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汉族,明朝名臣、民族英雄,祖籍考城(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登辛丑科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平叛后,身为御史的于谦因数落朱高煦有功,被宣宗升任巡按江西,颂声满道。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一年(1446年),因进京觐见时不向王振献媚送礼,遭其党羽诬陷,下狱论死,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正统十四年(14
于谦祖籍考城(今河南省民权县),故里在今民权县程庄镇于庄村。于谦的曾祖于九思在元朝时离家到杭州做官,遂把家迁至钱塘太平里,故史载于谦为浙江钱塘人。于谦少年时即敬佩仰慕文天祥的气节,悬文天祥像于座位之侧,几十年如一日。
于谦七岁时,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拯救时局的宰相。”八岁时,他穿着红色衣服,骑马玩耍。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戏弄他说:“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于谦应声而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下联不仅工整,而且还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气势。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考取辛丑科进士。
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明宣宗朱瞻基亲征。于谦被任命为御史,待高煦出降,明宣宗让于谦数落他的罪行。于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朱高煦在这位御史的凌厉攻势下,被骂得抬不起头,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伏地战栗),自称罪该万死。明宣宗大悦,当即下令派于谦巡按江西,平反冤狱数百起。
于谦上书奏报陕西各处官校骚扰百姓,诏令派御史逮捕他们。
宣德五年(1430),宣宗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当时刚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访问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立即上书。一年上书几次,稍有水旱灾害,马上上报。
正统六年(1441年)上书说:“现在河南、山西都积蓄了数百万斤粮食。请在每年三月份时,令府州县报上缺少食物的下等民户,然后按分额支给他们粮食,先给豆类和高粱,其次给小米和麦子,最后给稻谷,等秋收后偿还。因年老有病以及贫困而不能偿还的则给予免除。州县官吏任期已满应当升迁的,如果预备粮不足,不能离任。还要命令风宪官员经常监察。”皇上下令施行。河南黄河沿岸,经常被洪水冲开缺口。于谦令加厚建筑堤坝,每个乡里都要设亭,亭设亭长,责令其督率修缮堤坝。又命令百姓种树挖井,结果当地榆柳夹路,行人也不再受渴了。大同孤立在塞外,按抚山西的官员常走不到,于谦请另设御史来治理。又把镇边将领私人开垦的田地全部收为官家屯田,以资助边防开支。于谦的恩威远为流行,太行山的盗贼为此而不敢露面。
正统年初,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内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都是“三杨”主办的。但于谦每次进京商议国事时,都是空着口袋进去,那些有权势的人不能不感到失望。
到了“三杨”已经去世,太监王振开始掌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后于谦入朝,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
通政使李锡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心生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把他投到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关在狱中三个月。后来百姓听说于谦被判处死刑,一时间群民共愤,联名上书。王振便编了个理由给自己下台,称从前也有个名叫于谦的人和他有恩怨,说是把那个“于谦”和被关起来的于谦搞错了,才把于谦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后囚山西。
