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懽帖睦尔

人物生平

少年时代

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十七日，妥懽帖睦尔出生于西北察合台汗国所属的金山（阿尔泰山）一带。 他是元朝周王和世瓎（后来的元明宗）的长子，元世祖忽必烈的五世孙，其世系依次是真金（元裕宗）、答剌麻八剌（元顺宗）、海山（元武宗）、和世瓎（元明宗），而妥懽帖睦尔的出生与成长也是伴随着皇位之争的腥风血雨。至大四年（1311年），元武宗海山（妥懽帖睦尔的祖父）驾崩，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以皇太子身份继位，是为元仁宗。按元武宗与元仁宗的约定，继承仁宗皇位的是武宗长子和世瓎，但仁宗即位后却反悔了，试图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后来的元英宗）为皇太子，而把和世瓎封为周王，命其出镇云南。延祐三年（1316年）十一月，和世瓎行至延安时，与武宗旧臣图谋恢复皇储地位，结果招来仁宗的追杀，和世瓎被迫奔往西北的金山（阿尔泰山），得到察合台汗国的庇护。 在和世瓎避难金山期间，纳了一名回回女子、郡王阿儿厮兰的后裔罕禄鲁迈来迪，并与她生了妥懽帖睦尔。 迈来迪生下妥懽帖睦尔后便去世了，后来被追尊为贞裕徽圣皇后。 

妥懽帖睦尔出生那年正值元仁宗驾崩之年。此后至天历元年（1328年），元朝皇位更迭频繁、内乱不断，先后经历了元英宗、泰定帝、天顺帝三位皇帝，皇位又落入了武宗一系的手里，这就是在两都之战中取胜的和世瓎之弟图帖睦尔（元文宗，即妥懽帖睦尔的叔叔）。图帖睦尔宣称将皇位禅让于自己的哥哥和世瓎，和世瓎在天历二年（1329年）即位于漠北，是为元明宗，没来得及去大都便被图帖睦尔一伙毒死于王忽察都。图帖睦尔再次登基，是为元文宗，元明宗留下的孤儿寡母的地位岌岌可危。天历三年（1330年）四月，明宗皇后八不沙（妥懽帖睦尔的嫡母）被文宗皇后卜答失里杀害。至顺元年（1330年）七月，元文宗将妥懽帖睦尔流放到高丽大青岛加以监禁，不许与外界接触。 第二年，有人向文宗密告辽阳与高丽要奉妥懽帖睦尔造反 ，文宗乃昭告天下，声称妥懽帖睦尔不是元明宗的亲生儿子，并在至顺二年（1331年）十二月派遣枢密院使尹受困、中丞厥干等从高丽接回了妥懽帖睦尔，转而流放他到广西静江（今桂林）。 

妥懽帖睦尔在静江居住了一年左右，在这期间他寓居于大圆寺中，受该寺的秋江长老教导，学习了《论语》、《孝经》，并每日练习写字两张。后来妥懽帖睦尔被召回大都时，还将他学习所用的书册文具藏入小皮匣中，随时翻看。妥懽帖睦尔性格亦活泼好动，常常掘地为穴，撒尿其中，然后活成泥，做成各种玩具。又喜欢养“八角禽”，有时鸟飞到池塘中的枯树枝上，妥懽帖睦尔竟顾不得脱靴，下水捕捉，秋江长老多次加以制止。他还经常做孩子王，带领二三十个小孩做纸旗杆，插在城上。秋江长老还注意培养妥懽帖睦尔的言行举止，教导他：“太子乃国家金枝玉叶，不比凡民，见大官人来，切不可妄发言，亦不可不自重。”于是每当有官吏来寺里巡查时，妥懽帖睦尔就正襟危坐，官吏一旦离开，就嬉戏如初，所以是“一时勉强，素非涵养有之”。 妥懽帖睦尔即位后，为报答秋江长老的恩德，不仅大加赏赐，还将大圆寺改为万寿殿（现址为靖江王府）。 

登基为帝

元文宗驱逐妥懽帖睦尔以后，便于至顺元年（1330年）十二月立自己的儿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可是一个月后太子就死了。这对信仰藏传佛教、相信因果报应的的元文宗夫妇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尽管他们还有儿子燕帖古思，但文宗在至顺三年（1332年）八月驾崩时遗言：“当年在晃忽叉（王忽察都）弑杀明宗皇帝是我铸成的大错，后悔莫及。如今我有一子燕帖古思，虽然我爱他，但现在理应将皇位传给明宗的长子妥懽帖睦尔。这样我去世后也对明宗有个交代了。” 

