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铁民

人物概述

自幼家贫如洗，九岁便到望台村地主姚文生家放猪放羊。十二岁时，其父姚生俊不愿让自己后代当睁眼瞎受人欺辱，便咬紧牙关，全家省吃俭用，供姚铁民进了望台村的学堂读书。青年时代投身东北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满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毅然离开了东北军，几经周折。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走上了武装抗日救国的道路。1938年，姚铁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命随邓华、宋时轮赴冀东开辟抗日根据地，任包森支队参谋长，率队转战长城内外，开展敌后游击斗争，九神庙战，毙日军70余人，声威大震。姚铁民、包森曾率16名战士，血战东新庄，毙日军10余人，俘获日伪军300余人，开创了冀东游击战以少胜多的先例，被誉为“十八勇士”。1940年3月，姚铁民任迁(西)、遵(化)、兴(隆)、联合县县长，他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县区乡各级武装，组织抗日军民割电线、抓汉奸、拔据点，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1941年9月，姚铁民调任长城工作团副团长，他经常率干部冒险深入热南，开辟热南游击根据地，曾组织抗日军民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敌伪交通活动。

1943年2门9日，姚铁民在兴隆县蘑菇峪一带发动群众，遭到敌人包围被捕，被敌人关押在青龙监狱。在狱中，由于汉奸告发，敌人得知姚铁民是抗日县长，立即转押至承德监狱。面对敌人各种诱降，姚铁民严辞拒绝，面对敌人各种酷刑的折磨，姚铁民誓死如归，坚定地表示：“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抗日到底。”1944年4月30日，姚铁民由于屡遭酷刑，不幸被折磨致死于承德监狱。终年46岁。

1962年，根据烈士家属的要求，在姚铁民的老领导安排下，将姚铁民的遗骨由水泉沟“万人坑”迁葬到沈阳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具体内容

姚铁民十八岁时小学毕业。这时，他见父亲为地主扛活几十年，已年迈体衰，便接下父亲的“班”，为地主姚文生赶马车。十九岁与陈氏结婚。婚后不过两三天就又返回地主家卖苦力去了。扛活所在的望台村与其家相距二里路，狠心的财主硬是不让这对新婚夫妇团聚，一年除春秋换季回两次家外，就是逢年过节也得为其赶车。就这样没死没活地为财主卖命，所得报酬甚微。

随着年龄的增长，姚铁民不堪忍爱地主的凌辱与虐待，二十五岁时逃出地主家门，去沈阳参加了东北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冠侵占了沈阳。东北军执行了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姚铁民随军退关内。

1934年，姚铁民在北京闻其母病逝，痛不欲生，乔装打扮，返回家中。他在海城老家住五、六天，白天藏在自家内，晚上出去搞宣传，动员大家团结起来，跟日本鬼子斗，不能当亡国奴。回京以后，东北军开赴陕西。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内部陷于混乱，姚铁民不忘家乡父老兄弟在日冠铁蹄下挣扎，也看清蒋介石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毅然离开在陕的东北军，流落在京津地区。恰好在这时，焦若愚、苏梅等同志正组织东北大学生进京请愿，要求打回家去，解放东三省。姚铁民立即投入到请愿行列中。可是国民党政府对这批爱国志士大打出手，姚铁民被捕入狱。

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胜利喜讯传到北京监狱以后，狱中三百多人在我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举行暴动。暴动成功后，姚铁民来到了平西斋堂，参加了八路军，编入十一支队三十三大队十一连担任司务长，管理排长职务。

1938年初，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政委邓华与一二O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宋时轮在平西汇合之后，又整编了平西分散各地的农民武装，共同组成了八路军第四纵队。6月，铁民同志参加宋邓纵队开赴冀东，以配合冀东党所组织的20万人抗日武装大暴动。他们一路打南口、经怀来、过昌平、克密云、下平谷，直抵口外兴隆县城。

6月18日，四纵包围了兴隆县城，经一夜激战，除南山上面的几个炮楼外，县城全部在八路军掌握之中。铁民所在连队，好似一把匕首，直插敌人心脏——伪县政府。19日下午，敌人派来飞机助战，倒流水的敌人也前来增援，八路军主动退出县城转向山区。