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这样上言,于是再命于谦为巡抚。当时的山东、陕西流民到河南求食的,有二十余万人,于谦请求发放河南、怀庆两府积储的粟米救济。又奏请令布政使年富安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田、牛和种子,由里老监督管理。前后在任共十九年,他父母去世时,都让他回去办理丧事,不久便起用原职。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大举进犯,王振挟持明英宗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极力劝谏,但明英宗不听。邝埜跟随明英宗管理军队,留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待到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京师大为震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郕王监国,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
侍讲徐珵(即徐有贞)说星象有变化,应当迁都南京。于谦厉声说:“提议南迁的人应当斩首!京师是天下根本,只要一动便大事去矣。难道不见宋朝南渡的故事吗?”于谦力主抗战,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爱国官员的支持。郕王肯定了他的说法,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
当时京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疲惫的士卒不到十万,人心惶惶,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心。于谦请郕王调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立即奔赴顺天府,依次经营筹画部署,人心遂稍稍安定。随后,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全权负责筹划京师防御。
郕王刚刚摄政朝议时,右都御史陈镒上奏请求诛杀王振全族,廷臣一时纷纷响应。朱祁钰无法做决定,于是下令择时改议,廷臣则抗议不依。此时,王振党羽、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站出叱斥百官。户科给事中王竑突然带头在朝廷上猛击马顺,众臣纷纷跟随,马顺当即毙命,一时血溅朝堂,而士卒亦声汹欲诛。郕王朱祁钰看后大惧,欲起身离去,于谦挤到郕王身前,扶臂劝导道:“马顺等人罪该诛死,打死勿论”,众人听后方止,而此时于谦的袍袖已经裂开。在他退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是倚仗您的时候。今天这样的情况,即使是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了啊!”在那时,朝廷上下都倚重于谦,而于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8]
当初,大臣担忧国家没有君主,太子年幼,敌寇将至,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郕王再三推辞。于谦大声说:“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郕王于是受命。九月,郕王即帝位为代宗,于谦进去回答问话,情绪激昂地哭着说:“敌寇得意,要挟持扣留太上皇,这样形势下他们必然轻视中国,长驱南下。请命令各边境的守臣竭力防守遏制。京营士兵的器械快要用完了,需要马上分道招募民兵,令工部制造器械盔甲。派遣都督孙镗、卫颖、张辄、张仪、雷通分兵据守九门重要的地方,军队驻扎在外城的外面。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竑亦参与这些事,迁徙外城附近的居民进入城内。储存在通州的粮食,令官军自己去支领,用装足的米作为代价,不把粮食留给敌人。文臣像轩倪这样的人,应该用为巡抚。武臣像石亨、杨洪、柳博这样的,应该用为将帅。至于军队里面的事情,我自己承担,没有成效就判我的罪。”对他的意见,明代宗全都认真地接纳了。
十月,敕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而也先挟持着太上皇(英宗)攻破紫荆关直入,进窥京师。石亨建议收兵固守使敌兵劳累衰竭。于谦不同意,说:“为什么向他示弱,使敌人更加轻视我。”马上分别调遣诸将带领二十二万兵士,在九门外摆开阵势:都督陶瑾在安定门,广宁伯刘安东直门,武进伯朱瑛朝阳门,都督刘聚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阜成门,都指挥李端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崇文门,都指挥汤芦宣城门,而于谦自己和石亨率领副总兵范广、武兴在德胜门外列阵,抵挡也先。把兵部的事交给了侍郎吴宁,把各城门全部关闭,自己亲自督战。下令: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道必定要死战,都听命令。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北面抵挡敌人,俘虏了一个头目。明代宗高兴,令于谦选精兵聚集在教场,以便调动;再命太监兴安、李永昌同于谦一起管理军务。