当时，把持朝政的权臣太平王燕帖木儿没有立年长的妥懽帖睦尔，而

是立了就在大都的明宗幼子懿璘质班（妥懽帖睦尔异母弟）继位，是为元宁宗。不料当年十一月，元宁宗就驾崩了。燕帖木儿欲立燕帖古思继位，但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坚持立妥懽帖睦尔。 于是派遣中书左丞阔里吉思前去静江接妥懽帖睦尔回京。到了良乡，燕帖木儿率人持卤簿来迎接他。燕帖木儿与妥懽帖睦尔并马徐行，说明了拥立他为皇帝的意思。妥懽帖睦尔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一时吓得不敢回答，所以燕帖木儿怀疑他，到大都后也没有立他为帝，再加上司天监的太史也说妥懽帖睦尔不可立，立则天下乱，所以元朝皇位空缺了半年之久。 元代藏文史料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当时的占卜者说： “如果和世瓎的长子妥懽帖睦尔在鸡年等待六个月然后再登上皇位，那么皇运将和薛禅汗（元世祖）一样久长。”对此说法，众位大臣们说： “这样将皇位空置，国家的责任由谁来担负？”这时燕帖木儿说：“你们对天神的预示再好好测算，如果真是如此，能使皇帝圣寿久长那就再好不过，皇位空悬时期国家重任由我来承担。” 

在这半年间，卜答失里临朝称制，燕帖木儿的弄权也登峰造极。 至顺四年（1333年）五月，燕帖木儿因纵欲过度而亡，卜答失里在内定自己的儿子燕帖古思为妥懽帖睦尔继承人以后，决定正式奉妥懽帖睦尔为帝。 至顺四年（1333年）六月初八日，妥懽帖睦尔即位于上都，是为元顺帝（惠宗）。顺帝即位后改年号为“元统”，并封燕帖木儿之女伯牙吾氏（答纳失里）为皇后、卜答失里为太皇太后、燕帖古思为皇太子。

扳倒权相

妥懽帖睦尔登基后，是一个“深居宫中，每事无所专焉” 的傀儡皇帝，继燕帖木儿而兴的权臣伯颜以右丞相的身份专擅朝政，但是燕帖木儿家族的势力仍然很大，其弟撒敦为左丞相、儿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女儿答纳失里还拥有皇后之尊。到元统三年（1335年）时，撒敦死去，唐其势升为左丞相，欲与伯颜争权，遂与撒敦弟答里密谋发动政变，杀伯颜，废顺帝，另立元文宗的义子塔剌海（燕帖木儿之子，唐其势之弟）。同年六月，伯颜粉碎唐其势的政变，消灭燕帖木儿余党，同时将答纳失里皇后逐出宫中，并将她杀害。 同年十一月，顺帝以“祖述世祖”为名改年号为“至元”。 

当时，伯颜被封为秦王，一手遮天，“势焰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 他大肆排斥异己，甚至杀了自己的老主人郯王彻彻秃一家，并贬谪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和威顺王宽彻普化。他聚敛财富，穷奢极欲，甚至出入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宫中，与其私通，以致大都传诵“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太皇太后倚恃着”的讽刺伯颜的歌谣。 伯颜最被人诟病的是排汉的民族压迫政策，在他的主导下，蒙古、色目殴打汉人、南人不得还手，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重申汉人、南人不得执兵器之戒，严格控制汉人做官的限界，汉人、南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排斥，在伯颜当权下的中书省只有王懋德、许有壬、傅岩三人做过左丞和参知政事。地方上甚至还没收汉人铁制农具及禁止汉人文化活动。至元元年（1335年）十一月，伯颜取消了科举考试，也是一大倒退。在面临汉人反抗时，伯颜甚至提出了杀绝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主张，所幸顺帝没有听从。 

伯颜的倒行逆施使社会矛盾原本就十分尖锐的元朝更加动荡不安，广西、山东、四川、江西、福建、河北、河南等地爆发了农民起义或少数民族起义，元末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彭莹玉就是在至元四年（1338年）发动袁州起义，失败后广泛传播白莲教，埋下了十多年后全国性动乱的火种。而至元五年（1339年）在河南更发生一起“假传圣旨”的闹剧，河南吏员范孟自称有圣旨，杀了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以下一干官僚，不久后范孟被杀。 此事可以看出当时元朝纲纪松弛到了何等程度。

伯颜专权所导致的乱象都被元顺帝看在眼里，他与伯颜的侄儿脱脱早已图谋除掉伯颜。而伯颜也蠢蠢欲动，与卜答失里合谋以燕帖古思取代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顺帝与脱脱利用伯颜出猎之机，发动政变，罢黜伯颜，先贬为河南行省左丞相，再流放南恩州阳春县（今属广东），至此伯颜时代落下帷幕，顺帝得以亲政。 在政变中，顺帝坐镇玉德殿，主符檄，发号令，其间杨瑀等文臣在御榻前起草贬斥伯颜的诏书时，有“以其各领所部，诏书到日，悉还本卫”的语句，顺帝指示说：“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作时。”充分显示出他的果断与精明。 同年六月，顺帝为报杀父之仇，下诏毁太庙文宗室，废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并将她赐死，流放燕帖古思，还缴销了当年元文宗宣称他不是元明宗儿子的诏敕。 元顺帝完成复仇之举后，“被服衮冕，祼于太室”，祭告父亲元明宗，并追上谥号。次年正月，顺帝改元“至正”，任命脱脱为右丞相，宣布将“与天下更始”，准备大展宏图、中兴元朝。 

