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庆忠

人物生平

1903年7月生于江西省永新县陂下老居村。1925年赴东瀛留学，随后考入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建筑科，1931年毕业。此时正值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准备，非了先生毅然回归报效祖国，开始在沈阳铁路局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先生不愿当亡国奴为日本人做事，只身经大连往上海，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作临时译员工作。翌年前往河南省建筑厅、省政府技术室任技正和技术室主任工作。在此期间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与梁思成、刘敦桢两先生一起开展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非了先生被迫回到江西老家，在吉安乡村师范任教。后于1941年受聘于重庆大学工学院建筑系，任教授，并在中央大学兼课。1943年转赴同济大学土木系任教授。抗战胜利后，先生受中山大学多次邀请前往广州，执教于国立中山大学建筑系，任教授，后任系主任。

1949年9月，为躲避国民党的大搜捕，先生与一些民主人士一起避居于香港。广州解放后他即与旅港教授48人联名致电中央人民政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随即返穗，任中山大学工学院院长。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于新建立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任教授。1981年任国务院批准他为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首批博士导师。198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6年先生逝世。

社会评价

龙非了：一个建筑历史学者的学术历史

冯江 华南理工大学

1982年，李允鉌的著作《华夏意匠》在香港出版，他请了自己当年在广州华南工学院建筑工程系求学时的老师龙庆忠（非了）教授为本书写序。龙先生的序言很短，但这个序言让很多人重温了孔夫子的一句话：不知生，焉知死。语出《论语·先进》，子路问死，孔子以此句为答[1]。

龙先生写序是在1980年，时年七十有七，尚未完全从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中恢复过来，同时又因为获得了新的学术生命而对未来充满了期待[2]，在矛盾的时代中矛盾着的学者，身历着令人困惑的年代，对孔夫子的这句话有着深刻的体会。也正是这句话，可以看作是他学术人生最重要的体悟和学术思想的源泉，是他的建筑历史研究区别于同时代大多数建筑历史学者的原因，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意大利史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在关于国内建筑史研究的多篇综述文章中，龙庆忠的主要贡献是被认为开创了建筑和城市防灾这个研究领域[3] ；而在各地的教育信息网上则可以发现一篇流传得很广的小贴士，那就是华南工学院建筑系的龙庆忠教授经过长期调查研究，证明是中国人最早发明了避雷针，早在三国时期的建筑中就已经有了避雷设施[4]。对于建筑史研究来说，这些成果看起来颇有些不务正业的味道，或者说至少处于当时建筑史研究的边缘状态，在同时代的建筑历史学者们大多醉心于研究中国建筑的形制和木结构体系时，他为何要独辟蹊径，离开当时正统意义上的建筑历史学术领域的中心，去探索大家还不太关心的话题呢？

对于龙非了而言，学术不可能从他的个人经历中剥离开来，他的命运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了他的学术思考。我们可以在试图为一系列疑问寻找解释的过程中理解龙非了的人生和他的学术生涯之间不可割裂的联系。

事实上，虽然龙先生曾经留学东京工业大学，受到过严格的建筑教育，与同时代的中国建筑历史学家们有着长时间的共事经历，也曾在多所知名大学的建筑系任教，但他的建筑历史研究从来就没有那么纯粹和“科学”，而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与他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龙非了的少年时代奠定了他一生在学术研究中的社会文化立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是他在学术研究上的终极目标。

在东京的留学给了龙非了另一条学术线索，那就是用科学的语言和科学的方式来研究中国建筑史。这同时给了他一个极好的掩护，让他在自己的身份很尴尬的时候可以用谈论科学的方式来隐含自己真正想说的话。

两条矛盾的线索交错于他的学术思想中，他试图去寻找两条线索的结合，或者至少去把它们拉近，但是两条线索之间本来的矛盾又导致它们沿着相互背离的轨迹，渐行渐远。

1. 龙庆忠：别人的名字与自己的身份

龙庆忠这个名字与中国建筑史联系在一起是一件偶然事件的结果。龙先生本名龙炳吟[5]，学名文行，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日（1903年7月4日）出生于江西永新县下南乡陂下老居村。幼年受教于舅父陈秉钧，在私塾里从九岁一直读到十六岁，报名考禾川中学时，因为读的是私塾，没有小学文凭，便借了同村龙庆忠的文凭去报考，结果考上了，从此就用了人家的名字，并且用了一辈子[6]。私塾给龙先生带来的不仅是一生都要用别人的名字，更根本的影响是将近八年的私塾教育已经初步塑造了他的观念，虽然后来留学海外，但是乡村的印象和国学经典已经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给了他今后的研究以价值立场和思想源泉。

到日本之后，龙先生给自己起了另一个名字——龙非了，作为发表论文时的笔名，1932年才首次正式使用，此时他已经结束了在东京的学习，之后在学术界以龙非了之名行。龙先生似乎并不在意用的是别人的名字，这没有对他形成太大的困扰，因为他有太多要关心和思考的更重要的事情。至于原来那位龙庆忠是否从此有了某种异样的感受我们不得而知，但龙先生似乎更加喜欢使用他的笔名，因此本文中一般情况下均采用龙非了来称呼1932年之后的龙先生。

