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儿只斤·图帖睦尔(1304年2月16日—1332年9月2日),蒙古帝国可汗,汗号“札牙笃可汗”。元朝第八位皇帝(两次在位,第一次在位时间为1328年10月16日—1329年2月27日,第二次在位时间为1329年9月8日—1332年9月2日,在位时间共计四年),庙号文宗,谥号圣明元孝皇帝。
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又称札牙笃皇帝,元武宗次子,明宗弟,母文献昭圣皇后,唐兀氏。 他是元朝第12位皇帝(1328年—1329年在位;后复位,在位时间为1329年—1332年,在位时间共计4年)。 元英宗时,图帖睦尔曾被流放至海南琼州,泰定帝即位后召还京,晋封怀王,出居建康、江陵等地。
致和元年(1328年)七月,泰定帝死,知枢密院事燕铁木儿在发动大都政变,谋立武宗长子周王和世瓎为帝,后以路远改立图帖睦尔。 燕铁木儿自大都发难之初,即属意于出藩江陵的武宗次子图帖睦尔为帝位继承人。虽然他“且宣言已遣使北迎”武宗长子和世瓎于北边,后来又矫称和世瓎使者南来,“云周王从诸王兵整驾南辕,旦夕即至矣”,但两都之战结束前,大都政权并没有真正派使者去邀约过和世瓎南还。当时由大都通往漠北,不一定非取道上都。因此燕铁木儿的这种作法,很难用两京道路不通来解释,应当别有用心。图帖睦尔到达大都的翌月(致和元年九月),燕铁木儿即以“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为谏,示意图帖睦尔抢先即位。五天之后,图帖睦尔在大都称帝,以当年为天历元年,同时宣布“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
上都克复后,图帖睦尔迫于元仁宗在大德末年“推奉圣兄、谦居储贰”的前例,遣使往迎和世瓎。寄居于西北宗藩封地的和世瓎,这时刚满三十岁。根据叔侄相继原则,他本应是仁宗的帝位继承人,却被逼迫流落北徼,因而博得北方宗王的普遍同情;仁、英两朝加强汉法而引起的草原贵族的不满心理,可能更刺激起他们要把和世瓎推上大汗宝座的政治动机。所以当大都使者抵临时,“朔漠诸王皆劝帝(按指和世瓎)南还京师”。和世瓎在一片拥戴声中,飘然启程,于天历元年(1328)底东至金山。岭北行省平章泼皮、出镇北边的武宁王彻彻秃相继西驰奉迎。和世瓎已完全陶醉在这番太平景象中。天历二年(1329年)正月末,他在事先没有告知图帖睦尔的情况下,仅仅经过扈行的察合台宗王以及在场的其他漠北诸王、大臣合议,就在和林之北即皇帝位。
但是,和世瓎似乎过高地估计了漠北舆情在决定嗣君人选方面的影响力。他一心以为自己可以重演乃父武宗在皇弟“肃清宫闱”之后从漠北南返即位的历史故事,却忘记了武宗作为总兵北边的统帅,是以三万精兵相扈从的强大武力为后盾而取得帝位的。和世瓎并没有直接控制强大的军队,只有贴身卫士一千八百多人; 察合台后王燕只吉台虽然与他一同南返,但是也未见有重兵随行。和世瓎欲凭极其有限的政治资源,去染指大都集团几经浴血奋战才到手的皇位,前途本来就不容乐观。但他对此毫不经心,任情举措,终于导致杀身之祸。四月,携带玉玺北迎和世瓎的燕铁木儿一行至行在入觐。这个左右大都局势的盖世功臣,现在要当面试探一下新君对他的态度。和世瓎虽然宣布“凡京师百官,朕弟所用者,并仍其旧”,对燕铁木儿“仍命为中书右丞相,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答剌罕、太平王并如故”,但是却削去了他手中的大部分兵权,没有将图帖睦尔原授的知枢密院事一职重新委任给他 。