锐意图治

进入至正时代，元顺帝“图治之意甚切” ，脱脱为挽

回元朝统治危机，亦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史称“脱脱更化”。脱脱恢复了科举制度，颁行《农桑辑要》，整饬吏治，征召隐逸，蠲免赋税，开放马禁，削减盐额，编修辽、宋、金三史，实行儒治，包括开经筵与太庙四时祭、亲郊祭天、行亲耕礼等活动。在顺帝的励精图治与脱脱的勤勉能干之下，至正初年的元朝一度呈现回光返照的局面，在伯颜时代受压抑的汉族儒生也为之振奋，当时的欧阳玄写道：“至正宾兴郡国贤，威仪重见甲寅前。杏园花发当三月，桂苑香销又七年。豹隐山中文泽雾，鹏搏海上翼垂天。明时礼乐须奇俊，莫道儒生自圣颠。” 

就在“更化”如火如荼的至正四年（1344年），脱脱以多病而欲隐退，再加上萨满说流年不利，所以连续十七次上表请辞，顺帝终于同意。 此后5年间，顺帝又任用阿鲁图、别儿怯不花、朵儿只、贺惟一（太平）等人为相，他们虽然不是奸臣，但能力都不如脱脱。在此期间，顺帝继续推行了以廉政建设为中心的一些改革措施，如颁行《至正条格》、定荐举守令法、派遣24名官员巡视宣抚全国各地等。顺帝亦未丧失图治之心，他十分重视地方守令的任用，必须亲自过目，考察其贤愚，并谆谆告诫那些陛辞的地方官说：“汝守令之职，如牧羊然。饥也，与之草；渴也，与之水。饥渴劳逸，无失其时，则羊蕃息矣。汝为我牧此民，无使之失所，而有饥渴之患，则为良牧守矣。” 在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遣官奉使宣抚时，又命其“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 可是当时奉使宣抚的官员除了苏天爵、王守诚等少数人较有政绩以外，其余反而加剧了官场的腐败与民间的疾苦，特别是江西、福建一带，更流传着“九重丹语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天”、“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等民谣。 可见元朝的腐败已是无可救药了。

对元顺帝打击最大的要数当时罕见的天灾。自至正四年（1344年）以后，中国进入了灾害多发期，尤以腹里和河南行省最为严重。那时候，黄河决口、饥荒频仍、瘟疫爆发，人民流离失所，大量死亡，就连大都也受到影响，当时客居大都的高丽人李谷写道：“饥民云集京师，都城内外，呼号丐乞，僵仆不起者相枕藉”。 顺帝命官府加以赈济，并颁诏罪己，至正九年（1349年）又重新起用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希冀挽回元朝的颓势。

天下大乱

此时由天灾引发的后遗症正困扰着元廷，首先是由河患引发的严重的财政危机，漕运、盐税锐减，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跌，国库渐虚；其次是河患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小规模农民起义频繁发生，特别是至正八年（1348年）方国珍兄弟啸聚海上，对元廷赖以生存的海道漕运构成威胁，元廷无法镇压，只得加以招抚；同时，吏治不仅没有根本性的扭转，反而在灾荒时期变本加厉，史载“及元之将乱，上下诸司，其滥愈甚”。 总之，元朝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乱一触即发。脱脱第二次拜相后，试图力挽狂澜，但他采取变钞和起用贾鲁治河两大政策，却为元朝掘好了坟墓。时人讥讽说：“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 终于，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由刘福通等红巾军引爆元末农民起义，顺帝派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6000蒙古精锐阿速军及各路汉军前往镇压，但对阵时见红巾军声势浩大，急呼“阿卜！阿卜！”（跑），根本无力镇压。 史载“至正十一年寇起淮南，凡浙西、江东南、湖南北，以闽、蜀之地，凡城所不完者皆陷” ，元朝在许多地方的统治机构瘫痪，陷入土崩瓦解的绝境。

顺帝也不再有至正之初的那种勤政朝气，开始宠幸

佞臣康里人哈麻，但仍然过问政事。顺帝问责脱脱：“汝尝言天下太平无事，今红军半宇内，丞相以何策待之？”脱脱汗流浃背。 脱脱面临元末农民起义的乱局，一方面加紧防汉措施，军机一概不让汉人与闻 ；一方面依赖地主富豪的捐献及其组织的“义兵”来对抗红巾军，造成了元末军阀混战的恶果，同时，脱脱在至正十二年（1352年）八月亲自南下督师，镇压徐州的芝麻李红巾军，九月破徐州，屠其城。 到至正十三年（1353年）底，红巾军一度转入低潮。以顺帝为首的元朝统治者忘乎所以，为脱脱建生祠于徐州（当时已改名武定州），立平寇碑，又封赏各有功将领。此时元廷开始商议立高丽贡女奇皇后所生的爱猷识理达腊为皇太子，脱脱对此有微词，哈麻趁机挑拨离间，为元宫廷的内乱埋下伏笔。 

