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1904年-1935年),男,上海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是中共秘密特务组织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1931年被捕后投降国民政府,由于其掌握大量共产党的核心机密,致使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巨大的破坏,多名中共地下党员遇害,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1935年被国民政府以秘密联络共产党为由处死。
顾顺章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早年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从小好勇斗狠的顾顺章曾参加青帮并当选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因为他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当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1924年他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时,由于在罢工中表现活跃并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
1926年被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顾顺章在苏联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凭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他还擅长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其回忆录中称他是“全能特务,够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事变和七一五事变,中共转入地下活动。8月7日,在八七会议上,顾顺章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交通局局长,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长期在上海负责中共地下活动。他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行动科)的负责人。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杨生;二科负责搜集情报,科长是陈赓;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是顾顺章;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
顾顺章为人机警多智、沉默寡言、精干勇敢,他亲自负责领导特科的武装组织——红队,杀死过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叛徒和国民党特务,比如,1929年11月,他曾带人在上海霞飞路设埋伏,枪杀叛徒白鑫。枪杀白鑫后,特科人员迅速撤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白鑫死后,鉴定法医在他头部发现了四个弹孔,法医判断,白鑫同时中了三枪,三颗子弹从不同的部位打进,从同一个部位穿出。顾顺章从此声名远扬,他的公开身份是著名魔术师化广奇。
当时,由顾顺章领导的“红队“极为活跃,惩治了不少叛徒特务,使敌人闻风丧胆,顾也由此在“八七”会议上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顾顺章日渐骄纵,生活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陈赓的预言不幸一语成谶。就在党中央考虑将顾顺章调离特科,让知识分子出身的康生取代他之际,顾对此有所耳闻,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同时由于其性格散漫,帮会气息浓厚,周恩来和陈赓等人对其颇不放心,准备将其调离特科领导岗位,以赵容(即康生)代之。
1931年3月,顾顺章被派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顺章勾搭上了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他居然化名回到武汉登台表演魔术。1931年4月24日,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在游乐场发现了顾顺章。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魔术大师化广奇,正在表演拿手戏法,台下掌声让他颇为得意,然而他并没注意,就在一个昏暗角落里,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当晚,化广奇被当场逮捕,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身为侦缉处处长的蔡孟坚大喜过望,因为他已得知,这个魔术师的真实身份是中央特科的“天字号”人物黎明,当然黎明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顾顺章。特务在其身上除搜出中国共产党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立即叛变,但是要求面见蒋介石方能供认其掌握的机密。
顾顺章在中共时专门负责惩治叛徒,他非常清楚叛变意味着什么。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于叛变,说明了他背叛的念头早就形成,这一点可以从瞿秋白的遗孀、和顾顺章共事过的杨之华的回忆中得到证明——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妻室内搜出了顾顺章早就亲笔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杨之华与顾顺章曾同在中央机关工作,彼此很熟,杨之华回忆,顾顺章有几个特点: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也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腐化,吸鸦片、玩妓女,打老婆”。中统特务万亚刚回忆顾顺章其人,说他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中,也说顾顺章“说话很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
顾顺章清楚,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伏有中共的卧底。因此,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蔡孟坚随即向其上司徐恩曾密电此事,不料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间谍。当顾顺章得知电报已发往南京时,跺足长叹道:“抓不住周恩来了!”