有人认为“非了”这个名字来自《菜根谭》中的“非上上智，无了了心”，这样飘逸的、富有禅意的解释和龙先生的坎坷人生以及踏实、稳重的性格不太一致，他并非超脱凡俗、意气风发的书生。在这一点上，龙夫人曾育秀女士的说法更加朴实也更加可信：因为龙庆忠当初去日本求学的时候得到了乡亲们的帮助，为他一共打了谷会和钱会两个会来筹措留学的花费，家里也为他耗尽了积蓄，所以对他来说，留学海外还不算辛苦日子的终结，他必须面对许多事情，包括为家里清偿债务，以及报答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们。

非了这个名字之中是否蕴含着万丈雄心我们并不清楚，清楚的是当时龙先生在东京的求学并不顺利，我们可以从这个名字中感受到一位年轻人准备进行长期艰苦努力的决心。这个名字在他晚年的时候显得更加贴切，因为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再次获得了学术机遇，让他觉得一切远没有结束。

和名字不同，真正给龙非了带来剧烈影响和极大困惑的是他的身份。

他轻松地越过了没有小学文凭带来的障碍，但不能轻松地跨过日本著名大学的门槛，在投考东京帝国大学失败之后，他苦熬了一年才考入东京工业大学建筑科，从此，他就多了一个身份：日本留学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得这个身份很快变得很尴尬，一方面他有可能在日占区获得一些方便，并且通过留东同学会寻找到较多的机会——龙非了的每一份工作几乎都是通过留东同学会的介绍或者举荐获得的；另一方面他又可能被绝大多数国人怀疑甚至敌视，在中日交战的年代，日本留学生群体是一个需要格外自清的群体。

回国之后，他的身份越来越多，其中对他的人生比较有影响的是：河南省政府技正（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总工程师，图1）、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工学院院长、建筑系主任、右派、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古建筑组组长、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首批博士生导师。对于龙先生来说，这些身份的意义并非是代表着某种荣耀的头衔，而是影响了他的人生态度、学术思考和表达方式的重要因素，有些表明了他所肩负的责任和所思考问题的主要领域，有些则加给了他种种限制。

龙先生最初选择了进入业界，先后设计完成了河南省各厅公署办公楼、省主席官邸和重庆第二兵工厂厂房，其图、照均未见载于书籍、刊物，龙家亦无存照。因为不愿与自己不喜的风气同流，龙先生离开了业界投身建筑教育。他辗转于各大院校的建筑系，先后任教于重庆大学建筑系（1941-1943）、中央大学建筑系（1941-1943）、同济大学土木系（1943-1946）、中山大学建筑系（1946-1952）、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1952-1995），1938年还在家乡的吉安乡村师范当过老师。在抗战结束之后，他选择了前往中山大学，而不是自己曾经先后担任过教职的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其中固然有广州离家较近的原因，但不能不说与他的日本留学经历有关，中山大学之前的几任系主任均是留东同学会的学长或同学。当时一同选择偏居广州的，还有陈伯齐（先后留学过日本和德国）、夏昌世（留学德国并获得了博士学位）等教授，对于这些曾经在二战时期的轴心国也是中国在政治上的敌对国留过学的教授们来说，这时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建筑系，既可以说是个避风港，也可以说是个自我流放之地[7]。在重庆、昆明等地上演的驱逐教授的行动应该让这些教授们记忆犹新，他们不得不担心自己的处境。也就是因为广州稍微远离政治，所以这些留学日本和德国的教授们在此开辟了一片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明快格调的教育园地，孕育了后来的岭南建筑创作风格。[8]

龙非了在1948年成为中山大学建筑系主任，应当时的工学院院长陈大可之请，发表了《中国建筑与中华民族》一文，作为自己的任职演说。1949年，龙非了等人在避居香港期间发表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公告，1950年1月被广东省军管会任命为临时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1年被广州市人民政府聘请为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古建筑组组长，从1951年到1992年5月，龙非了一直是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委员。

就在龙非了萌生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忙于筹划未来的建筑教育之时，他在1957年获得了另一个身份：右派！这个身份使得龙先生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选择了保持沉默，没有任何公开的论文和著作发表。

广州市文物委员和右派的共同身份后来造成了一桩学术悬案，那就是关于中山四路的考古遗址究竟是秦代造船遗址还是南越国建筑和宫苑遗址的争论。1974年底，在中山四路广州市文化局院内地表下5米，挖出了一段木结构遗迹，1975年1月，来自广州多所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观遗址现场并讨论了遗址性质，1976年3月，龙非了在遗址性质鉴研座谈会上发言，认为遗址是南越王台或离宫，是南越国的建筑遗址。但是最终，这处遗址被认定为秦汉造船遗址，并由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治秋于1977年1月在国外向外国媒体披露了秦汉船台考古发现，1996年6月以“秦造船遗址”之名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但是对造船遗址一说的质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究竟是干阑建筑的基础还是船台？一时间在考古、船史和建筑史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龙非了在《羊城今古》1990年第6期上撰文说明了他身为右派时未敢多言的判断，提出遗址中所谓的木和滑道应是干阑建筑中的柱和。这段争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平静，在 2000年秋天，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双方在广州再次进行了辩论，后来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将本次会议的相关论文结集出版为《“广州秦代造船遗址”学术争鸣集》。