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月，张士诚崛起，在高邮建立大周政权，同年九月，顺帝再命脱脱出师，不仅包括蒙古、汉军，还囊括了西域、吐蕃、高丽等地的军队，号称百万之众。张士诚无力支架，只能死守孤城高邮。哈麻利用脱脱不在朝，又进谗言诬陷脱脱及其弟也先帖木儿，顺帝听信了哈麻等人的话，下令削脱脱兵权，安置淮安路。脱脱深受忠君思想影响，接诏后便交出兵权，而他所统率的“大军百万，一时四散” ，红巾军势力大振，元朝官军再也无力组织起来镇压起义了，只能依靠地主武装。脱脱全家被流放，他本人先后被安置于淮安路、亦集乃路、云南镇西路，至正十五年（1355年）十二月在流放云南的途中被哈麻矫旨杀害。 

宫廷内斗

自脱脱被逐杀以后，顺帝彻底堕落，他受哈麻蛊惑，声色犬马，沉溺密宗，修炼所谓“男女双修之术”，还在宫中建清宁殿，绕殿一周建百花宫，每五日一移宫，朝政则交给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 至正十六年（1356年），哈麻企图让顺帝禅让于皇太子，被其妹夫秃鲁帖木儿捅给顺帝，顺帝大怒，说：“朕头未白，齿未落，遽谓我为老耶？”遂贬斥哈麻。 此后又有朴不花、搠思监等搅乱朝政。史载“是时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则军旅烦兴，疆宇日蹙；内则帑藏空虚，用度不给；而帝方溺于娱乐，不恤政务”。 当时元朝已丧失半壁江山，就连都城也处于危机之中。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蒙元陪都上都被破头潘、关先生所率的红巾军攻破，宫阙被焚，此后元顺帝停止了每年到上都避暑的传统。 至正十八、十九年，由于农民起义导致漕运断绝，大都发生饥荒，饿死数十万人。这一状况直到张士诚降元运粮才有所好转。至正二十年（1360年）十二月，漠北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起兵作乱，直逼上都，并遣使告诉顺帝：“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太半？盍以国玺授我，我当自为之！”次年被镇压。 

此时奇皇后与皇太子渐萌异心，企图让顺帝禅位。他们害死了反对内禅阴谋的左丞相贺惟一，又以宦官朴不花、丞相搠思监为倚靠，赶走直言进谏的陈祖仁、李国凤等大臣，逐渐控制了朝廷。外部则是元廷倚赖镇压红巾军的察罕帖木儿（后由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继承）与孛罗帖木儿两支军阀相互争抢地盘，中原大地民不聊生。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受皇太子一党陷害的顺帝母舅老的沙出奔大同的孛罗帖木儿大营，皇太子一党追索不成，要求顺帝讨伐孛罗帖木儿，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四月和七月，孛罗帖木儿两度进攻大都，先迫使顺帝交出朴不花与搠思监，将其杀死，后又使顺帝拜他为右丞相，并赶走了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皇太子逃到太原的扩廓帖木儿大营中，元朝一度呈现两个朝廷的局面。孛罗帖木儿当政之初，杀掉了秃鲁帖木儿等教顺帝淫乐的奸臣，赶走宫中的西番僧侣，裁汰宦官，减省钱粮，一度颇有作为，但后来秽乱后宫，酗酒杀人，而且在皇太子一方来攻时，吃了几个败仗，顺帝也对孛罗帖木儿极其不满，命威顺王子和尚伺机暗杀孛罗帖木儿。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七月二十九日，孛罗帖木儿入宫时被杀手徐士等人刺杀于延春阁李树之下。刺杀行动进行时，顺帝躲在密室内，约定事成则放鸽铃声。听到鸽铃声后，顺帝走出密室，下令民间杀尽孛罗帖木儿的部下（即所谓“川军”），同时命人将孛罗帖木儿的人头装进匣子里，送到太原的皇太子处。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九月，扩廓帖木儿护送皇太子还京，顺帝任命老臣伯撒里为右丞相，扩廓帖木儿为左丞相，宫廷内斗告一段落。

