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诚

人物生平

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被派往广东国民革命军中做医务工作，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参加广州起义，任起义总指挥部军医处处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经四师军医处处长兼海陆丰后方医院院长，中共汀连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军委总军医处处长，红军总医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军委抚恤委员会主任，军委总卫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兼红军卫生学校校长和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卫生局局长，中央纵队第三梯队队长兼政治委员。参加长征。一九三七年赴苏联先后入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学院和莫斯科中央医师进修学院学习。一九四五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和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和政治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总后勤部副部长。一九五八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题词

众位将军题词杨成武题词：光辉永存

杨尚昆题词：贺诚生平陈列馆

秦基伟题词：功德留千古

张震题词：贺诚生平陈列馆

陈锡联题词：功在千秋

姬鹏飞题词：鞠躬尽瘁 诛昭天下

王平题词：贺诚同志为我军卫生工作的创建和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 他的功绩和高尚品质永垂不朽 贺诚同志千古

洪学智题词：贺诚同志为革命奋斗终身精神永存

傅全有题词：学习贺诚同志保卫红军本色

陈敏章题词：学习贺诚同志对卫生事业赤诚追求忠于职守的高尚情操

贺诚 后人去革命公墓纪念堂

贺诚生平陈列馆

一、建馆宗旨：

贺诚同志是我县（射洪县）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军队卫生工作的创始人和国家、军队卫生工作功高德昭的卓越领导人。他以毕生精力为军队和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的贡献，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所公认。修建“贺诚生平陈列馆”，弘扬贺诚同志的精神和业绩，正是表达家乡百万人民对贺诚同志的深切怀念，激励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开发，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馆址及占地

陈列馆建于射洪城郊旅游开发区——花果山（前山），距县城一公里。与螺丝池电航螺湖水上游乐场——金华山陈子昂（四川省射洪县人，官至右拾遗，初唐政论家，著名诗人。被誉为“海内文宗”和“哲匠”、“雄才”。）读书台——龙宝山陈子昂墓联成一线。占地总面积10亩。

三、建筑设计

当今射洪人不同于古人。建筑指导思想上，陈列馆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射洪文化设施，从形式到内容，至少应不落于“陈子昂读书台”之后。

1.主体建筑：主体工程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为砖木（混）结构的四合院，与景区其他设施相协调。内建6个陈列厅。

2.配套建筑：长廊、管理用房。

四、陈列内容：

陈列馆各厅融历史文物、文献、图像为一体，分别陈列以下内容：

1.贺诚全身铜（或汉白玉）像一尊；

2.党、国家、军队领导人论贺诚；

3.青少年时期的贺诚；

4.大革命时期的贺诚

大事年表

贺诚 ，1901年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1919年“五·四”运动时，贺诚在潼川中学读书。

1922年贺诚考入北京医科大学。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后，贺诚被校方列入开除学生名单，党组织决定派他

到广东去参加北伐。

1926年贺诚作为一个军医参加北伐。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贺诚率领四军军医处同志响应，紧张地投入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贺诚经花县、海陆丰、香港，辗转到达上海，在周恩来、陈赓领导下的党中央保卫部门工作。

1928年11月党派贺诚和他的妻子周越华在上海威海路春萱里开设达生医院。

1929年由于叛徒白鑫告密，周恩来考虑到贺诚等同志的安全，决定立即撤去达生医院。

1931年贺诚离开上海到中央根据地工作，担任军委总军医处处长。

1936年毛泽东派贺诚护送王稼祥去苏联治病。

1937年贺诚把王稼祥护送到莫斯科，从此贺诚滞留于莫斯科。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决定安排中国同志回国。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贺诚回到祖国，党立即派他到东北，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部长兼政委。

1949年6月党中央电令贺诚到北京接受新的任务，毛泽东同志亲自接见了他。

1958年7月中央军委授于中将军衔。

1966年邱会作又私立专案，贺诚被揪斗。

1968年被凭空加上“里通外国”的莫须有罪名，并被抄了家。

1969年根据林彪第一号命令，贺诚被遣散到山西太原总后勤干休所。

1975年后，贺诚得到平反。他再任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当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

1982年后，离职修养。

1992年11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走上革命道路

贺诚原名贺宗霖，字润之，1901年冬生于四川射洪县龙门垭一个普通农民之家。他家早年略有田产，又是中医骨科世家，在当地还算过得去。但社会动荡，家境日窘。贺诚之父贺隆旦，一生铁骨铮铮，为人嫉恶如仇。其间，本乡地主贺金山霸占祠堂，横行乡里，爱打抱不平的贺隆旦一直不服，专门和他对着干。贺金山便找个时机以其服丧期间续弦，不守礼法为由，唆使族长派人将贺隆旦抓到祠堂用竹竿痛打了一顿。新仇旧恨，让血性十足的贺隆旦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把所有希望都寄

