北略》和《绥寇纪略》都记载他是自缢:“辛巳二月初二丙子，嗣昌在荆闻变，惭愤自缢于军。时，河南已陷，福王遇害，嗣昌度不免，遂自尽。”但他的孩子却在《孤儿吁天录》中表示父亲是病死。无论病死还是自杀，他都是在内心困苦中离开人世。起初崇祯念在旧情并不想追究他，可后来由于局势恶化外加旁人蛊惑，恼怒的崇祯发觉自己过去尽是被杨嗣昌忽悠，于是下令要对杨嗣昌开棺戮尸。

为何说杨嗣昌是明末最后的战略家?

很多人实际上都认识到了明朝的战略规划总是朝令夕改，无论是士兵还是官员往往都只能疲于奔命。杨嗣昌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害死了卢象升这一位明末最为能打的“文臣”。而恰恰是卢象升实际上其战略规划上和杨嗣昌是不谋而同的，当然只是在对内作战上，两人的根本矛盾在于对清议和。

实际上无论是袁崇焕、孙传庭、卢象升亦或是洪承畴等，其主张都是没有全面化，没有放眼天下的格局的。只有杨嗣昌的战略是深谋远虑的，攘内先安外在战略上是没有问题的，其计划用“ 四正六隅 、十面张网”的围堵击败李自成、张献忠也是非常有效的。

在杨嗣昌的战略规划出炉前，明朝剿匪10余年，茫茫然越打越多，卢象升九战九捷之后依旧深感无力上书崇祯认为剿匪之策毫无规划，官兵沦为盗匪者不计其数。那么杨嗣昌“四正六隅 、十面张网”就是针对流寇作战的特点来对症下药的，其结果是辉煌的，张献忠被迫投降，李自成只剩下18骑遁入山中。

但是战略是高屋建瓴，敌不过具体执行上的一步错，步步错。对内作战胜利的关键时刻，清军入侵，崇祯不顾杨嗣昌规劝，将主持流寇作战的孙传庭、洪承畴和卢象升等人都调回京师，导致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张献忠投降，杨嗣昌非常警惕，不想轻易接受，要张献忠杀贼投诚，奈何敌不过好大喜功的崇祯和熊灿文，也正是这一步导致熊灿文和杨嗣昌身亡。张献忠果然诈降，等到时机成熟又扯旗造反。

对清议和更是草草收场，即使杨嗣昌害死了激烈反对议和的卢象升依旧难以完成。崇祯死活不愿表态，私下议和变成公开之后，崇祯就敌不过群臣压力，议和之事流产。因此实际上杨嗣昌的注意哪怕不是好主意，但是在当时整个大明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战略规划的前提下，崇祯能真正放手支持杨嗣昌，同僚大臣之间能多几个志同道合的人才，明朝局势当不止于此。

杨嗣昌成也孤臣败也孤臣，当崇祯皇帝不能鼎力支持或者鞭长莫及的时候，杨嗣昌几乎是指挥不了任何人，到哪里都处处制肘。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斗争并没有随着魏忠贤的倒台而烟消云散，终明一朝，那怕是在南明小朝廷里也是争斗不休。而杨嗣昌既不是东林党也不说阉党，这是崇祯皇帝非常喜欢和信任杨嗣昌的原因之一。

但是这也导致杨嗣昌始终无法真正掌握权力，纵观明朝首辅能真正掌握权力的，无一不是党羽众多的，高拱、徐阶和张居正斗的不可开交的时候，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的。而杨嗣昌却几乎没有心腹，说到底杨嗣昌更多的是崇祯皇帝的参谋长，凭借崇祯皇帝的威信才能将政治主张和战略规划传达下去。在崇祯皇帝有所动摇的时候，杨嗣昌是毫无办法的，实际上也正是崇祯皇帝的急功近利和不敢承担让杨嗣昌的对内、对外计划全部流产。

当然害死卢象升一事，杨嗣昌责无旁贷，杨嗣昌想要议和不过是权宜之计，但是明朝大臣别的没有，有骨气的一大把。但完全将卢象升的死归结于杨昌嗣是不严谨也是不负责任的， 卢象升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时宣、大、山西三总兵吃空饷吃得太狠，三个总兵加起来才2万人马，也就是说少了将近3万人马。其中王朴还是鼎鼎大名的逃跑将军，假传云、晋有敌情不战而走。

张其不发军饷、监军高起潜不发救兵，不战而逃，这些一桩桩一件件无不明示大明真的腐朽到要灭亡的地步，把这些全部归结于杨嗣昌一人之手是不可能的。首先杨嗣昌没有这么大权力，高起潜是宦官，杨嗣昌和阉党关系并不好，张其和王朴以及三位总兵都是地方上的老油条，杨嗣昌更拿捏不了。也正是这一次的惨败，导致杨嗣昌被群起而攻之，虽热崇祯皇帝依旧信任杨昌嗣，却也不得不 令他落职带冠视事。不久张献忠撕毁招安，再度起兵造反，崇祯有意让杨嗣昌去督师平定张献忠。

杨嗣昌也顺手推舟接受任命，因为接受张献忠投降的就是杨嗣昌推荐的熊灿文，杨嗣昌责无旁贷。下了地方的杨嗣昌，手下左良玉一度获得玛瑙山大捷，但是杨嗣昌和手下大将左良玉、贺人龙以及陕西督抚郑崇俭都相处不合，杨嗣昌被张献忠的游击战术牵着鼻子走。原本被左良玉围困在奉节鱼腹山的李自成也利用两人的间隙，逃出升天，突袭洛阳杀死皇叔福王朱常洵。一个月后，张献忠也奇袭襄阳行营击杀襄王朱翊铭。原来就病忧交惧的杨昌嗣彻底崩溃，未及半月病逝。

杨嗣昌去世，崇祯帝 亲撰祭文，追赠 太子太傅 ，并哀叹：“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言官们仍旧不放过杨嗣昌，要追究其兵败导致两位藩王身亡的过失，都被崇祯皇帝拦下。并下书自责“ 杨嗣昌系朕简用，用兵不效，朕自鉴裁;况尚有才可取”

相比袁崇焕等人，崇祯皇帝对杨昌嗣可谓有始有终，崇祯一朝先后启用过50多人的内阁辅臣，对杨昌嗣是独一无二的信任有加。明末天灾人祸，党争不断，贪官横行，皇帝和朝臣对立，将军和内阁掣肘，外有清兵入侵，内有流寇横行，杨嗣昌为之努力终身，人无完人，却也当得起崇祯这独一份的信任了。但后人多以杨嗣昌比作秦桧之流可谓误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