在文革之后，龙先生对自己的境遇仍然存有戒心，一方面尽量述而不作，另一方面在为数不多的论文写作尤其是发表时十分小心，许多观点引而不发，或者用借古鉴今的方式来劝喻时人。以至于在1981年参加全国科技史大会时，因为提交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历代田亩法》而被分到了农业组。现在重读此文，可以体会到其中真正想讲述的除了建步立亩之法和历代的尺度变迁之外，更希望阐明的是理民之道，以及经野和立国之间的关联，他把真实的想法藏在文章之中。

龙先生的各种读书笔记、手稿现在仍然被家人保管着，一共有68个档案袋（图2），每个档案袋里装着一类主题的资料，其中的一些后来得以形成论文被发表，但大多数是草稿或残稿。以其中编号为第9袋的建筑教育研究为例，这些资料主要来自1958年、1966年和20世纪70年代的一些外国文献，部分为中国古代文献（图3）。所涉及到的大学包括日本大学（早稻田大学、芝浦工业大学、千叶大学、东京工业大学、横滨国立大学、东京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美国IIT、MIT、UC Berkely环境设计学院建筑系等。龙先生关注的话题包括性格、设备教育、学生人数、淘汰制、科学课目、设计基础、设计教育、专用制图室、施工人员的教育、大学中的教育与研究生等，以及教授的选出方法、学费、就业诸方面。在“欧洲的建筑教育、今后建筑教育的方向”一节，他记录的六个问题是：1.建筑教育问题之所在；2.五年制大学；3.多数教育；4.新进程和研究所；5.讲座制；6.建筑学院的独立。这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非常领先的思考，以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科为例，五年制在1990年代初开始实行，1997年11月成立建筑学院，研究所在1998年之后纷纷出现，讲座制至今尚未建立。这些思考最终只是留在了龙先生的笔记中，没有发表。

数度人生波折之后，龙先生最珍视的是自己的学者身份，始终在学术研究和教育园地内耕耘，也坚持着学术准则，在几次市场化带来的冲击中，身处距离市场非常近的南方，他不为所动，将全部的心力用在高等建筑教育上，带领学生去全国各地考察，深入民间，积累了数千张照片、幻灯片，请潮州的工匠制作了多个古建筑构件模型，利用有限的资金购买图书，这是他对学者和教师身份的坚守。

关于龙非了的身份，存在着一个疑点，那就是他究竟是不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社员？

2. 龙非了与中国营造学社

我国的第一代建筑历史学家大多和中国营造学社有着紧密的关联，以至于大家渐渐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历史学家都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社员，反过来，不是中国营造学社社员的似乎就不在最好的建筑历史学家之列。

龙非了和中国营造学社有过密切的联系，曾经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先后发表过《开封之铁塔》（三卷四期，1933年）和《穴居杂考》（五卷一期，1934年）两篇论文，还曾经在营造学社最艰难的时候捐献过一千个大洋，所以一直以来，龙先生的学生们都当然地认为他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社员，直到有关中国营造学社的文件以各种形式被传播以后，大家才发现，龙非了的名字从来就没有出现在社员的名单里《中国四代建筑师》一书将龙庆忠列入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师，在介绍龙先生时提到他1932年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10]不知杨永生先生是从何处得来的资料，未及求证。在林洙女士所著《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一书中，可以看到1932年至1937年的中国营造学社社员名单，其中并没有龙非了[11]，倒是在1944年募集社会捐助名单中，看到了他为学社捐款1000元的纪录[12]，龙非了一介书生，且家境贫寒，幼时只是靠父亲开的豆腐店支撑家用，能够捐助这么多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他对中国营造学社在道义和经济上的鼎力支持显示了他对学社理想的认同。

那龙非了是营造学社社员么？如果这些文件是无误的，那他为什么不是？

在龙先生的藏书中，有大量由中国营造学社刊行的著作，显然他非常关注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成果。龙非了与营造学社的多位主要成员都有学术上的交往，也许是同在东京留学过的原因，与他交往最密切、对他最有影响的是刘敦桢（士能）先生。刘敦桢比龙非了年长六岁，比他早十年就到东京留学了。《刘敦桢文集》中记载了刘敦桢一行在河南开封考察时龙非了所给予的帮助，1936年6月26日，龙非了引刘敦桢一行参观省立博物馆，访繁塔、相国寺等，其后数天，二人共往书肆，偕赴古迹研究会，龙非了以豫中古建筑相片相赠，在刘敦桢离开开封时远道相送，足可见二人的友情，又可见龙非了非常热心于中国营造学社的古建筑调查活动。 1941年至1943年期间他能够到中央大学建筑系兼课，也是得时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的刘敦桢之邀。1945年刘敦桢的《川康之汉阙》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二期上发表，至今龙先生的家人仍然保存有当年在论文发表之前刘敦桢寄给龙先生请他为本文手稿提建议的书信（图4），以及龙先生工整抄录的论文全文。此外，龙非了在广州中山四路考古遗址中提到的“柱”在刘敦桢的《大壮室笔记》中已有提及，只是写作“柱跗”，而且二人都写作了不少关于算例和尺度研究的论文。

