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1576年2月10日—1629年7月24日),字振南,一名毛伯龙,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今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明朝末期将领,历仕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官至左都督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曾开创了军事重镇东江镇,在与后金的战争中颇有战功,但为人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过多。后被袁崇焕矫诏所斩。
1576年2月10日(万历四年正月十一日),毛文龙出生于浙江杭州府钱塘县忠孝巷。祖父毛玉山,原在山西经营官盐,后因生意需要,举家迁往杭州。父亲毛伟,弃商从儒,纳捐为监生,娶妻沈氏。沈家乃杭州望族,有“杭州甲族,以沈为最”之称。毛伟与沈氏共育四子,第三子夭折,余为长子毛文龙、次子毛仲龙、四子毛云龙。
毛文龙九岁时,毛伟病故,其母时年二十六岁,携子依弟沈光祚居住。沈光祚是杭州名宦,万历乙末科进士,历仕开封府推官、山东布政使、顺天府尹等职 ,后毛文龙从军,曾得这位母舅提携、推荐。
毛文龙幼时,受母家之影响,亦曾接受传统的儒家正统教育“幼从学,习经生业”,但对四书五经始终不感兴趣,而喜读兵法书“耻学举子业,好孙吴兵法”,因此在重文轻武的明末,很难取得像样的功名,也因此一直未娶。直到三十多岁成为军官后,始归家完婚,娶一山西士族女子张氏为妻。张氏不能生育,后又在辽阳纳一妾文氏,生子毛承斗。辽阳被后金攻占后,文氏死于战乱,毛承斗被人救出,送往杭州,张氏抚之如己出。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春),毛文龙过继给辽东鞍山的伯父毛得春为嗣子,遂只身北上,先顺道入京拜访了母舅沈光祚,被其荐于宁远伯李成梁帐下,开始了在辽东的军事生涯。当时努尔哈赤不断兼并女真各部落,辽东形势日渐紧张,毛文龙对山川形势和敌情都加意考察,同年九月,参加了辽东的武举考试,“列名第六”,被任命为安山百户,不久又升千总,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升叆阳守备。
后来,以都司之职率兵援助朝鲜,逗留在辽东一带,辽东失陷后,从海路逃回,乘守备空虚杀死后金镇江的守将,向巡抚王化贞做了报告,没有告诉经略熊廷弼,由此两人开始有了怨恨。当时朝廷里掌权的人正赏识化贞,于是授职毛文龙为总兵官,逐渐加升到左都督,挂起将军印,赐尚方宝剑,像内地一样在皮岛上设立军镇。皮岛又叫东江,在登、莱沿岸的大海中,全长八十里,不生长草木,远离海岸,靠近北岸,北岸与后金界只相隔八十里的海面,他的东北海就属于朝鲜了。
纵观明代巡抚节镇登莱,袁可立是唯一从大局出发长时间有效支持毛文龙的登莱巡抚,他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毛文龙的主要战绩和荣誉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毛文龙在袁可立的扶持下不断被加秩晋阶,开始恃功自傲,而其时朝官对毛文龙的质疑声浪日高。天启三年十月,皇帝嘉奖道:“巡抚佥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 (《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乃满浦、昌城之捷,谓兵不满千,未交一战,不遗一矢,而使(虏)自相践踏,其被炮死者二万有余,马之走死者三万有余,止余真 夷二万。公(袁可立)心颇疑之,私谓敷实而后报,不失于慎。”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于是移檄东江,核其虚实。