为保存部队有生力量，支援冀东大暴动，宋邓纵队撤到清水湖，由南沟奔大水泉，在半壁山一带过了长城，直奔冀东。此时，铁民同志所在的连队，因副连长赖邦身负重伤，不能跟随大部队一起行动，他们被留在口外半壁山北沟、驴儿叫、大洼一带活动。由于部队刚刚组建，平西和张家口一带的新兵又远离家乡，一些人难以适应艰苦的斗争环境，所以，铁民同志所在的连队在连长带领下，大部分跑掉了，所留下的赖邦、陶永忠、王振君等老红军外，还有铁民等骨干力量共27人。部队的人员虽然减少了，但更加精悍了。他们依靠当地群众，以少胜多，经常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部队减员以后第一仗，是在半壁山南沟打响的。他们事先设伏，安排很多群众配合作战。当敌人进入包围圈之后，部分群众虚张声势，摇旗呐喊，27名勇士如猛虎下山，打得敌人蒙头转向，他们以为遇到了八路军的正规部队，一个个乖乖地举手投降了，当时俘虏伪军50多人。半壁山南沟枪响之后，驻佛爷来的日军全部跑进了半壁山一个庙里，利用庙的围墙和良好的工事负隅顽抗。正当27名勇士南沟告捷，大队总支记包森同志赶到。他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和半壁山北沟、靳杖子、东水泉、犯错误鱼台等地前来助战的群众，一举拿下了佛爷来，占领了半壁山除庙宇以外的全部村落。他们打开了佛爷来，占领了半壁山除庙宇以外的全部村落。他们打开了佛爷来的粮仓，把粮食分给群众。后来，在攻打庙内顽敌的战斗中，赖邦同志再度负伤，28名勇士和当地民兵包森的指挥下，退出了半壁山。这次战斗，给长城内外的敌人以很大的震动，对当地群众是个极大的鼓舞，使群众看到了八路军坚决抗日的决心，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谎言。从此，这28位勇士被当地百姓称为“二十八宿”，并流传着很多有神奇色彩的故事。

战斗的胜利，唤起了人民的觉醒。包森的队伍很快发展到200多人。为扩大抗日的影响，更为机动地打击敌人，由赖邦带一部分人组成第一大队，活动在长城以北。而包森带领铁民等一部分人来到关里的遵化县，号称第二大队。因部队的党总支部书记包森跟着二大队，所以二队也叫总队，包森是这支队伍的支队长。铁民同志，凭借他的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很快被包森提拔到支部当上了包森的助手，从此大家都称姚铁民为姚副官。遵化县洪山口一带的群众，时至今日，一提起姚副官，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938年9月下旬，河北省委、四纵党委、冀热辽犍委和抗联各部队主要负责人在丰润县九间房村召开会议。邓华宣布：“四纵和抗联部队西撤，去平西根据地整训，留下陈群、包森、单德贵3个支队坚持冀东的抗日斗争。

10万抗日武装力量开走了，敌人以10倍的疯狂向抗日军民反扑，并集中了2万多兵力连续进行了大围剿，白色恐怖的乌云笼罩着冀东大地。长城以北的伪“满州国”也派出部队频繁出去，以配合冀东的“强化治安”。面对长城内外敌人的夹击，包森、铁民等同志经过周密研究，决定部队化整为零，以战斗小组的形式开展活动。

一天，铁民带领导指导员梁衲忠、排长年焕兴等人化装进入敌佛爷来据点，并将事先准备好的10余斤巴豆，趁黑夜捣碎投入敌军使用的水井中。同时，他们到处撒传单、贴标语，内容是“各民族、各阶层人士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次日，驻扎在据点内的伪蒙古骑兵部队，发现有八路军到据点内活动，气得暴跳如雷。早饭后，倾巢而出进山围剿。此时，铁民协助包森同志率抗日军民百余名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在作战中，敌官兵腹泻不止，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被我军打死60多人，其余的丢弃据点，狼狈逃往遵化县城。

