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刘奭(shì)(前74年—前33年),汉宣帝刘询与嫡妻许平君所生之子,西汉第十一位皇帝。刘奭出生几个月后,汉宣帝即位为帝。两年后,其母许平君被霍光妻子霍显毒死。地节三年(前67年)四月,刘奭被立为太子。黄龙元年(前49年)十月,汉宣帝驾崩,皇太子刘奭继位,是为汉元帝。汉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通音律,少好儒术,为人柔懦。在位期间,因为宠信宦官,导致皇权式微,朝政混乱不堪,西汉由此走向衰落。竟宁元年(前33年),汉元帝在长安未央宫病死,终年42岁,在位16年,葬于渭陵。
汉元帝刘奭,生于元平元年(前74年),汉宣帝刘询的长子,母亲是恭哀皇后许平君。刘奭出生后数月,其父刘询即位,是为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八岁的刘奭被宣帝立为太子。
史书上说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当他还是皇太子时,眼看着父皇重用法家人物,动不动就用刑罚惩治下属,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仅仅因为“刺讥辞语”就被杀害,很不以为然。一天乘着陪父亲用餐时,委婉地说:“陛下使用刑罚略有点过分了,应该多多重用儒生。 ”汉宣帝刘询顿时变了脸色,厉声说:“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德政’呢?更何况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怎能交给他们以治理国家的重任! ”说完了这番话,汉宣帝又长叹一声道:“乱我家者,太子也!”鉴于对已故许皇后的感恩与报答,他最终没有更换太子,这是刘奭的一大幸运。
黄龙元年(前49年)十二月,汉宣帝驾崩,太子刘奭继位,是为汉元帝。第二年(前48年)改年号为“初元”。汉元帝在位期间汉朝比较强盛,但也是衰落的起点。豪强地主兼并之风盛行,中央集权逐渐削弱,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宣帝临终前,已为元帝安排“三驾马车”辅政,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
元帝的信任与支持,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张推行仁政的希望,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与萧望之产生嫌隙,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
史高与宦官里外呼应,反对萧望之的改革主张。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元帝初即位,由于性情柔弱缺乏主见,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萧望之提出此动议,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人嫉恨,于是他们与史、许两姓外戚联手,共同对付萧望之,只用两个回合,就将萧望之逼死。萧望之饮鸩自杀,元帝非常震惊,为之痛哭流涕,责怪弘恭、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贤傅。但他却没有惩治逼死师傅的幕后推手,只是口头责问弘恭、石显等人,使其“免冠谢”而已,事后对他们宠信如故。从萧望之死,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视与低能,空怀匡正理想,而缺乏战略眼光与政治谋略。毫无疑问,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为,必须将儒臣作为主要依靠力量。元帝放纵宦官逼死萧望之,放逐其他儒臣,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断臂膀。
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角逐,宦官成为大赢家。萧望之死后不久,中书令弘恭当年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此后,中枢权力急剧失衡,向石显一方倾斜。出于对石显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将朝政全部委托他处理,事无大小,都由他汇报决断。于是石显威权日盛,贵幸倾朝,公卿以下无不畏惧他。石显俨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迹”。元帝虽为天子,权柄却握在石显手中,一切听任石显说了算。
元帝特别宠信宦官,主要基于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缔结“外党”。但这是一种错觉,石显之流其实颇擅长“结党”,他不仅与宫廷太监结为“内党”,而且勾结史丹、许嘉等外戚,并拉拢那些见风使舵的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结为“外党”;内外呼应,兴风作浪,党同伐异。易学大师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宠信佞臣,元帝却执迷不悟,依然听任石显专权;京房触怒石显,很快被逐出朝廷,随后又因“非谤政治”而被处死。
石显擅权期间,纲纪紊乱,吏治腐败。王昭君因为不愿出钱行贿,画师便将她丑化,不得不出塞远嫁匈奴。昭君出塞让元帝惊悟国政混乱,然而对于宦官危害国家,他始终未能悟察。司马光评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 ”说白了,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让石显玩弄于股掌之间。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在帝制时代,大权旁落乃为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必须善用最高权力施展抱负。
竟宁元年(前33年)五月,汉元帝在长安未央宫去世,终年四十二岁。葬于渭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12里处)。死后庙号高宗,谥号孝元皇帝。太子刘骜登基,是为汉成帝。
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十月,汉元帝下令西汉帝王诸陵依其地界分属三辅管理,此前诸陵总属太常管理。又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诏令不要重新建立县邑和迁徙国民。
宣帝时期,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权力之争,初有“五单于争立”,互相不容,屠戮兼并,西汉“单于天降”瓦当最后形成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的对立。在汉元帝期间,在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
平灭郅支
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汉朝支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就有与汉绝交之意
,并与康居王勾结起来,在都赖水(今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尔),作为自己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基地。郅支将势力向汉西域发展,直接威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建昭三年(前36年),新一任西域太守对匈奴发动攻击,获得大胜。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以后近40年,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丝绸之路也畅通无阻。陈汤为官虽有不少劣迹,但他矫诏兴兵、平灭郅支的功绩应当肯定。昭君出塞
郅支被杀之后,呼韩邪单于既为消灭政敌而高兴,又畏惧汉朝的威力。竟宁元年(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长安朝汉,并表示愿娶汉女为阏氏。元帝也愿意用婚姻的形式巩固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以宫女王嫱配他为妻。
王嫱,字昭君,西晋时因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昭君虽然仪容雅丽,举止端庄,但因未受皇帝封诰,所以在后宫的地位极其卑微,不受重视。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宫女一样,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但当历史提供机会时,她主动请行,自愿远嫁匈奴。在临行前举行的欢送仪式上,元帝见昭君丰容靓妆,光彩照人,顾影徘徊,竦动左右,不禁大为悔恨,很想把她留下,但又不便失信,只得让她随呼韩邪出塞而去。
汉元帝认为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特意把年号改为“竟宁”,意即边境安宁之意。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宁胡”意即“匈奴得到昭君,国家就安宁了”。从此,汉匈长期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昭君的事迹在正史记载中仅有几十个字,但在稗官野史中的记载却非常多,而且更富于传奇色彩。《西京杂记》中有这样一段传说:“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由于画工毛延寿的卑劣行径,误了昭君的青春,害得她背井离乡,远嫁异域。
汉代出塞和亲的女子比比皆是,而且大多是金枝玉叶的宗室公主。但她们的为人行事,很快都随着历史的长河流逝了,唯独“良家子”出身的昭君却流芳千古,人们怀念不已。1963年,董必武作了一首咏昭君的诗,镌刻在昭君墓前的石碑上:“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不仅肯定了昭君出塞的历史意义,也肯定了汉元帝的历史眼光。
汉宣帝:“乱我家者,太子也!”
班固:“壮大,柔仁好儒。”“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司马光:“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厎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
洪迈:“孝元之优柔不断,权移於阍寺,汉业遂衰。”
王夫之:“汉之亡。非元帝之咎也,帝弱而寡断,然而无所伤于天下,石显仅逞于异己,而恶不及于民,国之元气未斵焉。故曰:非元帝之咎也。”
蔡东藩:“若元帝之优柔寡断,徒受制于宦官外戚而已。虎父生犬子,吾于汉宣元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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