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卿,原名远宝、淑贞,字文华,嫁给刘公之后改名刘一,别号征清子。光绪十八年出生于湖北沔阳(现湖北省仙桃市)下关街龙家湾,祖籍广东。辛亥元勋刘公(刘公 纪念馆 )夫人,是第一位参加辛亥革命的女性,是中华民国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官员。卒于1951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在同盟会、共进会及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居正写作的《梅川日记》中,刘一被称为“沔阳监学”,其前半生的传奇经历与《窦娥冤》中的窦娥和《金瓶梅》中的潘金莲,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李淑卿出生于湖北沔阳,她的父亲在湖北做过小官,死于太平天国的战乱。父亲过世后随母亲谢氏靠做针线活生活。在沔阳住过较长的时间,在省城读书的沔阳青年的帮助下得以进入武汉女子职业学校学习。沔阳人杨玉如、李作栋等经常在她家密谈革命,她也参与其间,更乐于做一些联络工作,后来又加入了共进会,曾在《楚风报》上鼓吹过革命。
据居正《梅川日记》介绍,刘一的母亲是客居湖北沔阳的广东人 。刘一从小聪明美丽且擅长交际,深受沔阳新学堂的书生学子们的喜爱。这些书生学子经常到刘一家中喝茶聊天,刘一的母亲就依靠这些书生学子留下的茶水费维持生计。擅长交际的刘一,也因此芳名远扬,以至于被相当于教育局长的沔阳劝学所长花钱破处。经常在刘一家中逗留缠绵的这位劝学所长,严重妨碍了喜欢到这里喝茶聊天的书生学子的青春浪漫,他们便给刘一起了“沔阳监学”的绰号 。
刘一从小被许配给以卖烧牛肉为业的丁姓回族商贩,成婚之后依然放荡不羁。没有艳福的丁某很快死去,丁某的家属便控告刘一谋杀亲夫。刘一在包括沔阳知县之子在内的书生学子以及沔阳劝学所长的营救下,被免于死刑。知县判决时以24元大洋的官价,把她当堂发配给王姓富商。王姓富商对刘一宠爱有加,致使刘一遭到正房太太的妒忌。这位正房太太在豆汁中下毒,不曾想豆汁被王姓富商喝下。刘一发现情况不妙,迅速带着母亲逃往汉口,危难之中遇到似曾相识的一名沔阳学子。这名学子把母女二人带到武昌,召集同乡同学共同协商安置办法。同乡同学们纷纷慷慨解囊,资助刘一进入咨议局议员时象晋创办的女子职业学校滋兰女学堂读书。这些帮助刘一的人中就有正在秘密策划武装起义的共进会会员杨玉如、杨舒武。时任共进会会长的刘公,就是通过他们二人认识刘一的。
刘公原名炳标,又名湘,字仲文,1881年出生于襄阳县东津镇大旺洲的豪富之家,父亲刘子敬是前清武举,人称刘百万 。四叔刘子麟官至清朝度支部郎中,也就是财政部负责管理食盐专卖的官员。1902年,刘公东渡日本求学,肄业于东亚同文书院。1904年入东斌学堂学习军事,与宋教仁、田桐等人发起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启动经费300元全部由刘公捐助。1905年加入同盟会,捐助5000两银票用于出版《民报》。据说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专门写有落款为“晚愚侄孙文”的借据:“子敬伯父、陶氏伯母二位大人,汇银五千两已收到,特立此据,待革命成功后,一并奉还 。”
孙武、杨玉如等人用美人计把19岁的刘一介绍给30岁的刘公,然后又由充当宪兵的彭楚藩上门胁迫,说是不交出银子便要举报刘公是革命党人。据杨玉如回忆,刘公携带巨款来到武汉的时间是1911年初夏。他因为身体虚弱需要静养,同时也为了方便与刘一同居,便租下城北雄楚楼10号的两进公馆。后面一进为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房,刘公与刘一住在楼上,杨玉如夫妇住在楼下。杨玉如要刘一劝说刘公拿钱资助革命,刘公不太情愿地表示:“说句不孝不悌的话,这笔钱款是在父兄面前欺骗得来的。”他将所有证件和银票当众点清,交给孙武接收办理。刘公交出银票后,被革命党人预定为起义成功后的第一任都督 。
1911年5月(宣统三年),刘公携巨款到武汉主持共进会工作,由于内助缺人,经革命党人杨玉如、李作栋等人介绍,刘公在雄楚楼十号和李淑卿结为夫妻。不久后就迁居到汉口俄租界宝善里一号。
10月9号上午九时,刘公与孙武、李春萱等人在宝善里机关点验党人名册等,由于孙武配制炸药时不小心引燃了火药,造成了爆炸,机关部宝善里十四号失慎了。孙武受伤,刘公当即命李春萱将孙武送往日租界同仁医院,自己则化装成日本人赶回法租界长清里机关部布置按计划起义,并立让李淑卿亲自去宝善里一探究竟且取回所需物品。不料李刚一进去就被俄国巡捕逮捕了。她在捕房关了一夜,处之泰然,清廷官吏问她是否与革命党同谋,她一概推作不知,并说:“我是学生过江来访问朋友的,为什么要牵连无辜?”俄国巡捕将她没有办法。
10月10号,李淑卿由清廷汉口军警押解,亲眼看见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辛亥三烈士被杀头的壮烈场景。武昌起义获得胜利后,李淑卿和其他革命同志,一起被营救出监狱。后担任了总监察处监印官,成了军政府的第一个女性干部,以后凡是妇女投身革命的,都由她亲自考核。
受黎元洪排挤,当武昌组织北伐军时,刘公表示愿领兵北伐。李淑卿仍跟随在刘公身边,担当左翼军总司令监印官,随左翼军本部抵达襄阳,扩充实力,积极准备北上。南北议和后,刘公被调入北京,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高等顾问,不久讨伐袁世凯的运动爆发了,刘公迁居上海,她也一同前往。1916年6月丙辰俱乐部出版《丙辰俱乐部》刊物,联络同志也是她管理其事。
刘公逝后李淑卿就寄居在刘家位于襄阳城内北街的老宅中,由侄辈刘发权供养。李淑卿晚年身体不是很好,患有中风病,而且闭口谈论往事和政治,很少与人交流。对国民党的领导她是不拥护的,对新生的共产党的领导又是不那么理解,整日吃斋念佛,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到襄阳城内的小庙汉圣庵烧香拜佛。
1951年大年三十的晚上,李淑卿在睡梦中永远的离开了人世。李淑卿死后,由于家人害怕新政府,便草草的在侄子刘发毅和刘家的老管家刘耀三的安排下,用几块木门板拼装成了棺材,用板车拉到了位于襄阳东津大旺洲(现襄阳经济开发区东津镇上洲村)临近河堤的一棵老槐树下安葬,规格十分的简朴,甚至连一块墓碑也没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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