当初,也先部队深入,以为早晚就可以攻下京城,及至见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有些丧气。叛变了的宦官喜宁教唆也先邀明朝大臣迎接上皇,索取黄金和丝织品以万万计;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濙等出城谈判。明代宗不准许。也先更加沮丧。庚申,也先部队窥伺德胜门。于谦令石亨率神机营在空屋里设下埋伏,派几个骑兵引诱敌人。敌人用一万骑兵逼近,副总兵范广发射火药武器,伏兵一齐起来迎击。也先的弟弟孛罗,平彰卯那孩被炮打死,也先部队转移到西直门,都督孙镗抵御他,石亨亦分了部分兵力来到,敌寇撤退。副总兵武兴在彰义门攻打敌军,和都督王敬一起挫败了也先的前锋。敌军正要退却,而几百个骑着马的宦官想争功,冲马争着向前。阵脚乱了,武兴被乱发的箭射死。寇兵赶到土城,居民爬以屋顶,呼喊着用砖石投掷敌人,喧声震天。王竑和福寿的援兵赶到,敌军于是撤退。相持了五天,也先的邀请没人理他,作战又失利,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又听说各地勤王的部队马上要开到,恐怕截断了他的归路,于是拥着上皇由良乡向西去。于谦调各将领追击,到居庸关才回来。评功,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于谦说:“四郊多保垒,是卿大夫的耻辱,怎么敢求取赏赐功劳呢!”坚决推辞,明代宗不准。于是增兵守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等府州,请求用大臣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
景泰元年(1450年)三月,总兵朱谦奏称敌兵三万围攻万全,敕令范广担任总兵官抵御他:不久,敌寇退,于谦请求即驻兵居庸关,敌寇来则出关剿杀,敌寇退则回京师驻守。大同参将许贵奏北面有三个人到镇上,想朝廷派使者讲和。于谦说:“以前派指挥季锋、岳谦前往讲和,而也先跟着入寇。接着派通政王复、少卿赵荣,见不到上皇就回来了。显然,不能依靠和谈。况者我和他的仇不共戴天,从道理上来说也绝不可以讲和。万一和了他要满足无穷无尽的要求,答应则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不答应又会发生变乱,这形势也不能讲和。许贵是武臣,而这样恐惧畏缩,怎能敌汽同仇,按法律该处死。”发出文书严厉谴责他。从此边境的将领人人都主张坚守作战,没有敢说讲和的。
当初,也先诸多要挟,都是由喜宁策划的。朱祁镇(英宗)策划镇守大同的将领抓了喜宁,把他杀了。又给王伟想办法,让他引诱杀了奸细田小儿。而且利用间谍实行离间,请求特别释放了忠勇伯把台家,答应封给爵位,让他从中想办法。也先开始有放回上皇的意思,派使者来联系,京师的戒备才稍稍放松了一点。于谦上言:“南京重地,需要有人加以安抚稳定。中原有很多流民,假如遇上荒年,互相呼应聚集成群,这是很值得担心的。请敕令内外守备和各处巡抚用心整顿,防患于未然,召回派往内地召募发兵的文武官员和镇守中宫。”
到了八月,太上皇被留在北方已经一年。也先见中国没有什么事端,更想讲和,使者接连前来,提出把上皇送回。大臣王直等商议派使者前往迎接,明代宗不高兴地说:“朕本来不想登大位,当时是被推上来的。”于谦从容地说:“帝位已经定了,不会再有更改,只是从情理上应该赶快把他接回来罢了。万一他真有什么阴谋,我就有话说了。”明代宗看看他便改变了面色说:“听你的、听你的。”先后派遣了李实、杨善前往。终于把上皇接了回来,这是于谦的功劳。
太上皇已经回来,瓦剌请求朝贡。先前贡使不过百人,正统十三年增加到三千余人,对给予的赏赐总不满足,便入侵。瓦剌又派三千人来朝,于谦请求列兵居庸关以备不测,在京师隆重陈兵,设宴招待。因此说到和议很难依靠,逐条进上安定边境的三个策略。请求敕令大同、宣府、永平、山海、辽东各路总兵官增修墙准备防御。京兵分别隶属于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虽然各设有总兵。但不相统一,请求选择精锐十五万人,分为十营团操,从此开始了团营的制度。这事记载在《明史·兵志》中。瓦剌入贡,常常携带以前掳去的人口来。于谦一定奏请酬劳使者,前后赎回了几百人。
当初,永乐年中,投降过来的人被安置在京畿附近的很多。也先入侵时,很多成了内应。于谦想分散遣送他们。因为西南有战事,每次出征,都挑选他们精锐的骑手,从厚资助他们前往,然后再遣送他们的妻子,内患得以平定。杨洪以独石入卫,八个城都给了敌人。于谦使都督孙安率轻骑兵出龙门关占据了它,招募百姓屯田,边战边守,八个城得以收复。贵州苗未平定,何文渊建议撤去布使、按察两司。专设都指挥使司,用大将镇守。于谦说:“不设两个司,是放弃了这地方。”建议遂作罢。于谦认为上皇虽然回来了,但国耻未洗雪,正值也先和脱脱不花结怨,请求趁机派大军,自己前往征讨他,以报复从前的仇恨,清除边患。明代宗不准。