1943年到1946年，龙非了和中国营造学社的社员们一同住在李庄时，彼此间过从甚密。后来，又和擅长岭南园林研究的社员夏昌世先生在广州共事。文革之后，当龙非了在学术会议上遇见莫宗江等人时，言谈甚欢（图5）。

在龙先生去世之后，家人将藏书一万五千余册捐给学校图书馆，成立了“义泰和”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点阅览室[13]。龙夫人保留了一些善本，作为对龙先生的纪念。后来我们有机会看到了这些被龙夫人珍藏的书籍，包括大正2年（1913年）的《和洋建筑大匠早割秘传》、民国17年中华书局版的《圆明园考》、民国 18年商务版的《李明仲营造法式》（八卷），民国20年版的《史迹考访录》、民国20年版商承祚所著《木面柱》，以及《营造要诀》、《南汉修慧寺千佛塔歌》、《龙凤人物花鸟兽画集》、《礼节图（一、二）》、午荣编《鲁班经》和乐嘉藻《中国建筑史》，但是最多的仍然是中国营造学社刊行的著作，包括《工段营造录》、《清式营造则例》、《髹饰录》、《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十册）、《重刊燕几图·蝶几谱》、《一家言居室器玩部》、《园冶》等。这些著述大多是早期的建筑学者们从浩瀚的古籍之中整理出来的，也结合了艰苦的田野工作（图6，图7，图8）。

中国营造学社汇集了众多杰出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史学家和知名建筑师，龙先生也十分关注和认同他们的工作，而且对他来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应该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他为什么没有申请加入呢？龙先生是个用着别人的名字的人，也许他不那么在意称号。抑或他虽然认同对中国古建筑进行研究，但是并不完全认同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取向？

看看平行的时代事件和人物，我们可以发现龙先生在学术上的不同取向。梁思成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对中国官式建筑的大木构架、法式方面的研究，刘敦桢先生则被认为是“中国建筑界惟一读遍古代文献中有关建筑记述的学者”[14]。客观地说，龙非了缺少梁思成和刘敦桢的研究条件，那就是可以将几乎全部的时间花在遍及全国的古建筑调研和对古代建筑文献的研究上，他对一手资料和对建筑专业文献的占有程度不及刘、梁二位先生。而从个人的体验和境遇来说，龙非了对古建筑的认识也有不同之处，因为古建筑的建造技艺似乎并不切中他体会的最深切之处。在这种情况下，他试图另辟蹊径。

龙非了既不能踏破铁鞋去寻觅藏身山野的古代建筑，又无法穷经皓首去遍览古代文献，他选择了两个切入点来思考建筑历史，一是站在治国兴邦的高度，二是对老百姓切身感受的同情。虽然龙先生的研究和营造学社诸君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正是这两点，使得他的研究开始有了自己的特点，也形成了他的两条学术线索。

在中国古代，与建筑相关的官署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部，一个是礼部，前者司营造工程事务，后者司朝廷坛庙、陵寝之礼乐及制造典守事宜，确定建设的等级、秩序和礼仪，制度色彩浓郁，礼部是与建造相关的意识形态的真正管理者。中国营造学社尤其是法式部对法式、构架和形制的研究明显侧重于工部，而龙先生的笔记和论文则对礼部所司的范畴多有涉及，正因为这些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所以龙先生很少发表相关成果。不过我们可以从他使用的参考文献中窥得蛛丝马迹，他多次引用了《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仪礼图》等书，在这个方面，他依赖国学的经典。

而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出发，促使龙非了萌发了研究建筑灾害的想法，后来在晚年时他创立了建筑和城市防灾学，涉及城市防洪、建筑防雷、防风、防火、防震等方面，在这个方面，他倚重科学。防灾研究又使得他特别重视地方志在建筑史研究中的作用。

另外，和中国营造学社致力于整理国故不同，龙非了重视国内外的新成果，尤其是对考古学的关注，在《穴居杂考》、《中国建筑与中华民族》等文中都引用了当时最新的考古成果，例如安特生、德日进等人的发掘报告，在龙先生的笔记中，还有许多关于天文学、系统论等方面的记录，显示了他对科学进展的关切。对于考古和考据的重视，龙先生与刘敦桢有着相似之处，应是受到了日本建筑教育的影响，下节中比较了两位先生在参考文献使用上的特点。