失国亡身

而后，顺帝又封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南下肃清江淮，不料却引发了扩廓帖木儿与李思齐、张良弼等诸多军阀在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混战的局面。顺帝怀疑扩廓帖木儿有异志，命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总领天下兵马，开大抚军院，讨伐扩廓帖木儿。 这场军阀混战一直持续到大都失守前夕，极大损耗了元朝的有生力量。顺帝虽昏庸，亦知国难当头，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秘密在高丽济州岛建造宫殿，以备将来逃难之用。 在元朝内乱的期间内，朱元璋坐大于南方，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群雄次第削平，并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发动“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北伐战争。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自称皇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明军高歌猛进，势不可挡，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闰七月时，元顺帝才与扩廓帖木儿和解，但为时已晚。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明军抵达直沽，二十六日，知枢密院事卜颜帖木儿出大都迎战明军，被擒杀，太庙牌位也被收集好，在逃难时一起带走。 二十七日，顺帝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庆童为中书左丞相，自己则做好逃难的准备。 二十八日，顺帝驾临大都清宁殿，召见众臣及三宫后妃与皇太子，正式宣布将逃往上都。知枢密院事哈剌章（脱脱之子）力谏不可，顺帝说：“也速已败，扩廓帖木儿远在太原，何援兵之可待也？” 宦官赵伯颜不花跪地痛哭进谏说：“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顺帝叹息说：“今日岂可复作徽、钦！” 到了这天夜里，大都健德门开，顺帝与皇太子、后妃及一百多名大臣出奔上都。顺帝一路上如惊弓之鸟，连山峰塌方都以为是明军到来。 八月十五日，顺帝一行终于抵达上都，此前大都已经在八月二日被明军攻占，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等殉国。 元朝在中原统治结束，北元开始。

顺帝在北逃时感慨道：“朕不出京师，安知外事如此！”到上都后又“昼夜焦劳，召见省臣或至夜分”“召见群臣，询恢复之计”，颇有重新振作的姿态。 当时，哈剌章请求顺帝命扩廓帖木儿入援，得到顺帝同意。 扩廓帖木儿不负顺帝希望，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十月初，在韩店与明军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 顺帝被这一胜利冲昏头脑，封扩廓帖木儿为齐王 ，并命令他挥师收复大都，明军趁机偷袭，扩廓帖木儿大败，仅以十八骑逃走。 此后顺帝再度消沉，身体每况愈下，至正二十九年（1369年）元旦朝贺时，他就托病不出，此后经常因病缀朝。 当时元军连战连败，至正二十九年（1369年）六月十三日，顺帝又弃上都奔应昌，其间许多大臣进谏速奔和林，但由于阿鲁辉帖木儿事件的阴影，顺帝都没采纳。 至正三十年（1370年），顺帝病重，由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总军国诸事。 同年四月二十八日，顺帝因痢疾驾崩于应昌，享年五十一岁，太尉完者、院使观音奴奉梓宫北葬。 死后庙号惠宗 ，明太祖朱元璋以其“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给予了“顺帝”的谥号。 蒙古汗号“乌哈笃汗”（Uqahatu，一作乌哈噶图汗，意为明智的）。

为政举措

政治

至正更化

至正元年（1341年），元顺帝起用脱脱当政，改元“至正”，宣布“更化”，历史上称为“脱脱更化”。脱脱的改革主要措施有： 

恢复伯颜废黜的科举制度；科举制起于隋朝，但元朝建立后直到元仁宗的时候才实行科举制度。伯颜掌权后，为防止汉人做官，下令废止科举。 

设置宣文阁，恢复太庙四时祭； 

平反昭雪一批冤狱； 

开马禁、为农民减负，放宽政策；脱脱上台后，下令免除百姓拖欠的各种税收，放宽了对汉人、南人的政策。此前民间禁止养马，脱脱上台废除了这一禁令。 

主持编写宋、金、辽三史。 

纂编法典

至元二年（1336年），在增订元仁宗年间的监察法规《风宪宏纲》的基础上，将有关御史台的典章制度汇编为《宪台通纪》。 

元顺帝时期，还编纂了《至正条格》，《至正条格》是元代法规之一。至元四年（1338年）三月，妥懽帖睦尔命中书平章政事阿吉剌根据《大元通制》编定条格，于至正六年（1340年）四月颁行。其中包括诏制150条、条格1700条、断例1059条。但原书卷数已不可考究，根据《永乐大典》记载，共23卷，分祭祀、户令、学令、选举、仓库、捕亡、赋役、狱官等27目。 2002年在韩国庆州发现元刊残本《至正条格》，包括条格12卷、断例近13卷，以及断例全部30卷的目录。其中，条格存374条，断例存426条，总数共计为800条。

文化

元顺帝亲政后，采取儒治的文化政策，包括恢复科举、开经筵与太庙四时祭、亲郊祭天、行亲耕礼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编修三史。中国历来有修前朝历史的传统，元朝建立以后，由于正统之争，辽、宋、金三朝的历史一直没有正式编写过。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妥懽帖睦尔诏修辽、宋、金三史，脱脱担任总裁官。脱脱决定辽、宋、金皆为正统，并组织了汉族史学家揭傒斯、欧阳玄，畏兀儿族史学家廉惠山海牙，党项族的余阙，沙剌班（汉名刘伯温），蒙古族的史学家泰不华等人一起参加修史，开创了各族史家合作修史的先例。 