钱壮飞通过李克农抢先通知了特科,导致顾顺章掌握的情报价值大减;但即使如此,也仅仅是“避免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已,由于顾顺章所处的极高地位,以及其家属很多都参与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致使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杀。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结果,在恽代英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眼看即将出狱脱险之际,却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
顾顺章一面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和机关,搜捕其人员,一面为中统对付共产党献计策,并为其培训特务。曾为顾当过贴身保镖的林金生称:“在中统特务疯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过程中,顾顺章经常亲往策划、指挥。”突出的一例即是1931年6月,顾顺章带领特务捕获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终致蔡惨死狱中。
由周恩来亲自指挥,顾顺章全家被灭门。行动时,顾家的9个成年人一个也没放过。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了绳勒的方式。又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而对两个未成年人,顾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家。
1931年6月,顾顺章全家十三人已被周恩来带同王竹友亲手铲除,分别在法界甘斯东路爱棠村十一号及公共租界武定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处掘出尸体三十余具,彼时上海各报才发布该案大新闻,致使全国大为震惊,死况甚惨。
即便如此,心存仁厚的周恩来还是惨然不乐。据当事人陈养山回忆,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这件事被尼克松写进了他的名著《领袖们》一书中。
此后的几十年里,周恩来再也没有碰过烟。
然而,周恩来的一念之仁还是酿成了大祸。张长庚回家后,顾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不知道。于是,顾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即指认。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贪生怕死,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有一批秘密机关遭到破坏。
其后数年,顾受徐恩曾指令在南京开设了间谍技术训练班,其熟练的技术深受好评。1933年,戴笠将其借调去负责军统的筹备训练工作。
顾顺章被捕后即叛变,并供出所知一切中共机密。据当年也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由于中央及主要领导及时转移,特务们一无所获,令徐恩曾十分沮丧。
由于顾顺章知道的内幕实在太多,他的叛变让中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毕竟,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连周恩来都不可能尽知。
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遭到捕杀。同时,几个中共要人也死于顾顺章之手。当时,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化名王作霖,国民党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中共方面的营救也有望成功。顾顺章一到南京,立刻揭露了真相,恽代英旋即被处决。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是因为被顾顺章摸清了习性,才遭到逮捕的。当时,中央为了保护向忠发,让他去江西的“苏区”。谁料,向忠发临行前却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去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最终落入了顾顺章的埋伏。
向忠发被捕后立刻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1931年6月23日晚将他枪杀了,前后不过两天时间。行刑前,向忠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还是难逃一死。他同顾顺章一道,成为了中共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周恩来曾这样评价向忠发:“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1931年6月,顾顺章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被引渡到广州,惨遭杀害,年仅36岁。
1933年,陈赓在上海治好腿伤即将返回苏区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只因陈赓早年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在宋庆龄等各界人士营救之下,蒋介石对其“特赦”,他才逃过一劫。