于谦主持兵部工作时,也先的势力正在扩张,而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各自拥有部众和自封的封号,湖广、贵州、广西、瑶、侗、苗、僚到处蜂起作乱,前后的军队征集调遣,都是于谦独自安排。当战事匆忙急迫,瞬息万变的时候,于谦眼睛看着手指数着,随口讲述奏章,全都能按照机宜采取正确的方针方法。同事和下属接受命令,彼此看着都感到惊骇佩服。号令严明。虽然是勋臣老将稍有不守法度,立即请圣旨切实责备。一张小字条送到万里外,没有不谨慎小心执行的。他才思的畅通敏捷,考虑的周到仔细,一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性情淳朴忠厚过人,忘身忧国。上皇虽然回来了,一点也不说自己的功劳。东宫改易以后,明代宗命令凡是兼东宫太子宫属者支取两份俸禄。诸臣都表示推辞,只有于谦一再推辞。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俭朴,所居住的房子仅仅能够遮挡风雨。明代宗赐给他西华门的府第,推辞说:“国家多难,臣子怎么敢自己安居。”坚决推辞,明代宗不准。于是把明代宗前所赏赐的玺书、袍服、银锭之类,全部封好写上说明放到那里,每年去看一看罢了。
明代宗很了解于谦,所议论奏请的事没有不听从的。明代宗曾经派使者到真定、河间采择野菜,去直沽制造鱼干,于谦一说便马上停止。任用一个人,一定悄悄访问于谦。于谦实事求是地回答,没有隐瞒,也不躲避嫌疑怨恨。因此那些不称职的人都怨恨他,而不像他那样被明代宗信用的,亦往往嫉妒他。当敌寇刚刚撤退时,都御史罗通立刻上奏章弹劾于谦登记的功劳薄不实在。御史顾曜说于谦太专权,干预六部的大事奏请实行,好像他就是内阁一样。于谦根据祖制反驳他们,户部尚书金濂亦上疏为他争辩,但指责他的人还是不断收集他的材料。各御史多次用苛刻的文词上奏弹劾他,全靠景泰帝力排众议,加以任有,他才得以尽量实现自己的计划。
于谦的性格很刚强,遇到有不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感叹说:“
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哪里!”他看不起那些懦怯无能的大臣、勋臣、皇亲国戚,因此憎恨他的人更多。又始终不赞成讲和,虽然上皇因此能够回来,但上皇并不满意。徐珵因为提出迁都南京,受到于谦斥责。这时把名字改为有贞,比较容易得到提升进用,经常咬牙切齿地恨于谦。石亨本来因为违犯了军法被削职,是于谦请求明代宗宽恕了他,让他总理十营兵,但因为害怕于谦不敢放肆,也不喜欢于谦。德胜门一仗的胜利,石亨的功劳并不比于谦大,而得到世袭侯爵,内心有愧,于是上书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明代宗下诏让他到京师,于谦推辞,明代宗不准。于谦说:“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石亨更是又愧又恨。都督张辄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被于谦弹劾,和内侍曹吉祥等都一向恨于谦。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迎接上皇恢复了帝位,宣谕朝臣以后,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诬陷于谦等和黄囗制造不轨言论,又和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策划迎接册立襄王。石亨等拿定这个说法,唆使科道官上奏。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坐以谋反,判处死刑。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急于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分辩有什么用处?”奏疏上呈后,英宗还有些犹豫,说:“于谦是有功劳的(谦实有功)。”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明英宗的主意便拿定了。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决。史载:天下冤之!于谦被杀之后,按例应该抄家,可抄家的官员到于谦家时,才发现这是一项十分容易完成的工作,因为于谦家里什么也没有,除了生活必需品外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财(家无余财)。遂溪的教谕吾豫说于谦的罪应该灭族,于谦所推荐的各文武大臣都应该处死。刑部坚持原判这才停止了。千户白琦又请求写上他的罪行,刻板印刷在全国公布。
于谦自从土木之变以后,发誓不和敌人共生存。经常住在值班的地方,不回家。一向有痰症病,明代宗派太监兴安、舒良轮流前往探望。听说他的衣服、用具过于简单,下诏令宫中造了赐给他,所赐东西甚至连醋菜都有了。又亲自到万岁山,砍竹取汁赐给他。有人说明代宗太过宠爱于谦,兴安等说:“他日夜为国分忧,不问家产,如果他去了,让朝廷到那里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到抄家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只有正屋关锁得严严实实。打开来看,只有朱祁钰赐给的蟒袍、剑器。于谦死的那天,阴云密布,全国的人都认为他是冤枉的。有一个叫朵儿的指挥,本来出自曹吉祥的部下,他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恸哭。曹吉祥发怒,鞭打他。第二天,他还是照样泼酒在地表示祭奠。