至正四年（1344年）三月，《辽史》修成，脱脱命掾史鼓吹导从，前后辉光，自史馆进至宣文阁，元顺帝穿着礼服迎接，“观者以为近代无之”。 不久后脱脱去职，修史的工作由宰相阿鲁图领衔，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全部完成，顺帝召见阿鲁图等人于宣文阁，阿鲁图说：“臣素不读汉人文书，未解其义。今者进呈，万机之暇，乞以备乙览。”顺帝对他说：“此事卿诚未解，史书所系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彼一国人君行善则国兴，朕为君者宜取以为法。彼一朝行恶则国废，朕当取以为戒。然岂止儆劝人君，其间亦有为宰相事，善则卿等宜仿效，恶则宜监戒。朕与卿等皆当取前代善恶为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 由此可见，顺帝非常重视三史的编修。

经济

顺帝亲政之初，任用脱脱进行“更化”，其经济政策主要是蠲免赋税、削减盐额、立常平仓等。但当时元朝统治已十分腐败，加之天灾连年，因此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经济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至正九年（1349年），脱脱第二次拜相，为了挽救经济危机，脱脱采取了变钞与治河两大政策。对于变钞之法，遭到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吕思诚的强烈反对，经过一番争论后，脱脱仍决意变钞，设宝泉提举司来掌管。所谓变钞一是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就是在旧的中统交钞上加盖“至正交钞”的印，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两贯，两钞并行使用，而至正交钞的价值是至元宝钞的两倍；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形成钱钞并用的局面，并以钞为母，钱为子，以钱来实钞法。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钞买钞”，即用新钞来搜刮民间的至元宝钞，用铜钱“以实钞法”也是一句空话，因为没有白银作为准备金，是不可兑现的。变钞之法实行以后，很快就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史载“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其后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宝泉提举司为了军需而大量印钞，使至正宝钞的价值更加贬低，“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至正年间，黄河决口，脱脱不顾众臣反对，起用贾鲁治河，使黄河恢复故道。顺帝乃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下诏治河，由贾鲁指挥15万民夫和2万戍军展开浩大工程。这次治河用了半年多时间，大功告成，贾鲁献《河平图》。但就在治河期间，韩山童、刘福通等白莲教势力制造独眼石人、发动元末农民起义，为元朝挖好坟墓，因此后世将元亡归因于治河。事实上贾鲁治河本身是成功的，而且没有民夫响应起义，只是白莲教势力利用了治河来发动起义而已。正如《元史》所评论的那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设使贾鲁不兴是役，天下之乱，讵无从而起乎？” 

外交

西方

罗马天主教廷所派遣的汗八里总主教孟高维诺于致和元年（1328年）逝世，随后元朝的阿兰人在至元二年（1336年）写信给本笃十二世要求派遣新的大主教。同年，妥懽帖睦尔也派遣留住在中国的拂郎国人安德烈等十五人回访欧洲，并致书圣座。罗马教皇应约于至元四年（1338年）派以马黎诺里为首的数十人的使团来到中国，将近三年后，于至正二年（1342年）七月抵达元上都，七月十八日在上都慈仁殿觐见顺帝。马黎诺里向妥懽帖睦尔进呈教皇信件和一匹佛郎国马，这匹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 ，引起满朝惊叹。后妥懽帖睦尔命令文学侍从之臣赋诗作画，以记其盛况，如揭奚斯的《天马赞》、欧阳玄的《天马赋》、周伯琦的《天马行应制作并序》、陆仁的《天马歌》等等。画家周朗则奉旨作《佛郎国献马图》，流传至今。 

德里苏丹国

至元四年（1338年），德里苏丹国苏丹穆罕默德·宾·图格鲁克派摩洛哥旅行者伊本·白图泰作使者访问元朝。礼物包括200名印度教徒奴隶，在河间冲积地平原遭到了印度教信徒的袭击，德里苏丹国4000骑兵全部遇难，失踪78人。他们被分割、捕捉、有的被杀害。伊本·白图泰幸运抵达中国。然而他说，他到中国时，可汗死了，他继续向北行走，和他的伙伴经过京杭大运河到北京，谒见妥懽帖睦尔。

日本

元顺帝时期高丽抓获一日本渔船，认为该渔船是间谍船，并将该船送往宗主国元朝，妥懽帖睦尔命令释放回国，足利幕府派遣由一名和尚带领的使团访问表示感谢。 

倭寇在这一时期频繁骚扰中国沿海，据泉州地方志记载，至元二年（1336年）和至正七年（1347年）惠安县衙两次被倭寇烧毁；至正年间（1341—1368年），一股倭寇在金门登陆，于马坪附近各乡村大肆焚掠，因台风沉船，被当地群众全部歼灭。 至正十八年（1358年）以来，倭人连寇濒海郡县，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八月初一，倭寇骚扰蓬州，被守将刘暹击败。 