如果说与佛爷来的伪蒙古骑兵作战是智斗，那么，攻打口内遵化东新庄子据点则是巧取了。那是1939年3月，包森率铁民等17人到遵化县内活动，了解到东新庄子据点内的敌人经常出来搜刮百姓，作恶多端，决定拿掉它。于是派石勇混入据点内，找到了据点内与伪军周队长有暖昧关系的张素芬，摸清了敌人的布防，了解到据点内有三排房子，日军住前排，中间是伪军，最后住的是乡团。包森与铁民等同志共同商议，觉得自己10几个人对付敌人100多，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最后确定，攻取敌人的薄弱环节。在一个漆黑的夜晚，18个黑影不知不觉地奔向据点，在内线的配合下，很快进入后门，占领乡团住的最后一排房子。乡团中多是当地农民被迫来的，他们早闻包森等“28宿”的大名，所以没费什么口舌，五、六十名团丁便调转枪口，一致对敌。由于战斗队伍的壮大，攻敌力量加强了，战火向敌纵深发展，直指60多名伪军。长城内外的伪军最害怕包森支队，他们互相争吵时，就发誓：谁说话嘴不对心，叫他出门就遇到包森！如今听说包森的队伍已经攻破据点，早已风声鹤唳、胆战心惊了，所以经过几分钟的战斗，他们就全部被缴械。10几名日军虽顽固抵抗，但处于孤产无援的境地，终于被我全部歼灭。这就是闻名冀东大地的18勇士歼敌80的东新庄大捷。之后，铁民又随包森等人先后二次攻克东新庄子据点。

由于包森支队在长城内外多次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军威大振，当地劳苦大众看清了八路军是一支真正抗日的队伍，所以要求参军抗日的人越来越多，部队迅速扩大。这样一来，后勤供给严重不足。包森将搞装备这副重担交给了铁民同志。面对重重困难，铁民同志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决定采取“取之于敌，用之于我”的方针，在敌伪军身上大作文章。他利用自己曾在东北军中栖身10几年的特殊条件，同由东北军改编后的伪军联络上，又同由东北义勇军改编的警防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使得蓟县、遵化城的伪军警人员中很大部分转过来暗中为八路军办事，包森支队的服装、子弹很大一部分都是他们供给的。

1940年元旦，冀东区党委负责人李运昌、包森等同志在遵化阁老湾召开了会议，决定建立地方抗日政权，创建小块根据地。铁民同志被安排到遵化八区短期受训，之后，于3月份被任命为迁遵兴联合县县长。初始县政府只有铁民、张惠、祖治国3名同志组织，县政府地址不定，人走家搬。县长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八路军的地方政权。他们在遵化县北山、迁安县西山、兴隆县驴儿叫、牛田、白马川、宝地、沙坡峪、黑鱼沟、大山、解放、成功、天明等地都曾设置过县政府。虽然人少，但他们的任务却十分繁重，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起抗日；锄奸、反特、扩军；反对苛捐杂税，优待抗军属；取缔大烟、白面馆：建立两面政权；组织民兵、扩大根据地等。经过他们艰夺细致的工作，终于在兴隆、遵化、迁安交界的山区中，组建了13个行政区，下辖200余村。在组建地方政权的过程中，铁民同志走家串户，亲自动员，使很多人加入了革命队伍，贾和三区长就是其中一个。

铁民同志体胖面黑，办事公正，不徇私情，群众称他为“黑脸包公”。他虽系旧军人出身，可在他身上流着的却是长工的血，他饱尝过穷苦人家的一切苦难，所以他能够体谅群众的饥苦，密切地联系群众。他衣着朴素，说话和气，平易近人。在那艰苦的环境中，他没穿过一件象样的衣服，经常背着褡裢或卖萁子走村串户，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桃花子”，要不是他腰里别着的两只短枪，谁也想象不出他就是抗日人民政府的县长。铁民民志无论走到哪村哪户，进门后不是扫院子、担水，就是垫圈、起粪。家中、地里的活，他都会干。由于铁民能够与群众水乳相融，所以深受群众爱戴，年轻人把他当作长辈，老年人把他当自己的孩子。有一天，铁民住在般若院老徐家，因走漏风声，敌人前来盘查，徐家女主人忙说：“这是我的娘家爹，看我来了！”来人问来问去没有问出什么破绽，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遵化县洪山口乡三道沟的盆楼峪廖金柱家，地处深山老峪，是抗日队伍经常出入的地方，抗日军政人员多次在他家掩藏文件、药品和武器，敌人恨之入骨，曾将金柱家房子烧了3次。县长姚铁民了解到这一情况，便将自己多年积攒准备捎回海城老家的200多元钱全部拿了出来，资助谬有盖房。