而毛帅嫉公如仇,嗾言官寻端中之。” (《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战报和军饷,由此为毛帅忌恨。嗾使言官阉党分子宋祯汉苟合自己的几个同年东林人士宋师襄、方有度、庞尚廉等轮番恶意攻击袁可立,以至于天启皇帝看不过去,公开打抱不平切责道:“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抟击。”(《明熹宗实录》)时朝中阉党横行,党派相攻者无虚日,而阉党也欲除掉袁可立以剪孙督师之翼。袁可立没有意气用事,而是“力柔其(毛文龙)骨” (《节寰袁公行状》),劝毛“臣子勿欺”[5](《节寰袁公传》),他认为毛文龙的存在事关明金战争大局,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替代的,最后是自己选择了“功成身退”。袁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悲剧事件的发生,这可能也是毛文龙和当时的明廷所始料未及的。
还有一些重山海轻沿海的激进朝官指责袁可立袒护毛文龙:“毛文龙居海外,屡以虚言逛中朝,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为奏请。”(《明史》)袁可立两头受气,处境十分尴尬。
不过,毛文龙占居的东江,形势虽然足以牵制后金,但他本人谋略有限,每年浪费的军饷无法计算,并且只顾征招商贾,贩卖禁物,名义上在援助朝鲜,实际上是妄出边塞,没有军事的时候就以变卖人参、布匹为职事,有战争,也很少得到过他的功用。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弹劾毛文龙浪费军饷滥杀俘虏的罪行,尚宝卿董茂忠请求撤了毛文龙的兵,专门整治山海关、宁远的军队。兵部讨论认为不行。袁崇焕心里对毛文龙不高兴,曾上书请求派部臣到毛文龙处清理粮饷。毛文龙讨厌有文臣在身边牵制,上书反驳,袁崇焕很不高兴。等到毛文龙来拜访时,袁崇焕按宾客之礼迎接他,毛文龙又不谦让,袁崇焕除掉毛文龙的主意更加坚决了。
到了这个时候,袁崇焕就以阅兵为名,乘船到达双岛,毛文龙前来会面。袁崇焕同他设宴饮酒、行乐,每每到半夜才罢,毛文龙没有觉察袁崇焕的意思。袁崇焕同他商量更改营制,设立监司,毛文龙很不高兴。袁崇焕用离职返乡劝说他,毛文龙回答说:“以前有这个意思,但现在只有我了解东部战事,等东部战争完毕,朝鲜衰弱,可以一举而占有。”袁崇焕更加不高兴,就在六月五日这天邀请毛文龙来观看将士们射箭,先在山上设了帷帐,命令参将谢尚政等安排身穿铠甲的士兵埋伏在帐外。毛文龙来后,他手下的士兵不能进帐里来。袁崇焕说:“我明天出发,海外的事情全寄托在您身上了,请受我一拜。”互相拜见之后,一起登上山来。袁崇焕问起他随从军官的姓名,多是姓毛的。毛文龙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孙子。”袁崇焕笑了,说道:“你们在海外劳苦多日,每月禄米也只有那么一斛,说起来痛心呢,也请受我一拜,大家都为国家尽力。”这些人都叩头道谢。
袁崇焕就此诘问毛文龙几桩违令的事情,毛文龙做了对抗性的辩解。袁崇焕高声喝斥他,让人扒下他的帽子和袍带,把他捆了起来,毛文龙仍很倔强。袁崇焕说:“你有十二条该斩头的大罪,知道吗?按我朝祖宗定下来的制度,大将领兵在外,必须接受文官的监视。你在这边一人专制,军马钱粮都不接受核查,一该杀。大臣的罪没有比欺骗君主更大的,你送上奏章全都蒙骗,杀害投降的士兵和难民,假冒战功,二该杀。大臣没有自己的将领,有则必杀。你上书说在登州驻兵取南京易如反掌,大逆不道,三该杀。每年饷银几十万,不发给士兵,每月只散发三斗半米,侵占军粮,四该杀。擅自在皮岛开设马市,私自和外国人来往,五该杀。部将几千人都冒称是你的同姓,副将以下都随意发给布帛上千匹,走卒、轿夫都穿着品官官服和袍带,六该杀。从宁远返回途中,劫掠商船,自己做了盗贼,七该杀。强娶民间女子,不知法纪,部下效仿,使得百姓不安于家,八该杀。驱使难民远远去帮你盗窃人参,不听从的就被饿死,岛上白骨累累,九该杀。用车送金子到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并在岛上雕塑他加冕冠的肖像,十该杀。