人物评价

元末明初文人权衡的评价是：“帝在位三十六年，当元统、至元间，帝受制权臣，相继或死或诛，帝恐惧之心弛，而宽平之心生……向使庚申帝持其心常如至正之初，则终保天下，何至于远遁而为亡虏哉！……庚申帝岂昏愚者哉？观其欲杀是人也，未尝不假手于人，外为不得已之状，内实行其欲杀之志。其问甲则曰：‘乙与汝甚不许也。’问乙则曰：‘甲与汝甚不许也。’及甲之力足以去乙，则谓甲曰：‘乙尝欲图汝，汝何不去之也？’乙之力足以去甲，则亦如是焉。故其大臣死，则曰：‘此权臣杀我也。’小民死，则曰：‘此割据弄兵杀我也。’人虽至于死，未尝有归怨之者，岂昏愚者所能为之也？……庚申帝岂优柔不断者哉？自至正改元以来，凡权臣赫赫跋扈有重名者，皆死于其手，前后至杀一品大官者，凡五百余人，皆出指顾之间，而未尝有悔杀之意，此岂优柔不断者所能哉！然则竟以何者而失天下？曰：由其阴毒故也。且自古有天下之君，莅九五之位，惟秉阳刚之德、总揽阳刚之权者，为能居之。若操阴毒之性者，适足亡天下耳！” 

民国官修正史《新元史》柯劭忞的评价是：“惠宗自以新意制宫漏，奇妙为前所未有，又晓天文灾异。至元二十二年，自气起虚后，扫太微垣，台官奏山东应大水。帝曰：‘不然，山东必陨一良将。’未几，察罕帖木儿果为田丰所杀。其精于推验如此。乃享国三十余年。帝淫湎于上，奸人植党于下，戕害忠良，隳其成功。迨盗贼四起，又专务姑息之政，縻以官爵，豢以土地，犹为虎傅翼，恣其抟噬。孟子有言：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呜呼，其帝之渭欤！然北走应昌，获保余年；视宋之徽、钦，辽之天祚，犹为厚幸焉。” 

清朝学者昭梿在《啸亭杂录》的评价是：“元顺帝亡国之君，无足置议，然有二三政事远胜前人者。巴延擅权，举国依附，帝能识托克托于行间，密与之谋，一旦立解兵柄，贬谪远方，颇有英飒之姿。明宗被弑多年，帝首发其逆谋，将雅尔特尔穆子孙咸置于法。虽迁逼太后，谋害皇弟，不无太忍，然较唐敬宗敬礼陈宏敬，明天启之不究诘方从哲、崔文升，反将劾奸诸臣屈陷成狱者，不啻霄壤矣。又能任汉人贺惟一为相，改革蒙古勋臣专擅之风，亦良能也。” 

清朝史学家邵远平《元史类编》的评价是：“绝人巧智，惟事荒恣；纲纪懈弛，用殄厥世；稗史所称，非明宗嗣；附会诏书，事近暧昧。” 

清朝史学家曾廉《元书》的评价是：“世有畏其子之悍戾而柔之以秘密佛法者乎？昔隋炀父子相忌，至死而俱不悟，可哀也。宠妾骄子，目羸豕蹢躅之戒而忘为潜龙，至于屠戮将相，擅兴兵戎，脱脱、太平因是陨身丧家，而激孛罗、扩廓之辟，如人之有肢体，而构之伤残，雀彀未成而社稷墟矣。然以秃鲁帖木儿之言，杀合麻、雪雪，而曾不察废立之谋之出自宫闱也。则帝亦谚所谓莫知苗硕者也。犹复徘徊塞下，考终沙漠，非不幸矣。” 

清代蒙古族史学家拉喜彭斯克的评价是：“在汉籍中将元朝的灭亡说成是在顺帝手中，愚昧的我不那么认为。……现在可汗没像汉献帝那样没落，没像晋惠帝、晋愍帝那样被敌人俘杀，亦没像宋徽宗、宋钦宗那样被别人虏获，而是以身逃出镇守蒙古国，所以怎能说是元朝灭亡了呢？……应该写成顺帝失去汉国而镇守蒙古国，继续传承元朝。……那时，所谓汉国是被我们虏获的国家，如果坐镇大都而死，就像上述几位皇帝一样成为耻辱。如果死亡，蒙古国的传承将会被断破成乱，成为汉国的战利品。因此，不关心蒙古国而守住汉国从而舍弃生命有何用？……如至正时期，蒙古人的英勇没有衰弱，汉人的英雄亦没有增加，而且汉地变乱的时候亦没有从北方来蒙古兵进行作战，而是阿鲁辉帖木儿反叛了。此即由于顺帝失德而众人之心变坏之征兆，由此观之，要想永久打消对权力的骄傲须勤于德事，众皆知之。……明太祖皇帝作为臣民而背叛自己的主上，所以无法逃避破坏纲常伦理的谋叛大罪。” 