还在铁民没有离开东北军的时候，家居“满洲国”便被日伪搅得不得安宁。由于当时“国事调查”频繁，经常有人到家查问铁民的去向。他加入抗日行列，当地日伪人员经常三天两头地去盘查。铁民的父亲为了摆脱敌人的纠缠，保障家人的安宁和儿子在外面从事抗日活动不受影响，便于1940年含着眼泪到甲长那里报告说自己的儿子已经死了，注销了铁民的户口。铁民的钱不能寄往家中，只等有机会再去孝顺双亲。廖大娘知道铁民的情况，怎么也不忍心收下这笔钱。铁民语重心长地说：“您对我象亲儿子一样，儿子的钱母亲还不应该花？”一句暖心房的话，说得老人流下眼泪。廖大娘把钱收下后，对自己的儿子金柱千叮咛、万嘱咐：要跟姚县长好好地干，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从此，廖金柱成了铁民的助手。

铁民对自己一向要求严格，无论何时何地都与群众同吃同住，因为生活困难，有时群众不得不用老窝瓜或红薯菜粥来招待这位县长。可每当铁民吃起这样的饭菜时，总是说：“这也很好吃吗，吃大米白面的日子会有的，把日本人赶走了就会过好日子了！”

铁民同志对哪个村遇难，哪一户缺吃的，便立即帮助，排忧解难。一天，遵化县般若院村被敌人烧个精光，群众没房住、没粮吃，困难到了极点。正在这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时刻，铁民县长火速赶到，他召开了群众大会，告诉大家不要悉，也不要怕。敌人烧了草房，咱们盖瓦房；烧了杨木檩子，咱们换松木的……。不多日子，全县各区大车小辆为这个村运来了木材、粮食，还来了很多人帮助盖房。100多户的人家很快住上了新房。大家看到：八路军的干部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是群众真正的贴心人。于是和八路军一条心，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送情报，筹粮筹款，破坏敌人交通，使敌人的“强化治安”一次次遭到失败，而抗日力量则在艰苦的环境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姚铁民同志在担任县长期间，生活朴素，联系群众，说话和气，平易近人，与人民建立了鱼水深情。一九四一年春天，姚铁民住在遵化县般若院李明贵家养病，房东在厢房山墙和房外坝台分别挖两个藏人洞子，村四周向里元的上石河、贾庄子、片石峪、侯家寨据点之敌，经常来此“扫荡”，他在此养病一个多月，从未暴露。一次，姚铁民住在徐德奎家中，有个陌生人将其堵在屋内，询问是哪里来的？徐德奎妻子迎上去说：“这是我娘家人，来这里控亲的。”很自然地蒙混过去，保住了姚铁民同志的安全。

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分子，冀东区党委鉴于姚铁民的工作能力，分配他担任十三军分区对笔联络科科长职务。洪山口是出入长城的必由之路，敌人为扼守交通要道，在此修建一座楼，并派一营伪军把守，给我军和工作人员出入长城，造成严惩障碍。姚铁民发现这一情况后，摸清敌营长邱XX的身世，了解到洪山口的王乡长与其要好，便利用王乡长，将邱营长引到娄家沟与姚铁民会面。经过多次接触，动之以爱国爱民之情，晓之以抗日御亡之理，邱营长答应遇事让方便，对我军政人员由此过路，故作不知，不加理睬。有一次，洒河桥、喜峰口、潘家口的敌军举行联合大围剿，中共洒河桥区委干部孙民不幸被捕。邱营长等人将孙民押到据点之的事午屋里没人时，邱营长凑到孙民身边，小声问：“你认识老姚吗？”孙民说：“那是我的老上级呀！”邱营长忙吩咐：“等一会就开饭，在大伙呼民中午饭的空儿，你就溜跑，后边打枪你不用管它，只管跑你的。见了老姚替我问声好就行啦！”说着迅速把孙民身上的绑绳解开扣。待开饭中途，忽然有人喊：“姓孙的跑啦！”邱营长火速抽出手枪，点了几个兵，下呤：“跟我去追！”邱X追到僻静处，他暗示随从不要往孙民身上打枪。于是几个人边追边喊：“人跑啦，赶紧追呀！”尽管孙民头顶上枪声大作，可是没挨着身体，只是打空枪，并不派人追拿，以掩人耳目，暗助我抗日人员。