这些特点，均可归于“不知生，焉知死”的启迪。

3. 龙非了的参考文献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建筑师们已经开始在一些大城市找到了用武之地，红砖、西门汀（士敏土）和混凝土逐渐被推广，掀开了中国建筑近代化的序幕。

差不多与此同时但是要稍晚几年，中国的建筑史学科体系也开始构建框架。以刘敦桢、梁思成、童、龙非了等为代表的在国外接受过严格的建筑学教育的先生们投身于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并通过在各地创办建筑系（名称不一，或为营建系、土建系、土木系等）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建筑教育，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建筑教育体系是发端于建筑史的。

那么中国建筑史又是从哪里发端的呢？当时，在国外的建筑教育中，已经可以读到喜龙仁、鲍希曼、伊东忠太、关野贞等人关于中国建筑的研究，但显然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国建筑史学科。中国建筑史的研究者们从何处寻找到信念、理论、方法和素材来支撑这个学科呢？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参考文献来探究他们的学术来源。

龙非了公开发表的论文并不多，最后收录在《中国建筑与中华民族》一书中的共有十五篇，除了《中国墙制》一篇已佚，其他在此之前发表的论文均收入此集，其中有几篇是由学生们根据残稿整理的。因为在龙先生发表论文的时代，论文索引的严格制度尚未建立，所以本文对龙先生参考文献的统计主要来自行文中注明之处。龙先生强调治学的严谨，所以绝大多数的引文均标明了出处，而且他具有学者应有的风度，论文开头通常有一段综述，表明他对所论主题的了解程度，也列出了相关的观点供读者参考。

本文对这十五篇论文的参考文献进行了统计和分类，分类主要参考了张之洞的《书目问答》，因为此书成书于光绪二年（1876年），龙先生所引古代文献绝大多数都已被收录其中，但本文单独列出了近代文献、外国文献、建筑专著、图书、地方志以及针对特定对象的碑铭辞赋等。

从大的分类来看，龙非了索引参考文献情况如下：

经：共引用典籍18种，引用114次。

史：共引用典籍39种，引用121次。

子：共引用典籍69种，引用119次。其中笔记类40种，53次。

集：共引用典籍64种，引用86次。

诗赋、碑铭：共引用22种，27次，本类不包括已经列入集部的文献如范仲淹、柳宗元等人所作的赋、传。

建筑专著共引用7种52次。

近代文献共引用17种19次。

引用外国文献9种11次。

引用地方志共29种55次。

引用图书5种5次。

其他难以归类的文献8种12次，另有部分水患记载未注明出处。

另外，龙先生还先后引用过中国和日本的65处古建筑实例。

在经部典籍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是《周礼》，共引大祝、司救、小司徒、遂人、大司徒、冬官·考工记等篇20次。引用较多的包括《礼记》（礼运、月令、儒行）14次，《易》14次，《春秋》（公羊传、梁传、春秋左氏传）13次，《诗经》（国风、大雅）10次，《释名》（鲁灵光殿赋）8次，《孟子》7次，《尚书》7次，《中庸》5次，《仪礼》（檀弓）5次，《尔雅》5次。仅从此处，便可见龙非了对于“礼”的重视，他大量引用了与之相关的古代典籍，且引用的次数是最多的。

在史部典籍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是《汉书》，引董仲舒传、刘向传、冀春传各篇共22次，引用较多的是《史记》（景帝纪、天宫书、刺客列传、郦食其传、殷本纪、货殖传、西南夷列传）15次，《后汉书》7次，《晋书》（天文志、成帝纪、哀帝纪）7次，《唐书》（食货志、礼乐志、舆服志）6次，《隋书》（宇文恺传）6次。在史部的典籍中，值得注意的是，龙非了非常关注经济和物质文明方面的资料，所以许多引用均来自不同典籍的相似部分，集中于食货、盐铁、天文志等方面。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统计不包括地方志。

在子部典籍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是《说文》共计26次，其次是《庄子》（庚桑楚）10次，《淮南子》10次，《墨子》（辞过）、《论衡》各4次，对《天工开物》、《皇帝内经》、《本草》、《周髀算经》等虽有涉及，但引用次数并不多。除有较多的训诂成分外，子部典籍的引用虽所涉较广，但较为分散，多是根据论文的需要而引证，不见得对哪一家有较多的偏爱，倒是对笔记类的著述引用较多，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三、四）5次，《梦溪笔谈》、《世说新语》、《困学》（纪闻·历代田制考）各3次，其他大多数笔记均只引用过1次。对笔记的较多引用也表明了龙非了在研究中的取向，他注重对切身感受和对乡野的关注，而不仅仅依靠正史，这一点与他对地方志的重视可以说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至于集部的典籍，大多只引一两次。对《会稽典录》、《通礼一七吉礼》（清）、《律例》（清，服舍违式条例）、《春秋繁露》（服制）、《新书》（服疑）、《通典开元礼纂类》、《唐营缮令》、《大周通礼》等的引用，再次表明了龙非了对“礼”即制度的重视。