对图帖睦尔来说,一经即位为帝,原先的“固让之心”也逐渐销蚀。可是因为已有前言昭示天下,他的心情十分矛盾。天历元年十一月,迎接和世瓎到京即位的首批使臣离开大都。仅仅十几天以后,图帖睦尔又下令为自己的元妃卜答失里造皇后玉册、玉宝。次年正月,和世瓎的使者抵达大都。图帖睦尔在明知大兄已决意南归的情况下,仍抢先完成以册命皇后告于南郊、太庙,以及在大明殿册封皇后的一系列仪式。当时朝臣中有人建言:“陛下已诏天下,让位于大兄。今立后,是与诏自相违也。”图帖睦尔闻奏,“嘉其直,赐金织文币以旌之。后闻之,亦有金币之赐”; 惟册后典礼仍照行不误。不过至少直到五月下旬,图帖睦尔自大都北行、亲迎和世瓎的前后,他还是准备恪守让位诺言的。出发后第三天,他在途中“置江淮财赋都总管府,秩正三品,隶詹事院”。 这个机构初建于元朝灭宋之后,掌宋谢太后、福王献纳产业及贾似道等人田地所纳赋税,原隶属皇后中宫,于大德八年(1304年)罢废。图帖睦尔在此时恢复江淮财赋府的建制,并将它改隶东宫官署詹事院,显然是为自己日后以皇太子身分控制这笔重要的财产资源预作准备。
图帖睦尔用了一个多月,才走完从大都到上都这段沉重的路程。在上都停留或有二旬,再取原路趋赴旺忽察都(在今河北张北县境,是为大都至上都驿路的大拐角处,武宗时建行宫于兹,故名中都),与和世瓎会面。八月一日,和世瓎抵达旺忽察都。次日,图帖睦尔见大兄于行宫。和世瓎设宴待皇弟及诸王、大臣。兄弟欢合的场面前后未满五天,和世瓎即于八月六日“暴崩”。图帖睦尔“入临哭尽哀。铁燕木儿以明宗后之命,奉皇帝宝授于帝”,遂簇拥图帖睦尔疾驱还上都,一路上“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夜则躬擐甲胃绕幄殿巡护”。 八月十五日,图帖睦尔在返回上都的第六天再次勿匆即位,是为文宗。明宗和世瓎在天历之变中暴卒的详情,可能已永远成为历史的秘密。和世瓎之子妥欢贴睦尔亲政后,为撤文宗庙主诏告天下曰:“文宗稔恶不悛,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理董阿等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 至顺元年(1330),也里牙得复秦国公爵位,其姻亲锁住亦再仕为将作使,应即文宗对他们参与谋杀和世瓎的奖赏。但同年七月,锁住、也里牙等人“以坐怨望、造符录、祭北斗、咒咀”伏诛,与之有牵连的明宗旧人索罗等亦一起被杀。屠寄认为,“也里牙景教徒,必无造符录、祭北斗事,盖不便论其本辠,虚构狱辞,以饰观听耳” 。
文宗的汉文化修养超过在他之前的所有元朝皇帝。他的书法,“落笔过人,得唐太宗晋祠碑风,遂益超诣” 。他还会作画,所绘“万岁山画”草图,“意匠、经营、格法,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 他曾经转辗流落于江南、海南和荆湖,对当时民情也应有相当的了解。不过,文宗却处在一个很难有所作为的时代。天历年间连续两次重大的变故,致使蒙古色目上层人心离散。两都战后遭籍没财产的官员贵族在百人以上;对隔绝在围城中的上都官员,后来虽然停止追究,但很多仍被削去官职不复任用。 明宗被弑,蒙古朝官中即有人“移疾不出”, 有诸王、高级官员甚至西域名僧参与的“谋不轨”案接连发生,有的迳以“明宗太子”为号召。