1941年9月中旬，冀东区党委为了开辟新区，扩大革命根据地，决定抽调精悍力量，组成“长城工作团”，深 入到热河地区开展抗日工作，丰滦迁联合县长高敬之任团长，迁遵兴联合县长姚铁民任副团长，立即深入到热南山区，先后到兴隆县天桥峪、共花河南大峪、车河川、柳河川，建立长达百十里的秘密交通线，为部队和党政机关干部活动，开辟道路。随之敌人又在深山区制造“无人区”，推行“三光”政策，敌人频繁“扫荡”，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财物就抢，把山沟里居民“集家并村”，赶入“部落”，实则“人圈”，修上围墙，派兵把守，限制群众晚出早归，没有人身自由，妄图切断八路军与广大群众的血肉联系，扑灭抗日烽火。姚铁民同志活动在热南山区，领导人民开展反“集家”和坚持“无人区”的斗争，发展武装力量，建立党政组织，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割电线，破交通，抓汉奸拔据点，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一九四二年冬天，姚铁民组织兴隆东南部山区民兵来个“破交日”，割掉石井子至龙井关电话线一百多华里，破坏道路桥梁十余座，使敌人中断交通、电话半个月多，搞得敌人坐卧不宁，寝食不安。

1943年2月8日（正农 正月初四），姚铁民和总区长张兴国，区长张惠等12名同志在兴隆县蘑菇峪乡双塘沟梁永顺家研究工作。由于特务告密，突遭日军、伪军三百多人的包围，姚铁民、张兴国、张惠不幸被捕，被押至宽城据点。姚铁民在关押时，为了迷惑敌人，自称名叫宋德，是一名队长，未暴露 身份。敌人施用了木棍打、拳脚踢、压杠子、灌凉水等酷刑 ，打得遍体鳞伤，但姚铁民从未泄密，吐出半句真言。后来姚铁民被解往喜峰口和青龙监狱，因其在担任迁遵兴联合县长时接触人较多，他的真实；职务很快被汉奸告发了。于是敌人如获至宝，急将姚铁民等“要犯”解往承德监狱。当时狱中关押一千多名“犯人”，姚铁民是“政治犯”中最大的头目，引起伪热河省日伪头目的注意。

敌人妄图从姚铁民身上打开缺口，获得共产党 和八路军重要机密情报，则利用各种卑鄙手段，采取优厚待遇，引诱姚铁民归降。并提出只要交出热河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组织名单、活动地点、秘密联络信号、党政军不员，按原来职务加官一级。姚铁民对敌人的高官厚禄诱降，嗤之以鼻，严词拒绝。敌人见软的不行，当姚铁民面，枪杀了张国兴，张惠等同志，然后又施殿法西斯手段，动用了酷刑：灌火油、灌辣椒水，烙铁烫、绳子吊、手指插竹签、军犬咬、上老虎凳等，使姚铁民多次昏过去，骨折数处，成为残废。但姚铁民同志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和勇气，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意志和勇气，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知答在姚铁民身上没有捞到一点油水，又见他成了残废，认为他已失去活动能力，于是再次劝降，说道：“只要你答应今后不抗日，简单写了个悔过书，可 以不杀你，释放你回家侍奉双亲”。姚铁民义正严词地向敌人宣布：“一个爱国志士，绝不能放弃抗日救国的立场，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战斗。虽然我已残废，但我有一张嘴，还会宣传抗日救国的产量。即使我死了，我的同胞，我的后代也要抗日，彻底消灭日本侵略军。”就是这样，敌人的劝降，又以失败告终。

在近两年的监狱生活中，姚铁民同志始终没有停止过党的工作，没有停止过抗日斗争。一九四四年九月，姚铁民在狱中组织同志越狱，被敌发觉，未获成功。后来敌人查清越狱组织者是姚铁民，恼羞成怒，判处他死刑。

姚铁民同志预感到敌人最后要对自己下毒手，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激励自己，采用狱中绝食方法对抗敌人。他象一棵挺拔的青松，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壮烈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遗体被抛在水泉沟万人坑内，终年4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