都督同知陈逢被于谦的忠义感动,收敛了他的尸体。过了一年,于谦的养子于康将其归葬于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陈逢,是六合人。曾被推举为有将领之才,是从李时勉门下举荐的。皇太后开始时不知道于谦的死,听说以后,叹息哀悼了几天。英宗也后悔了。[22]
于谦已死,由石亨的党羽陈汝言任兵部尚书。不到一年,所干的坏事败露,贪赃累计巨万。明英宗召大臣进去看,铁青着脸说:“于谦在景泰朝受重用,死时没有多余的钱财,陈汝言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石亨低着头不能回答。不久边境有警,明英宗满面愁容。恭顺侯吴瑾在旁边侍候,进谏说:“如果于谦在,一定不会让敌人这样。”明英宗无言以对。这一年,徐有贞被石亨中伤,充军到金齿口。又过了几年,石亨亦被捕入狱,死于狱中;曹吉祥谋反,被灭族,于谦事情得以真相大白。
明宪宗成化初年,将于冕赦免回来,他上疏申诉冤枉,得以恢复于谦的官职,赐祭,诰文里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使其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这诰文在全国各地传颂。
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赠给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万历中,改谥为忠肃。杭州、河南、山西都是历代奉拜祭祀不止。
万历十八年(1590年),改谥为“忠肃”。
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南巡,题写匾额“丹心抗节”。
于谦敢于为民请命,严惩作奸犯科权贵,而受到排挤打击。人家当官前呼后拥,尽显官威;于谦当官便服一套,瘦马一匹。同僚并不以其为谦虚清廉,却说他坏了官场规矩。
于谦主张兵贵在精,将贵谋勇,用兵贵在临机应变,提倡“将士相习”,“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帅之号令”。所创团营之制,对明朝兵制影响很大。
于谦诗作归隐情怀的表达与慷慨悲凉的风貌预示了诗坛风气的转向。在台阁体流行的高峰期,文人们是忌讳表达激烈的情怀与悲伤的情感的,从而保持了其创作风格的雍容,以便发挥其鸣盛的政治作用。
重名节,轻名利
重成仁,轻杀身
重社稷,轻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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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赞曰:于谦为巡抚时,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及时遘艰虞,缮兵固圉。景帝既推心置腹,谦亦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变起夺门,祸机猝发,徐、石之徒出力而挤之死,当时莫不称冤。然有贞与亨、吉祥相继得祸,皆不旋踵。而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卒得复官赐恤。公论久而后定,信夫。
王直: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
兴安: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令朝廷何处更得此人?
朱祁镇:于谦实有功。
朱见深(商辂草制):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先朝,茂着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而自持,为机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朱祐樘:气禀刚明,才优经济,兼资文武,茂着声猷,当皇祖北狩之时,正国步难危之日,乃能殚竭心膂,保障家邦,选将练兵,摧锋破敌,中外赖以宁谧,人心为之晏然,回銮有期,论功应赏,不幸为权奸所构,乃陨其身,舆议咸冤。
于冕:公历事三朝,服官三十余年,位极人臣...其孤忠峻节更历夷险,先后一日,凡遇休暇,诸子百氏之书,涉猎无遗,为文有奇气,而主于理,诗词清逸流丽,人争诵之...咏诗皆挥笔立就,尤长于奏疏,毎政事旁午,章日数十上,累千万言,不假构思,挥翰如流,人称为天下奇才云。
倪岳:公所至声绩懋异,遗爱不忘...及己巳之变,军旅方兴,中外论事者,纷然议下兵部,公悉裁之以理,可者行之,否则止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时克诘戎兵,登崇智勇卒之,肃清大憝,迎复乘舆,以安社稷,以固边圉,此诚不世之功也,历事三朝,位极人臣...孤忠峻节,夷险弗逾,可谓难矣,平居好学,手不释卷,为文有奇气,诗词清丽...咏诗皆顷刻而就,脍炙人口,尤长于奏疏,至今视以为准,当政务旁午,章日数十上,累千万言,挥笔如流,一切皆中事机,人服公明决,卒推为天下奇才焉。