托在了聪明好学的儿子贺诚身上。他苦撑苦熬要让儿子“读翻山”，做大官，将来衣锦还乡再报一箭之仇！

在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一个小农之家供养一位大学生的艰难可想而知。但贺隆旦砸锅卖铁，赌了这口气要让儿子走仕途经济这条路。然而受“五四”运动影响，贺诚却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违背父亲要他“做大官”的愿望，选择了医科大学，此后又参加革命，音讯全无。“血本无归”的贺隆旦失望至极，恨透贺诚太不争气。贺隆旦仍不服输，自己拉起袍哥继续和贺金山斗，但直到死也没斗倒仇人。复仇的希望落空了，临死前贺隆旦遥望南天，含泪叮嘱家人：“……把我埋在贺胜沟垭口上，我要望着宗霖娃儿回来！”

北京医大当时虽然贵为“国立九校”之一，但教学方法极为陈腐，既无课本又不发讲义，教师满口术语学生不知所云。于是贺诚和同学王长熙发动全班同学建议校方印发讲义，废除笔记。医大首任校长汤尔和，是个封建霸道的家伙，他大骂贺诚等学生“不尊师长、不守校规”，甚至恼羞成怒地威胁说有“乱党”背后指使，必加严惩。贺诚不服输，领导学生们针锋相对，展开全校罢课。全北平学生趁势响应，很快从一校的学生运动发展到同全国学生、工人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将成星火燎原之势。当局这才慌了，怕事态扩大，只好同意汤尔和引咎辞职。

反曹锟贿选运动、欢迎孙中山北上运动、“五卅”运动、“三一八”运动……时逢王旗变幻、群魔乱舞的北洋军阀统治，也正是风云际会、英雄辈出的年代。青年贺诚热血汹涌、挥斥方遒，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时代的潮流，成为校学生会得力主将之一，并于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这一年，在法国“闹事”的“红党分子”陈毅被押解回国，在贺诚栖身的潼川会馆，两人一见如故，操着满口川音竟夜长谈。

贺诚这样思想激进的“赤色分子”，自然被校方深恶痛绝。在校期间他几次都差点儿被清除出校，1926年夏面临毕业时，校方干脆将他列入被开除学生名单，连文凭也不发，理由仅仅是他欠了28元学费！贺诚将自己的处境报告了党组织。党组织随即给他指明了道路：现在北伐军正需要医生，带上党的介绍信去，比什么文凭都管用！贺诚如怀揣一团青春激情的烈焰，直奔七月流火的广州。头上呼啸着隆隆不绝的枪声炮声，耳边激荡着风雷战鼓般的北伐军歌，在简陋的战地手术台上，在炮火连天的深沟战壕中，贺诚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特殊实习。仿佛是前生命定的天数，他手中的那把手术刀一经磨亮，就是为战争、为革命服务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就在贺诚情绪饱满斗志昂扬地投身革命洪流时，血雨腥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来了！而此时贺诚又因南北转战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变得像幽灵密布的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孤舟。面临数不清的诱捕和陷阱，面对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危机四伏接踵而来的考验，最危难的时刻，贺诚以夸父逐

日般的精神，沿着自己信仰的道路暗暗追随党组织，捧出了一颗感人的赤子之心：——“宁汉对峙”，他毅然脱离蒋介石的反动军队，留在武汉由吴玉章介绍当了一名普通医生；“宁汉合流”，蒋、汪臭味相投，他马上又加入了共产党力量很强的第二方面军，以伺机与党取得联系；南昌起义爆发，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气急败坏，大骂共产党“不够朋友！”，诱骗军中的共产党员自行退党，贺诚三思方举步，百折不回头，严守身份，从未动摇。

重回党组织

1927年12月11日凌晨，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了！贺诚此时已调任驻广州的第四军军医处医务主任。起义开始前他就暗中联络了一部分军官并作了宣传发动工作，起义一开始，他立即召集军医处人员，宣布参加起义，原军医处长等三名反动军官企图阻挠起义，被贺诚果断处决了。

在总指挥部，戴上起义红领带兴奋无比的贺诚见到了张太雷、聂荣臻。来不及细说详情，张、聂即命令贺诚组织起工人赤卫队，马上接管所有医院，抢救起义伤员。枪鸣弹啸，血流成河。由于敌我悬殊，加之帝国主义炮舰狂轰，起义者渐渐不支。贺诚带着他的军医处冒着枪林弹雨，穿行于炮火中抢救冒死血战的勇士们。13日，敌人占领了制高点观音山。晚上，敌人已侵入城区，街道断电，冷枪嗖嗖。