清末民初史学家屠寄《蒙兀儿史记》的评价是：“帝冲龄践阼，颇能尊师重道，自诛伯颜，躬裁大政，一时有中主之目。久之昵比群小，信奉淫僧，肆意荒嬉，万几怠废，宫庭亵狎，秽德章间。遂令悍妻干外政之柄，骄子生内禅之心，奸相肆蠹国之谋，强藩成跋扈之势。九重孤立，威福下移，是非不明，赏罚不公，水旱频仍，盗贼滋起。人心既去，天命随之矣。”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评价是：“顺帝是有权能的政客，适于生存，富于弹性，愿意将就妥协，擅长利用一个人物或一种机构去平衡另一人物或因素。例如他自己好佛而主持佛教的各种仪节，却又经常出席经筵听儒臣讲解诗书。在他手下蒙古人和色目人占上风，他却援引一个汉人贺惟一做御史大夫和左丞相。贺说这些职位依成例只有蒙古人能任就，皇帝则赐贺蒙古姓名太平，一定要他居此职位，并且诏省台官兼用南人。他的本纪里也看不出任何偏激的言辞。他对臣下的谏劝接纳与否，也不追究进谏人，我们想象以当时宫廷处境之艰难，妥欢帖睦尔只能将就现实。他固然没有领导能力，可是不是他的机警圆滑，也决难在位如是之久。” 

历史学家邱树森的评价是：“妥欢帖睦尔登上皇帝宝座，从他自己掌权开始，近30年政治生涯中，似乎判若两人：第一个妥欢帖睦尔是与脱脱组合在一起的，给历史上留下了一度是有生气的、立志革除弊政的、有作为的年轻皇帝的形象，另一个妥欢帖睦尔是与哈麻、搠思监组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荒淫无度、昏庸无能、制造内乱的昏君。” 

历史学家雷庆的评价是：“顺帝是一个由好变坏的皇帝，应该有所肯定，也应该有所否定，不能用‘昏庸不堪’一词作为他整个一生的评价。” 

历史学家张朋的评价是：“作为元朝在位时间最长，且被《元史》记载为亡国昏君的元顺帝，对于亡国的确难辞其咎。但他在元朝发展中就教育、文化和科技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不容抹煞的。” 

个人作品

汉文诗

元顺帝有三首汉诗流传于世。他在位时，福建上报了孝子王荐的事迹，顺帝御制诗歌两首以旌表他。诗曰：父疾精虔祷上天，愿将己算益亲年。孝心感格天心动，恍惚神将帝命传。母渴思瓜正岁寒，那堪山路雪漫漫。双瓜忽产空岩里，归奉慈亲痼疾安。 

元顺帝被赶出大都以后，朱元璋遣使招降他，顺帝作《答明主》一首，诗曰：金陵使者渡江来，万里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圣恩无处不昭回。信知海内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 

此外顺帝还曾制一联：“鸟啼红树里，人在翠微中”，史载“天下诵之”。 

蒙文诗

17世纪以后的蒙古史籍《黄金史》、《蒙古源流》、《金轮千福》等都记载了元顺帝北逃时所作的一首蒙文诗歌，各版收录内容大同小异。其中《蒙古源流》版本的是：

诸色珍宝修成的我那宝贵宏伟的大都城哟，

惬意消夏而居的我那上都开平库儿都城哟，

古时诸圣的夏营地我那上都的失喇塔喇（即金莲川）哟，

在那万物枯黄的戊申年，我误失了大国哟！

九色珍宝装修成的我那宏伟的大都哟，

可执缚九十九匹白马的我那上都开平哟，

广受众惠的我那政教二道的福乐哟，

称为天下之主我那可惜的美名哟，

起早登高举目远望，烟霞缭绕，前后眺望观赏，景色悦目，

不分冬夏，居住无忧快活，

是我自在薛禅皇帝建立的宝城大都！

先祖享乐的我那宽广宏伟的大都哟，

有缘相聚的我那众王侯、宰相和属民万众哟，

不听亦剌忽丞相明谏之言，是我的遗恨，

听信反叛而去的朱哥官人，是我的昏昧！

误杀具足智慧的脱脱太师，

逐回大德上师，是我的罪过。

可惜我万众之主的皇帝的名声！

可惜我那尽情享受的快乐！

具有神力的薛禅皇帝多方营建的，

福禄汇集的我那大都城哟！

被汉人朱哥官人收占去了！

恶名落到我妥欢帖睦尔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