在针对具体的古建筑时，龙非了善于寻找相关的诗词歌赋和碑铭，例如韩愈《唐元和十五年南海神广利王庙碑文》、李士桢《重建镇海楼记》、元至正十年《重建怀圣寺记》、康熙三十一年《重修怀圣塔寺记》等。

龙非了论文中引用过的建筑专著包括《营造法式》、《清工程工部做法则例》、《园冶》、《鲁班经》、《营造算例》、《清官式石桥做法》、《营造法原》等，其中《营造法式》共引36次，《营造法原》10次。

近代文献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许中舒、安特生、董光忠等人的考古发掘报告，姜亮夫《夏殷民族考》和万氏《中国田制史》、陈氏《中国田制业考》等。龙先生引用的外国文献并不多，主要是伊东忠太和当时活跃在中国的考古学家的著述。关于现代建筑和城市，仅引用过勒·柯布西耶《明日之城市》1次。

对地方志的大量引用表明了其在龙非了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其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是清阮元《广东通志》，共7次，龙先生共引用过3种版本的《广东通志》12 次，其他引用较多的包括3种版本的《南海县志》共9次，《广州十三行考》5次，《光孝寺志》5次。显示龙先生扎根广州之后，对地方研究文献的熟悉，以及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图6）。

龙非了引用参考文献最多的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避雷措施及雷电学说》一文，共引用89种参考文献114次，并引用了实例20处。其他引用参考文献较多的是《古番禺城的发展史》66种96次，《穴居杂考》引用48种文献共79处，《中国塔之数理设计手法及建筑理论》引用文献40种共64次，《南海神庙》引用 36种文献58次，另引用实例29处，《中国历代田亩法》引用文献36种共55次，《中国古代建筑上“材分”的起源》引用文献32种54次，《营舍之法》引用文献27种71次。

对比一下刘敦桢先生的参考文献，可以更加分明地看到不同学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和不同特点，以《大壮室笔记》为例，全文共引用文献82种437 次，其中引用最多的是《汉书》，共176次，其次是《后汉书》111次，《三辅黄图》32次，《史记》31次[15]。将刘、龙二位先生相比，可以看到他们均旁征博引，涉及广泛的国学经典，但刘敦桢先生的参考文献更多地偏向引用正史，而且对核心参考文献的反复引用次数要密集得多。我们从中亦可以看到中国建筑史早期研究的筚路蓝缕，在专门的建筑文献比较欠缺的情况之下，早期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学者们主要从浩瀚的传统文献中发掘与建筑相关的信息。

从这些参考文献的分析，可以大致发现龙非了的学术来源和研究上的特点。那就是更加偏重对“礼”的研究，重视地方志和笔记在建筑史研究中的作用。而熟悉龙先生的人都了解他非常喜欢《古今图书集成》，许多独到的见解和资料都与这套集子有着密切的关联。华南理工大学常年重视考古和文物方面的文献，注重对地域建筑史和城市史的研究，都是龙先生的遗风。2005年，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被批准为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心有专门经费用于购买《中国地方志集成》，可谓是对龙先生研究特点的一种延续。

4. 建筑历史：为相之道？为学之道？

对于龙非了而言，除了客观条件上的差异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他内心的想法，他的历史学术观影响了他的选择。龙先生的学术研究之中一直存在着对建筑史研究的根本目标的追问，对应于前文提到的两条研究线索，他有两种矛盾着的学术观，一种是将建筑历史看成为相之道，而另一种是将其看作为学之道。

从目前能看到的龙先生公开发表的21篇论文来看，他的论文大致可以分为：

建筑设计思想、建筑文化研究5篇：《中国建筑与中华民族》，《〈华夏意匠〉序言》，《论石券桥之设计思想》，《天道、地道、人道与建筑的关系》，《论中国古建筑之系统及营造工程》；

古建筑尺度规律研究5篇：《中国古代建筑上“材分”的起源》，《中国塔之数理设计手法及建筑理论》，《中国建筑在结构上的伟大成就》，《开封之铁塔》，《中国木构（梁柱枋桁椽）由厅堂中间柱梁依次折减的计算方法》；

宗教、坛庙建筑3篇：《南海神庙》，《广州怀圣光塔寺》，《瑰玮奇特、天南奇观的容县古经略台——真武阁》；

民居研究3篇：《中国古代窑、灶、炕、炉考》，《穴居杂考》，《营舍之法》；

建筑考古2篇：《广州南越王台遗址研究》，《中山四路秦汉遗址研究I部分内容》，其中后者为龙可汉、程建军整理；

防灾1篇：《中国古代建筑的避雷措施及雷电学说》；

制度研究1篇：《中国历代田亩法》；

城市史1篇：《古番禺城的发展史》；

这其中关于建筑之道、制度和文化研究的共6篇，偏向于社会文化史角度，宗教建筑研究、建筑考古、民居研究和古建筑尺度研究的15篇偏向考古学和科学技术史，而建筑和城市防灾则是两条线索的结合。