起义无可挽回地失败了。贺诚赶到总指挥部，见到已乱成一团的人群，心如刀绞。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开来一辆大卡车，抢出一批药品器械，一路开足马力硬闯出市区，朝起义队伍撤退方

向狂追而去。历史记载下了贺诚的功勋：他领导参加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医处虽然只有十多个人，但却是第四军参加广州起义的唯一一个单位，而领导起义的，是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一年多的贺诚。连很多熟悉他的人都不敢相信他竟然是共产党员！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正如不久后红四师在海陆丰重新恢复贺诚的党籍时，党代表袁裕百感交集地握住贺诚的手所说：“在白色恐怖下一系列转折关头，你的革命坚定性和奋斗精神，师部的同志有目共睹！”

长征路上

长征途中，与张国焘的斗争艰难曲折。红军初期的医疗条件相当艰苦，由于敌人严密封锁，部队药品、器材严重匮乏，手术台就搭在深山老林的茅棚中，红军战士用枪押着刚刚俘虏过来的白军医生，以自制的手术刀、钳子甚至木匠用的锯子为伤员动手术。

看到红军战士英勇奋战无所畏惧，而却要忍受病痛无情的折磨，贺诚心如刀割。他担任军委总军医处长后，立即向毛泽东提议成立红军自己的卫生材料厂、军医学校，毛泽东赞成。1932年11月20日，第一所军医学校在瑞金宣告成立，总军医处处长贺诚兼任校长。毛泽东确定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办学方针；开学典礼上，红军总司令朱德亲切勉励学员“要学好本领，为红军服务”。……中国军队的医疗卫生事业，从此伴随革命的历程开始了红色的旅程。

1932年秋，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总军医处改为总卫生部，贺诚任部长。当时由于国民党的疯狂“围剿”和严密封锁，苏区的药品、食盐、粮食奇缺。贺诚筹建了红军第一个卫生材料厂，生产出了大量医用棉花、绷带、酒精和一般外科器械、西药、中药，特别是创造性地改良了剂型的中药，如把粉针剂改为片剂，更为部队所欢迎。红军前、后方的药品生产、购置和供应完全统一起来，使国民党实行的药品、医疗器械封锁遭到失败。长征前夕，总卫生部不但给部队预发了3个月的药品，还自带了200担药品器材，尽管当时的药品种类还不多，质量还不高，但是解决了红军创建以来严重缺药的问题，意义非凡。贺诚和红军初期的第一台X光机所留下的动人故事，最有意思。

这台德国制造的性能较好的X光机，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一穷二白的红军来说，无异于价值连城的“国宝”。当时中央苏区很需要这样一台机器，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费尽了心机才搞到手，却无法通过重重封锁运进苏区。后来同志们灵机一动，把它装进棺材，假装运送灵柩才搬到了中央苏区。这其中的惊险曲

折完全可以拍摄成一部精彩的电影，而这台机器在苏区也立下了卓著功勋：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敌机俯射打中右下腑，就亏了它才找到弹片。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前第三天，陈毅拄着一根拐杖一瘸一跛地来告别，周恩来这才知道出发前由于伤员太多，医院顾不上给他开刀，子弹还卡在腿骨上呢！周恩来沉沉说了一句：“不能让你这样留下！”马上向红军总医院联系给陈毅开刀。而总医院报告说唯一的这台X光机已经打包，不可拆箱。周恩来立即找来军委卫生部长贺诚说明了情况，贺诚马上赶到总医院去开箱取机，二话没说亲自给陈毅动了手术，取出一颗子弹头，所以后来陈毅常说“双腿是周恩来给的”。

长征一开始，贺诚就小心翼翼地呵护他这件宝贝，专门做了一个比棺材小一点的箱子把它装起来，由两个民工抬着；附件则装在两个小箱子里，由一个民工挑着。后来民工找不到了，贺诚就命令管理它的两个小年轻去抬。夜晚行军走在路上，贺诚伺候它就像皇上一样，又怕摔了，又怕碰了，前面还要人打着火把。