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因为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了,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在城市的工作极难开展。顾的危害有多大?向忠发被捕后,接任的总书记王明担惊受怕,竟让康生、陈云为其在上海郊区租了一整层楼,深居简出,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到了1931年7、8月,中共在上海的组织一再遭到破坏,王明害怕留在上海,辞去中央总书记,跑到了莫斯科。
顾顺章可以说是中共地下党的克星。他叛变后,那些曾经与他相熟的人,在上海完全待不下去。比如周恩来,长期直接指挥顾顺章。顾顺章已经对他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了如指掌。而周恩来亲自带人勒死了顾顺章的家人,也使得顾对他恨之入骨,必欲捕之而后快。周恩来的地下工作经验再丰富,也不得不离开了。
顾其后指认了恽代英,并带领国民党反动派走狗抓获了向忠发、蔡和森等人,随后,由于顾的叛变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严重损失,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1931年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通缉令历数顾的种种罪行,并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顾顺章投入敌人怀抱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不甘寂寞的他又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终于被逮捕关押。顾顺章被囚于南京监狱,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在此期间,陈立夫、徐恩曾积极进行置顾顺章于死地的活动,一面搜集证据,一面上报蒋介石批准。终于,蒋介石感到顾顺章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其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深抱恶感,点头同意对顾处以极刑。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年约31岁。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与林金生是熟人,行刑情况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林的)。顾顺章死时年约31岁。由于顾顺章叛变时掌握著中共的高级机密,叛变后又破坏中共各地的组织,故有人称他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中共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1933年初,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让中共中央迁往乡村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甚至毛泽东本人,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由于顾顺章叛变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倾的城市暴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元气大伤,中共中央最终决定从城市走向了农村。
关于他的死有三种说法:
张国栋在他的《中统20年》一书中说:顾顺章是被顾建中杀死的。1935年中央组织部调查的高级特务们在南京聚会,顾建中突然拔出手枪,抵着顾顺章的脑袋讲:顾顺章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现奉徐恩曾的命令将其处决。说罢一枪杀死了顾顺章……据张国栋回忆,这是顾建中1940年亲口对他讲的。
陈尉如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中讲:1934年之後,徐恩曾对顾顺章的监视加强了,说来好笑,负责监视他的竟是以前他任中央特科负责人时红队中的童国忠和张文农。顾顺章明白在徐恩曾手底下,一条命迟早总要断送掉,他想起戴笠对他的厚爱,便派后妻张永琴暗中与戴笠联系,不料被童国忠和张文农密报给了徐恩曾。徐随即将他关进苏州反省院,第二年在苏州被枪毙。据张永琴回忆:传说顾顺章会魔术、催眠术,在押往苏州反省院中的途中,还将铁链子串在他的琵琶骨上,怕他中途施妖术逃跑。1935年5月顾建中到上海宣布了对顾顺章的处决,随即徐恩曾也到上海,在上海地动区总部安抚大家说:“我们的同志要安心自己的工作,不要见异思迁,前途是有保证的”。
蔡孟坚也在他的回忆录《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中说:据立夫(陈立夫)方面得来资料……我方工作人员发现顾又与共匪勾结,其文件为我方搜获,彼企图暗杀中央要人后逃往匪区,故镇江江苏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予以看押,民26年冬,在镇江予以枪决,江苏省政府派秘书长罗时实先生监斩。我在阳明山受训时,罗先生担任讲座,曾亲口告诉我他主持监斩之事。
这显然是国民党中统栽赃于顾顺章,顾顺章自知其罪孽深重,无论如何不会再企图与共产党发生关系,三种说法中以第二种最为可信,罗时实监斩也有可能。出卖自己的人,最终还是被别人所出卖!