龙非了共计指导的硕士论文有12篇，以毕业先后为序，同期毕业者以姓氏拼音为序，分别是：

⑴吴庆洲，《两广建筑避水灾之调查研究》，1982年

⑵沈亚虹，《潮州古城研究—论潮州古城的形成发展及其布局的科学性》，1983年

⑶陶郅，《中国古代建筑空间的特征》，1984年

⑷邹洪灿，《我国古代高层建筑的伟大成就——砖石塔的结构技术措施及其抗震作用初探》，1984年

⑸蔡晓宝，《广东地区中外建筑形式之结合的研究》，1985年

⑹陈宁，《南方传统山居总体结构研究》，1985年

⑺刘业，《滕王阁复原设计研究》，1985年

⑻肖大威，《中国古代建筑防火措施研究》，1985年

⑼程建军，《南海神庙修复研究－兼论古建筑修建原则与技术》，1987年

⑽谢少明，《广州建筑近代化过程研究》，1987年

⑾胡雨明，《岭南风景寺院环境的探讨》，1989年

⑿郑力鹏，《东南沿岸建筑防风传统经验与措施》，1988年

其中防灾研究4篇[⑴，⑷，⑻，⑿]，建筑文化研究4篇[⑶，⑸，⑽，⑾]，木构建筑研究2篇[⑺，⑼]，民居研究1篇⑹，城市史研究1篇⑵。

龙非了指导的博士论文共5篇，按照学生毕业时间的先后，依次为：

⑴吴庆洲，《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1986年（图9）

⑵沈亚虹，《潮洲古城规划设计研究》，1987年

⑶肖大威，《中国古代建筑防火研究》，1990年

⑷郑力鹏， 《福州城市发展史研究》，1991年4月

⑸张春阳，《肇庆古城研究》，1991年11月

这其中，防灾研究和城市史研究明显占据了最重要的分量，对木结构建筑研究仍然在继续，同时可以感受到这些研究总体上的地域色彩。

从龙先生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的选择，可以窥见他的学术观，那就是去弄明白古代建造活动的观念和设计的道理，将这些知识用于治国和救民，将建筑史研究当作为相之道是他内心的守望和真正的目标，而为学之道则是为相的途径，如果要在作为科学的历史还是作为鉴戒的历史之间做出选择，看来龙先生会选择后者。

出于诸多原因，当初写作防灾研究论文的大多数毕业生后来都基本上离开了这个领域，只有少数几位在继续。龙先生所创立的社会文化史和技术史两条线索仍然在发展，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一直得到了坚持，防灾发展成为了水系研究、以水为纽带的聚落和城市历史研究，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则在后来结出了岭南地域建筑史研究和客家民居研究的硕果，也引导了更多的后来者投身制度史领域。龙先生所教导的研究生们，很多选择了留在学术领域或者高校的科研、设计机构，包括吴庆洲、沈亚虹、邹洪灿、陶郅、程建军、郑力鹏、张春阳等人，这些学生更多地在为学之道上前行。龙先生教学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发现并培养了林其标先生，林其标后来创建了教育部亚热带建筑研究室。

中国是否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避雷针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去证明的猜想，关于中山四路考古遗址的争论也没有平息。龙非了曾经思考过的学术问题还远没有结束。

结语

从开始准备这篇论文的写作到现在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了，最初是在2003年组织和制作龙庆忠（非了）、陈伯齐、夏昌世三教授百年诞辰纪念展的时候，产生了了解这些中国第一代建筑学者和建筑师的愿望[16]。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龙先生本人，但是受教于他培养的博士吴庆洲教授，看到或者听到过龙先生的多名学生如邓其生教授、程建军教授、张春阳教授伉俪、陶郅教授、郑力鹏副教授、刘业副教授和袁培煌大师等回忆龙先生的文章或者谈话，和他的家人有着较多的来往，也见过一些还健在的他在学术上的朋友和敌人，因此有机会通过访谈来了解龙先生，也看到了他的大部分藏书、笔记和论文手稿，感谢以上所有人的帮助，他们不断地激发了我对龙先生的思考。

本文希望通过对一个建筑历史学者的学术历史的研究，慎重地看待一位为建筑历史倾注了全部热情的学者，除了回顾他为中国建筑的过去与未来所作的艰苦思考，也把他看成一个有血有肉的随着时局而沉浮、随着社会的动荡而颠沛流离的普通人。我们已经送别了很多20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建筑学者，希望我们不要在缺乏深度理解的情况下，把他们简单地看成是建筑史的过客，用几句学术悼词为他们盖棺定论，然后将他们遗忘。

（注：图1、4、5、10由龙先生家人提供，特此鸣谢。其余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注释：

[1]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见《论语·先进》。

[2] 当时的高等教育正在全面的复苏之中，龙先生也正在筹备诸多事宜。1981年，华南工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点成为全国第一批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龙非了教授成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