铁山一战败北,丧师不计其数,却掩败为功,十一该杀。设镇八年,不能收复一寸土地,坐地观望,姑息养敌,十二该杀。”宣布完后,毛文龙丧魂失魄,说不出话来,只是叩头请免他一死。袁崇焕召他的部将来说:“毛文龙这样的罪状,该不该杀他?”大家都怕得唯唯诺诺,谁敢反对?中间有称道毛文龙数年劳苦的,袁崇焕训斥说:“毛文龙本是一个平民百姓罢了,官做得最高,全家都得以荫封,足够报他的辛劳了,他怎么就这样悖乱违逆呢!”接着就磕头请求皇帝的旨意说:“我今天杀毛文龙以整顿军纪。将领中间有和毛文龙一样的,都要杀了他们。我不能成功的话,请皇上也像杀毛文龙一样杀了我。”于是取下尚方宝剑在帐前把毛文龙的头砍了下来。出来告诉他的将士们说:“只杀毛文龙一个人,其他人都没有罪。”
这时候,毛文龙麾下凶猛强悍的官兵有数万人,都怕袁崇焕的威风,没有一个敢乱动的。袁崇焕命人用棺材埋了毛文龙。第二天,用肉酒等祭品祭奠他说:“昨天杀你,是朝廷的法律;今天我祭奠你,是出于同僚、友人的感情。”并为他落下了泪。接着分拨毛文龙的士兵二万八千人为四协,任用毛文龙的儿子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光祚为首领。收回毛文龙的敕印、尚方宝剑,令继盛代他掌管。又犒劳军士,传檄安抚各岛人民,全部废除了毛文龙的苛政。回到镇上以后,把毛文龙一事上书报告皇帝,末尾说:“毛文龙作为大将,不是我可以擅自诛杀的,所以我谨席橐待罪。”当时是崇祯二年(1624)五月。庄烈帝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但想到毛文龙既已死去,当时又靠着袁崇焕,所以就以赞扬的态度下诏书褒奖他。不久又传旨公开毛文龙的罪行,用以稳定袁崇焕的心;毛文龙埋伏在京城的爪牙,也命令法司加以搜捕。袁崇焕又上书说:“毛文龙一介匹夫,不守法竟至于这种程度,是因为海外便于作乱。他的部队连老带幼一起算有四万七千人,假称十万,并且中间有很多百姓,兵还不到两万,擅自设将领千人。现在不便于再设总帅,就以继盛代行其事,这样算来是方便的。”崇祯回答可以。
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怕他的部下发动兵变,所以增加饷钱至十八万两银子。然而岛上的兵失去主帅后,渐渐地散了心,越发不可征用了。以后直至有背叛投敌的。袁崇焕上书说:“东江一镇,想牵制敌人还必须借助它。今定为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营,每年需饷银四十二万两,米十三万六千石。”崇祯因为兵减少粮饷增加很有点情绪,因为袁崇焕,就特别地按他的请求办了。
袁崇焕在辽东,和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等确定兵制,渐渐推行到登、莱、天津,等到确定东江兵制以后,合计四镇兵共十五万三千有余,马匹八万一千有余,每年耗费饷银四百八十余万两,比过去减少了一百二十万。
袁崇焕斩毛文龙后,可说是为后金长驱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三个月后就发生了后金兵临北京城下的“己巳之变”——后金约十万精兵绕道内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直迫明都北京
董其昌:“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如此胆略,夫岂易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永芳、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
袁可立:“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应陛应赏应恤之官兵相应敕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为议序,以候俞旨施行。(《三朝辽事实录》)”
陈良训:“今日所恃海外长城者,非毛文龙者乎?”