程敏政:呜呼!自昔权奸将有所不利于忠勋之臣,则必内置腹心,外张羽翼,蛇盘鬼附,相与无间,而后得以逞焉。若汉太尉李固之死梁冀,宋丞相赵汝愚之死韩侂胄,与肃愍公之死石亨,一也。
邵宝:论名臣,于正统、景泰间,刘忠愍敦君臣大义,章恭毅明国家大纪,于肃愍建社稷大功。皆愿为执鞭而不可得者。
李梦阳:予观今人论肃愍公事,未尝不酸鼻流涕焉,盖伤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于君出、虏入、排迁、主战,四者旦夕之势,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议则异是...且太子之易,南宫之锢,二者有能为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辄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闻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独咎予也?呜呼!伤乎。伤乎。
徐咸:① 正统己巳、庚午间,也先由宣大犯京师,脱脱不花东寇辽阳,阿乐出西扰陕右,黄萧养及广东邓茂七反福建,叶宗刘反浙江,各拥众数十万,皆奸宦王振之所招致者也。不有节庵司马居中调度,社稷事未可知。②祖宗时,中外大臣亦多久任,如蹇忠定在吏部三十余年,夏忠靖在户部二十八年,胡忠安在礼部三十二年,三杨在阁下俱三四十年,黄忠宣镇交趾二十年,周文襄巡抚南圻二十二年,于肃愍巡抚河南、山西一十八年,王忠肃巡抚辽东十余年,在吏部十六年。委任既专,声望益重,此所以得行其志也。
屠隆:于肃愍谦驾驭长才,贞劲大节,生定倾危,死安义命,功存社稷,忠鉴上帝,定神气于劻襄,人乱我整,宁犯难而存国,制群奸于股掌,可发不发,宁危身以安君,完万事于一死,利害有不敢知,付公论于千秋,是非有不必辩,所谓与日月争光,可也,功固高于李纲,事更难于武穆(岳飞),其当世至人耶。
王世贞:少保负颖异之才,蓄经伦之识,诗如河朔少年儿,无论风雅,颇自奕奕快爽。
朱翊钧:惟卿钟灵间气,着望先朝,属多难以驰驱,矢孤忠于极荡,社稷是守,力摧城下之要盟,樽俎不惊,坐镇道傍之流议,肆返皇舆于万里,迄维国祚以再安,赤手扶天,不及介推之禄,丹心炳日,宁甘武穆之寃,此恤典所以洊加而公论犹有未惬爰。
董其昌:赖社稷之灵,国已有君,自分一腔抛热血。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独留清白在人间。
何乔远:上皇车驾至城下,于谦主论不纳,欲求无诛,岂可得乎?...至其力断群嚣,与王竑之奋击权竖,真英伟丈夫矣。
钱谦益:於乎!己巳之变,乾坤晦冥。公舍一身,以奠九鼎。朝社不改,枝叶重光。佑宪启孝,以逮我皇。承平日久,蠹生孽芽。政出多门,鬼载一车。犹之不远,戎索也。蠢尔佟奴,实讧东鄙。屠城覆师,势如燎原。建国僭号,自逾短垣。天门沉沉,灵琐不开。羽书警急,群言喧う。司农司马,以及卿士。目瞬口张,象物而已。譬彼大厦,风雨漂摇。主伯偃卧,仆夫号啕,虽则号兆,亦不是力。或咀或呶,有党有克。人亦有言,主辱臣死。四郊多垒,大夫之耻。嗟余小子,忧心错迕。如梦方樱如喑欲诉。号伯有戒,助予无朋。哭泣不可,告哀于公。岳坟宰木,宋宫黍禾。湖山故国,公神所过。灵风肃然,素旗欲举。冯余悃诚,告以兆语。谨告。
谷应泰:① 景帝外倚少保,内信兴安,狡寇危城,不动声色。② 夫景受国有名,非少帝、昌邑之比,而谦功在社稷,岂产、禄、舞阳之徒乎!观其轸念嫈嫠,抚恩弱息,豆箕瓜蔓之涕,又何淫淫也。始知曹、石所谋不臧,小人贻误人国,刻薄寡恩如是哉!独惜于谦者,百折不回于社稷无君之日,不能出一言于东宫易位之辰。
纪昀等:谦遭时艰屯,忧国忘家,计安宗社,其忠心义烈固已昭著史册。而所上奏疏,明白洞达,切中事机,尤足觇其经世之略。至其平日不以韵语见长,而所作诗篇,类多风格遒上,兴象深远,转出一时文士之右,亦足见其才之无施不可矣。
蔡东藩:①于少保忠诚报国,未闻于郕王即位,特别抗议,意者其亦因丧君有君,足以夺敌之所恃乎。昔太公置鼎,汉高尝有分我杯羹之语,而太公得以生还,道贵从权,不得以非孝目之。于公之意,毋乃类是。且诛阉党,拒南迁,身先士卒,力捍京师,卒之返危为安,转祸为福,明之不为南宋者,微于公力不及此。其次则即为郭登,于在内,郭在外,也先虽狡,其何能为?所未慊人心者,第郕王一人而已。②英宗复辟以后,被杀者不止一于少保,而于少保之因忠被谗,尤为可痛。曹、石专恣以来,被挤者不止一徐有贞,而徐有贞之同党相戕,尤为可戒。于少保君子也,君子不容于小人,小人固可畏矣。徐有贞小人也,小人不容于小人,小人愈可畏,君子愈可悯也。
白寿彝:于谦是明代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他曾以《咏石灰》为题的诗,表述自己的志向:“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正如他诗中表述的那样,名垂千古,受人敬仰。
当年明月:他的伟大不需要任何人去肯定,也不需要任何证明,因为他的一生就如同他的那首诗一样,坦坦荡荡,堪与日月同辉...而于谦不但才能过人,品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所谓德才兼备者,千古又有几人!