天历元年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举兵,实际上是“欲翊戴明宗”;和世瓎一死,文宗担心原已诏赦的囊加台复举事,立即以其“指斥乘舆,坐大不道弃市”。 云南行省丞相也儿吉尼是武宗旧臣乞台普济之子,本人亦曾扈武宗镇北。天历元年文宗即位后,两次召也儿吉尼入朝,不至。他不大可能站在上都一边反对武宗后人;抗命不至,当是出于效忠和世瓎的立场。二年三月,也儿吉尼大概犹疑动摇,想要投奔文宗,故被云南诸王及其他省官黜斥,取道八番赴大都。六月,明宗南归途中曾“赐驸马脱必儿钞千锭,往云南”。直到明宗暴死、文宗再即位之后,云南诸王秃坚等才最后改变观望态度,于至顺元年正月公开称兵。战火弥漫整个滇东北,元廷先后调四川、江浙、河南、江西、陕西、朵甘思、朵思麻等处军队,历时年余,方始平乱。自忽必烈朝以来,蒙古高层内部的躁动不稳,以文宗朝为甚。所以陈思谦在至顺元年“建明八事”,除了“正君道”外,最先提到的就是“结人心”;虞集为殿试拟制策,亦首以“劝亲亲,体群臣,同一风俗,协和万邦”为问。 由于政治和经济环境的限制,文宗临朝四年间,只好专心着意,以追求振兴文治的表面效果为满足。通过建立奎章阁学士院和修撰《经世大典》,他将当时几乎所有的名儒都笼络在自己周围,用虚崇文儒的手段来收揽汉地民心。
文宗重祚以后,修《经世大典》,建圭章阁,欲兴文治。但是文宗在位期间,丞相燕帖木儿自持有功,玩弄朝廷,元朝朝政更加腐败,国势更加衰落。文宗在位期间国内多爆发农民起义,大动乱正在酝酿之中。
至顺三年(1332年)八月,文宗病死,终年29岁,死前自悔谋害兄长之事,吐露真情,遗诏立明宗之子以自赎。死后葬起辇谷,庙号文宗,谥号圣明元孝皇帝,尊号(汗号)札牙笃汗。
文宗临终前嘱咐道:“昔者晃忽叉(即旺忽察都)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朕尝中夜思之,悔之无及”。 他决意传位给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当时权倾天下的燕铁木儿担心事情败露,决定封锁文宗遗诏,传位给明宗次子懿磷质班,是为宁宗。年仅7岁的宁宗在位53天后得病而死。燕铁木儿千方百计阻扰妥欢贴睦尔继位,直到燕铁木儿病死,妥欢贴睦尔才登基称帝。当年翊戴明宗、文宗夺位的伯颜起而代之,拜中书右丞相,进封秦王,在与燕铁木儿子、左丞相唐其势争夺权势的斗争中取胜。此后,伯颜“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 。
在文化方面, 文宗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重视文治,为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位期间,创建奎章阁,编修《经世大典》,为研究元朝的历史提供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但元文宗崇尚佛教,走向极端,一是帝师的规格太高,二是某些徒属依权恃势,为非作歹,三是滥做佛事,耗资巨大,四是佛教徒干预朝政,五是创立广教总管府,以掌僧尼之政,全国共设置16所,“秩正三品”。僧尼可免一切差徭,而其它宗教则奉行祖制。当时色目人在朝廷上的政治势力被削弱,而钦察官僚集团则权势大增,燕铁木儿擅权恣纵,政事一决于他,导致贵族统治集团内部尖锐的矛盾。
清朝史学家邵远平《元史类编》的评价是:“册曰:应变戡乱,莫匪尔劳;玺绶虽去,太阿已操;前车所鉴,烛影斧声;从来疑案,多在弟兄。”