高汝栻:“宁远之役,奴拥众入犯而终有内顾之虑者,殆文龙牵制之力欤。”
吴惟英:“昨夜营星色黯然,讣音忽向路人传。但嗟韩信成擒日,不见蒙恬御敌年。 功业已沉沙碛雨,精灵犹锁海门烟。好收战骨鸱夷里,归葬西湖岳墓边。”
钱谦益:“鸭绿江头建鼓旗,间关百战壮军威。青天自许孤忠在,赤手亲擒叛将归。 夜静举烽连鹿岛,月明传箭过鼍矶。纷纷肉食皆臣子,绝域看君卧铁衣。”
袁可立:“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 (《明熹宗实录》卷34,天启三年十月辛酉)。
朝鲜备边司:“毛将所为,不思甚矣。贼冲宣川,不过数百骑,曾不发一只箭,骈首就戮,有同群羊之见猛虎,其无胆勇,据此可想。为今计莫若藏踪秘迹,使虏不得窥觇去留。”
柳公亮:“以其兵力观之,似无剿胡之势。张晚去时结阵以见之,而军皆疲劣。虽或见小利而动,恐难举大事耳。”
李景稷:“毛之军势疲甚,其意只欲安座岛中,享其富贵而已。”
薛国观:“今岁正月,敌倾巢入犯,虽稍挫凶锋,而攻围屠掠逍遥内地者直二十余日,迨班师而东,演沈阳,复图再至,文龙一似不知有牵制者。”
潘士闻:“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慝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
杨国栋:“设文龙于海外,原为牵制不敢西向也,数次过河,屡犯宁锦,全不知觉,牵制安在?!”
王永光:“海外之师为牵制也,有须弥岛之退,又有攻掠海州之报,以牵奴者而牵于奴,文龙伎俩已穷。”
姜曰广:“其言牵制,非也,鞭长不及马腹也。……东江之师,非荒忽苑在,胡马久蹴之,同铁山尽矣。”
《李朝实录》:“蛰居孤岛,徒事张皇。”“今则徒享富贵,无意进取。识者皆忧其终不利于中原,而为我国之深患。”“有同群羊之见猛虎”。
谈迁《国榷》:“将东江偏隅果足慑建虏之魄乎?曰:非也!皮岛去建虏较远,牵制本影响,而建虏善疑,得略为瞻顾,或未即决计而南响也。”“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岁百二十万,兵二十万,朝论多疑而厌之,以身握重兵,又居海岛,莫能难也。”
夏允彝《幸存录》:“但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者。以其身权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崇焕初斩文龙,上亦甚喜之,褒谕倍至,不嫌其矫诏。”
毛九华:“再至莱登则有可异焉,舳舮相望,精甲耀日。又放兵四掠,啸聚芒砀,驰骤淄墨。臣,登莱人也,毛文龙两至登郡,暗窥形势,登莱将有不测之忧,幸督师谈笑诛之,以绝后患。”
张岱《石匮书后集》:“文龙僻处海岛,去女真远甚;揜袭战功,以罔当宁。恐羽书不合,故急邸报耳。掩饰支吾,久当自败。毛文龙以幺魔小卒,焉可上比鄂王!”
《明季北略》:“辽民苦虐于北,时欲窜归中朝,归路甚艰,百计疾走,数日方抵关,文龙必掩杀之,以充虏报功,是其大恶。又骄恣,所上事多浮举,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以方握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崇焕初斩文龙,上甚喜,嘉谕倍至。”
孟森《明史讲义》:“毛文龙东江之兵,始以朝廷无的饷而借口通商,以违禁物与敌为市,敌乃大得其助,而崇焕治兵,请管东江之饷,而文龙拒之,以与敌通市为利,又不欲以领饷而暴露其兵额也。崇焕斩文龙,编制其兵,核实其饷,东江正可有为,乃身即被戮,毛兵亦无所依赖,自相屠杀,相率降清。论者又以此为崇焕之罪,不以为杀崇焕者之罪,至今尚纠纷不已,是用揭之。”
丹东大鹿岛上的毛文龙碑亭内设有石碑两块,分别立于天启六年(1626年)和崇祯元年(1628年),其中崇祯元年所立之碑的正面铭刻着毛文龙的铮铮誓言:“指日恢复全辽,神色苞孕于此,吾侪赤心报国,忠义指据于此。”碑的背面,镌刻着毛文龙等众将士的官职和姓名。此两碑的时间均是袁崇焕杀毛文龙前所立,不是被杀后所立,是不是当地百姓给立,有待考证。
“文化大革命”中这两块碑遭到了破坏,1979年,已成为文物的两碑修复后,修建了庙式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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