[3] 参见陈薇《天籁疑难辨 历史谁可分——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谈》，常青《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均刊于《建筑师》第69期；以及陈薇《中国建筑史领域中的前导性突破——近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评述》，《华中建筑》1989年第4期。

[4] 关于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确认。

[5] 以前的多处文献均写为“吟”，但经龙非了夫人曾育秀女士的回忆，应该写作“炳吟”。

[6] 参见曾育秀《纪念龙庆忠教授诞辰一百周年》，待刊。

[7] 杨永生在《中国四代建筑师》一书中，已经注意到了政治对学术的染色，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中国早期建筑师的影响，参见该书33页。

[8] 在三位教授来到中山大学建筑系的前后，在系里任教的还有曾留学日本的刘英智教授、留学德国的丁纪凌教授和曾留学意大利的符罗飞教授。

[9] 孙宏利，《广州“秦汉船台遗址”争论大事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秦代造船遗址”学术争鸣集》，9－18页。

[10] 《中国四代建筑师》，38页。

[11] 林洙，《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25-28页。

[12] 同上，37页。

[13] “义泰和”是龙先生父母所开的小豆腐店的名字。

[14] 《中国四代建筑师》，18页。

[15] 根据《刘敦桢建筑史论著选集》中的《大壮室笔记》统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刘先生著述甚丰，既有严格的学术论文，也有大量的笔记、调查报告或实测资料。本文原载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三期、第四期，1932年9月，本文引注极多，既有史料整理，也有自己的推测和讨论，是刘先生的代表性论文，在参考文献的引用上与龙先生的论文有较强的可比性。

[16] 在各种档案和书籍中，这三位教授均诞生于1903年，但后来在何镜堂院士的帮助之下，笔者于2005年见到了夏昌世先生之子保罗先生，得知夏先生的生年其实是1905年。

参考文献

[1] 龙庆忠. 中国建筑与中华民族.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

[2]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3] 李允鉌. 华夏意匠. 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2

[4] 刘敦桢. 刘敦桢文集（第三卷）.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

[5] 刘敦桢建筑史论著选集.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

[6] 杨永生主编，中国四代建筑师.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7] 杨永生主编，建筑史解码人.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8] 吴庆洲，《建筑史研究生的培养》.《城市建筑》[J]. 2005年1期

[9] 林洙. 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10] “广州秦代造船遗址”学术争鸣集.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附：龙非了学术编年简史

[1] 1925年官费日本，1927年进入东京工业大学建筑科。

[2] 1931年3月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任职于南满铁路局。

[3] 1932年，河南开封建设厅技士、省政府技术室技正，期间设计河南省府合署办公大楼，和中国营造学社刘敦桢等共同考察河南省各地古建筑。

[4] 1933年，《开封之铁塔》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四期。

[5] 1934年《穴居杂考》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

[6] 1938年回吉安乡村师范任教。

[7] 1939年，重庆兵工厂，设计厂房。

[8] 1941-1943年，先后任教于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

[9] 1943-1946年，四川李庄，任教于同济大学。

[10] 1946年，中山大学建筑系教授。

[11] 1948.12.5《中国建筑与中华民族》发表于《国立中山大学校刊》第18期。该文作于1947年，实际上是就任系主任的就职宣言。

[12] 1950-1951年，出任中山大学工学院院长。

[13] 1952年，院系调整，任华南工学院建筑系教授。

[14] 1962年，招收研究生石安海，伍乐园。

[15] 1963年，《中国古代建筑的避雷措施及雷电学说》。

[16] 1975年起，中山四路考古遗址之辨。

[17] 1979年开始，陆续招收硕士研究生吴庆洲、邹洪灿、陶郅、沈亚虹等人。

[18] 1980年《〈华夏意匠〉序言》。

[19] 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

[20] 1981年，《中国历代田亩法》，中国科技史会议。

[21] 1982年，《论石券桥之设计思想》，昆明科技史会议。

[22] 《中国古代建筑上“材分”的起源》，发表于华工学报。

[23] 1983年开始，招收第一个博士生吴庆洲，其后分别招收到沈亚虹、肖大威、郑力鹏、张春阳等博士研究生。

[24] 1983年，《古番禺城的发展史》，扬州城市规划会议。

[25] 1984年，《瑰玮奇特、天南奇观的容县古经略台——真武阁》真武阁会议，《容县史话》第五期。

[26] 1984年，《广州怀圣光塔寺》，北京科技史国际会议

[27] 1985年，开始指导南海神庙修复

[28] 1986年，成立华南理工大学建筑防灾研究室

[29] 1986年，吴庆洲博士毕业，成为我国自行培养的第一位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

[30] 1987年，《中国塔之数理设计手法及建筑理论》，为庆祝东南大学建筑系成立六十周年暨纪念刘敦桢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而作。

[31] 1990年，龙非了论文结集出版，是为《中国建筑与中华民族》一书，其中《中国木构（梁柱枋桁椽）由厅堂中间柱梁依次折减的计算方法》等文是首度整理发表。

[32] 其余论文发表时间不详。

[33] 1996年，龙非了病逝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