清朝史学家魏源《元史新编》的评价是:“元代诸帝不习汉文,凡有章奏,皆由翻译。其读汉书而不用翻译者,前惟太子真金,从王恽、王恂受学。后惟文宗潜邸,自通汉文而已。《书画谱》言,文宗在潜邸时,召画师房大年,俾图京师万岁山。大年以未至其地辞,文宗遂取笔布画位置,顷刻立就,命大年按稿图上。大年得稿敬藏之,意匠经营,虽积学专工,有所未及。始知文宗之多材多艺也。及践阼后,开奎章阁,招集儒臣,撰备《经世大典》数百卷,宏纲巨目,礼乐兵农,灿然开一代文明之治。即其声色俭澹,亦远胜武宗,此岂庸主所希及哉!使其迎立明宗之日,亦如仁宗之退处东宫,他日明宗复如武宗之传仁庙,则一代而胜事再见,虽殷人弟兄世及,何以过此!《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文宗之得大位也,以燕帖木儿;其得罪万世也,亦以燕帖木儿。语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文宗之不陨于太平王手者,亦幸矣哉!”(魏源说“元代诸帝不习汉文,凡有章奏,皆由翻译。”此事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这和他了解的相关书籍不多有关。事实上,真金太子和元文宗的汉文学修养的确很高,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位元朝帝王有很高的汉文学修养。根据史料, 元世祖、元仁宗、元英宗、元文宗、元惠宗、元昭宗,均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其中,元世祖、元文宗、元惠宗、元昭宗这四位帝王有汉文诗传世。元仁宗、元英宗都受到过良好的汉学教育,都有很高的汉文学修养。
清朝史学家曾廉《元书》的评价是:“论曰:元自文宗,始亲郊祀,礼彬彬焉。尊崇圣贤之典,至是益隆,而开奎章阁以致儒臣,考文章,论治道,勤于延访,可以为文矣。然几沉而气锐,抑亦吴闾庭之流也。其言泰定帝通贼臣,阴谋冒干宝位,呜呼!文宗将毋其自道之也!兴且晋邸,日有盟书,周王可必其终为泰伯乎?文宗之深心乃以让,济其忍,然后足固其威福也,岂不险哉!生则欺人,死而犹饰,故地碎其主,春秋震夷伯之庙,所谓有隐慝者乎?”
清末民初史学家屠寄《蒙兀儿史记》的评价是:“汗旧劳于外,多艺好文。在建康潜邸时,忽忆京师万岁山,召画师房大年图之,大年以未至其地辞,汗自取笔,布画位置,顷刻立就,命大年按稿图上。大年得稿敬藏之,意匠经营,虽积学专工,有所未及。即位后首建奎章阁,御制记文,集儒臣阁中备顾问,敕编《经世大典》,保存一代制度。性爱典礼,欲革蒙兀腥膻本俗,则躬服衮冕,虔祀郊庙。又慎于用刑,行枢密院尝当云南逃军二人死罪,汗谓:‘临阵而逃,死宜也。彼非逃战,辄当以死,何视人命之易耶?’杖而流之。天历初抗命诸王大臣,临事故多诛杀,其它窜黜者,事后多蒙召还,或仍录用。至于严惩赃吏,尊信老成,节诸王驸马朝会刍粟赏赐之财,汰宿卫鹰坊饔人僧徒冗食之数。诸所设施,实一代恭俭守文之令主也。惟得国不正,隐亏天伦,且授权燕铁木儿太甚,未能大有为。”
民国官修正史《新元史》柯劭忞的评价是:“燕铁木儿挟震主之威,专权用事。文宗垂拱于上,无所可否,日与文字之士从容翰墨而已。昔汉灵帝好词赋,召乐松等待诏鸿都门,蔡邕露章极谏,斥为俳优。况区区书画之玩乎?君子以是知元祚之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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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中记载,元文宗的汉文化修养超过在他之前的所有元朝皇帝。他的书法“落笔过人,得唐太宗晋祠碑风,遂益超诣”。他还擅长作画,所绘“万岁山画”草图,“意匠、经营、格法,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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