从江西出发以来，经过频繁的行军战斗，那些兵工厂笨重的机器，造币厂、服装厂、印刷厂的各种设备早已丢得差不多了，但作为医生的贺诚深知这台X光机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也舍不得丢掉。遵义会议后，红军总结教训决定整编机构，进一步轻装快进。贺诚对这台屡建奇勋的机器还是感情很深放不下。毛泽东知道了，只好把贺诚亲自找来耐心谈话。一见面他就笑着说：“贺诚同志，听说你有一件宝贝，很舍不得丢掉呀！”贺诚知道说的是那台X光机，很不情愿地说：“主席，我是舍不得丢掉，恐怕你也心疼吧！”“心疼是心疼，”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要打运动战，带着这些嗦嗦的东西怎么行呵！连山炮我们都扔到赤水河里去了。你这个大知识分子，情况是看得清楚的，不好好打几仗，这个长江过得去吗？”贺诚到底还是想通了，第二天派人把这台称为“照病机”的宝贝藏到了一个贫苦农家。

蒙冤二十年

1953年初，军委决定在军委卫生部设立政治部。《八一》杂志社社长白学光调任政治部主任。白学光到任后，到军委卫生部一些直属单位跑了一圈，走马观花看到一些现象，诸如浪费、医疗事故和工作人员不安心等，便动手写了一份卫生部领导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的报告。武断指出：“卫生部领导忙于直属单位的行政事务，对全军的卫生业务以及直属单位的业务工作缺乏指导，甚至根本就没有指导。”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各个部门都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其改进需要一个过程。但白学光不顾客观形势，把一般性质的问题说得危言耸听，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供了一份严重失真的材料。

毛主席看了由总政转来的这份报告，十分生气。他历来痛恨官僚主义作风，指出：从白学光的报告看，军委卫生部无领导、无政治，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毛泽东对这位他当年手下的红军卫生部长产生了严重的

不信任，批评军委卫生部犯有“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必须立即着手解决。接到毛主席的批示，贺诚立即部署了对自己工作的检查，卫生部也广泛开展了揭露官僚主义的运动。同年七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研究了毛主席的批示和卫生部的报告，决定改变贺诚兼职过多的情况，不再兼任军委卫生部长。

贺诚写出了诚恳的检讨：“在胜利形势下，妄想百废俱兴，急于求成，而没有考虑到主观力量和客观要求的结合。”他的问题，事实上只是工作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他也主动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然而事情远非人们想像的这样简单。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以一场偶然的对俞平伯和“新红学”的批判为契机，全国进行思想文化战线总动员，强调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一场迅速波及全国范围的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运动，由学术

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并很快延伸、扩展到其他许多领域。在医药卫生界，贺诚记录在案的“前科”、“排斥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自然是在劫难逃了！

1955年，以不落实毛主席指示、不重视中医问题为发端，对贺诚的全面批判开始了，在“三反五反”中揭发出来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也强加在了他身上。不过焦点还是集中在贺诚“压制中医、敌视祖国医学遗产”上。

一九五五年，贺诚受到登报点名批判，被撤销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职务；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多后，一九五八年初，贺诚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一九六三年被迫离休；一九六六年八月，邱会作私立专案，亲自部署揪斗贺诚；一九六八年三月，在遭受了无数次揪斗后，对贺诚的批斗再次升级，以“里通外国”的罪名抄了他的家；不久，被赶出军事科学院；在此过程中，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自身也面临重重危机的情况下，依然挺身而出，为老战友贺诚作证洗刷罪名：陈

毅同志亲笔写下证明：“我可以证明，贺诚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伯承同志亲自接待贺诚专案组，口述了他的证明：1930年贺诚主持的军委长江五省总交通站被破坏，是由于叛徒出卖所致。贺诚随机应变，脱离了危险境地。总交通站被破坏没有暴露党的其他组织和人员；王稼祥同志也证明贺诚1936年去苏联是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苏蒙的历史是清楚的。

找罪证，却找出了贺诚一系列光荣的历史。邱会作看了材料，气急败坏：“贺诚专案组不是在办专案，而是在办‘转案’，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然而找不出有力证据，邱会作不得不恢复了贺诚的组织生活和工资待遇，补发了降为战士期间的工资三千多元。贺诚将这笔钱全数交了党费。同年十月，根据林彪的十号命令，贺诚被遣送到太

原北郊土堂村。

平反昭雪

贺诚独对孤窗，寂然如水。他只有等待，在文革遭难的困厄中，他从容不迫又激情满怀地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多少刀光剑影，多少颠沛流离；多少欢欣失落……最终，他还是在时间的路口等到了正义，足以告慰20年的冷雨寒风了。1975年5月17日　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报告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到。” 邓小平同志生前对给党的高级干部作传是很不提倡的。但是1986年当解放军出版社邀请他为《贺诚传》一书题写书名时，他却欣然命笔。这是对贺诚再次无言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