《除夜太原寒甚》
《荒村》
《平阳道中》
《观书》
《暮春遇雨》
《入京》
《石灰吟》
《咏煤炭》
《岳忠武王祠》
《北风吹》
《望雨》
《入塞》
《到泽州》
儿子 于冕
孙子 于允忠
《明史·第一百七十卷·列传第五十八·于谦传》。
于谦祠在东城区西裱褙胡同23号,原有门匾书“于忠肃公祠”。成化二年(1466年),明宪宗特诏追认复官。将其故宅改为忠节祠。万历十八年(1590年)时改谥“忠肃”,并在祠中立于谦塑像。清顺治年间,像毁,祠也废。清光绪年间又重建。祠坐北朝南,东为于谦故宅,院内东侧建有奎光楼,为两层小楼。上层为魁星阁,悬“热血千秋”木匾,正房5间为享堂,硬山合瓦顶,内供于谦塑像。1890年,义和团曾在此设神坛。1976年魁星阁在地震时被震毁,小楼亦被拆除。祠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于谦祠正门于谦墓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三台山麓,西湖乌龟潭畔。于谦祠位于于谦墓旁。
明朝弘治二年(1489年),于谦冤案得以平反,明孝宗表彰其为国效忠的功绩,赐谥“肃愍”,并在墓旁建祠纪念,取名“旌功祠”。五百多年来,于谦祠屡毁屡建,现存建筑为清同治八年重建的旧迹,格局尚属完整,自1991年5月起,先后经四次修缮,至1998年,值于谦诞辰600周年之际,于谦祠重新对外开放。
于谦墓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三台山麓,西湖乌龟潭畔。明弘治二年(1489),明孝宗表彰其为国效忠的功绩,赐谥“肃愍”,并在墓旁建旌功祠,设春秋二祭,形成祠墓合一格局。
出于谦祠大门向北约50米,可见一明式牌坊,墓道长长,芳草萋萋,两旁肃立的石翁仲、石兽,为墓区平添几分肃穆与庄严。百米墓道的尽头,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谦墓,墓碑上书“大明少保兼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墓”,是1982年修复墓时重新镌刻的,碑下的浮雕缠枝牡丹基座,和墓前的石供桌,均为明时原物。
1966年,于谦墓于1966年文革中区被毁。1982年,重建于谦墓,将原七座坟茔改为一座,墓高2米,青砖环砌,重刻墓碑,上书“大明少保兼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墓”,墓前设祭桌、香炉。1998年,为纪念于谦诞生600周年,在墓道两侧配置仿明式石翁仲、石兽及牌坊,整治墓区环境,修复于谦祠,建成于谦景区。在这次湖西综合保护工程中,于谦祠又经保护整修,恢复了于谦祠牌坊和甬道,现已成为湖西重要的人文景观。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原墓坐西朝东,呈马蹄形,有七座坟,墓侧建旌功祠,又名于谦祠,南北宽23米,进深30米,墓道长90米。后毁于1966年,今于谦墓为1982年重建。对于谦,清代袁枚曾赞颂道:“赖于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2006年05月25日,于谦墓作为明至清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位于于谦墓右侧,建于2002年,廊内陈列于谦自撰诗及后人缅怀诗碑刻十七块。
于谦故居位于杭州清河坊祠堂巷41号。于谦,杭州人,15岁考中秀才,16岁起就读于吴山三茅观,写下了有名的《石灰吟》,这诗成为他一生为人的写照。因于谦少上上吴山读书,至今吴山上尚有“于街”之称。明成化二年(1466),于谦案昭雪,故宅改建为怜忠祠,以资纪念,巷亦名祠堂巷。如今,故居的忠肃堂、思贤庭、古井已照原貌修缮一新,陈列于谦生平事迹,原有的旗杆石、造像碑等遗物,亦一并展出。于谦故居占地不大,进们便可看见影壁上刻者于谦的名诗《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现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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