1933年初开始,一个叫蒋云的苏州人经常出入细柳巷4号顾家。蒋云是顾顺章当年的同学,两人私交甚密,每次蒋云夫妇一来,就与顾顺章关门密谈大半天,不仅行踪诡秘,而且谈话内容连顾的亲信班子也不得而知。这其中有一人例外,那就是顾顺章心腹中的心腹林金生。林是顾的贴身保镖,但没多少文化,顾对其很放心,许多机密事情也不避他。时间久了,林金生也渐渐知道,顾与蒋原来是在密谋建立一个“新共产党”。顾顺章虽然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主要是负责中央特科的行动,对政治实在是外行。因此,他将组建这个所谓“新共产党”的相关筹备事宜,一概交给蒋云来搞。蒋云也确实精明能干,没多长时间,便搞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政治纲领,而且还拟订了一个“五年计划”交给顾。顾顺章看了颇觉满意,对蒋云夫妇慰勉有加。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在蒋云交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纲领及五年发展计划不久,一天晚上在顾顺章家里吃饭时,蒋云夫妇双双被毒死,尸体被顾连夜用麻袋弄走,埋在南京荒郊。这显然是顾顺章唯恐泄密的杀人灭口之举,同时顾过河拆桥,背信弃义,凶残歹毒,也令了解内情的林金生不免胆战心惊。
事情还不止于此。1933年底的一天,顾顺章突然把林金生召到密室,要他干掉徐恩曾和陈立夫。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起意外,让林金生痛下决心离开顾顺章。这天,顾顺章派林金生送一封信到××饭店××房间。那天天气很冷,林金生身穿大衣外出,顺手将信放进大衣口袋。没料到了地方,摸遍全身,并不见密信踪影,方知是不小心在半途丢失了。没办法,他只好硬着头皮回去向顾顺章汇报。顾顺章阴沉着脸,一双满带狐疑的眼睛在林金生的脸上扫来扫去,却没有像平时那样发火骂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林金生心里寒气顿生,知道顾已经对他起了疑心,恐怕迟早要对他下手。
退出来后,林金生左思右想,最后横下心来: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先行一步,死里求生。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当天便找个借口离开了顾家,立即往特工总部面见徐恩曾,告发顾顺章。
徐恩曾静静听完林金生的揭发,虽然没有更多表示,心里却对顾背着自己组建“第三党”,进而阴谋成立特务队,想干掉自己和陈立夫的种种行径大为吃惊。徐恩曾叮嘱林金生回去不要声张,先稳住顾顺章并监视其动向。而林金生此时哪敢再回顾家,急得连连摆手说:“徐先生,我是不能再回去了,即使待在南京也很危险。只求徐先生给我找个远离南京的去处,离南京越远越好。”徐恩曾也不好勉强,思索片刻说:“最近陕西省党部正好跟我要人,你就先去那里吧。”说罢即做了安排。
林金生离开后,不敢停留,当晚即乘夜车转道赴西安就职,躲过了顾顺章的追杀。原来,当晚顾顺章迟迟未见林,便情知有变,又通过其安插在中统局的内线得知林调往西安的消息,遂连夜派出杀手在浦江车站窥伺赴西安的车次,寻机对林下手。接连三天,枪手都在车站守候,只因未见林踪迹而作罢。
这边,徐恩曾表面上一切如常,实际已暗中做着除去顾顺章的准备。一方面,徐恩曾要稳住顾顺章,防止他狗急跳墙,搞极端之举;另一方面,清洗顾顺章是件大事,自己不可以随便做主,必须告知陈立夫同意,说不定还要报蒋介石本人亲批。这些都要作相应安排,且需一定时间。因此,徐恩曾内紧外松,只将顾的一举一动秘密监视起来,其他似乎一切照旧。而顾顺章自林金生出事后亦有警惕,行动有所收敛,未敢过分张扬,更不敢轻举妄动。1934年5月,徐恩曾在特工总部召开中统高层会议,顾顺章赴会。经徐恩曾暗中授意,有人突然对顾顺章发难,严厉指责其违反中统纪律,“不服从命令,而且企图另树一帜”,应予严惩。顾顺章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自然不肯示弱,当场与之激烈争吵起来。争执中,该人突然掏出手枪,对准顾顺章,顾顺章亦欲拔枪示威。徐恩曾假意喝住,收缴双方手枪。会后,以调查为名,顾顺章即遭软禁。
又过了几个月,顾顺章被正式拘押,囚于南京监狱,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为防止顾顺章利用缩骨功摆脱手铐,徐恩曾特地叫人在顾顺章的扇子骨上插上一根铁条,防止其逃脱。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
顾顺章是否向国民党隐瞒了许多机密
通过研究最新发现的资料,吴基民认为,顾顺章叛变后,在大出卖的同时,还作了相当多的保留。
据《中国共产党史稿》记载,顾顺章在被捕后有这么一段供词:“共产国际派遣代表9人来上海,即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国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都不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实际上当时远东局在上海仅2人,一个波兰人,一个美国人,恰恰没有俄国人。牛兰绝非远东局主任,经常和中共领导人开会的远东局执委会代表叫罗伯特,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米夫之前还在上海,并曾和顾顺章多次开会见面。远东局1935年6月10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认为顾顺章有意隐瞒了许多重要秘密。
据中国现代史专家杨奎松在《民国人物过眼录》一书中披露:“顾顺章早先是有过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和盘托出的想法的,但为什么在供词中表示他只知道一个人叫牛兰,而对这方面其他人员的名字和地址一概不知呢?唯一能够用来加以解释的理由,大概就是顾顺章对出卖俄国人,包括中共领导人,还是多少有顾虑的……”
一方面穷凶极恶地带着特务去诱捕蔡和森,一方面故意隐瞒了许多机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或许是顾顺章叛变后留给我们的第一个谜团!
陈赓为何拜访顾顺章彻夜长谈
顾顺章叛变后,被徐恩曾安排在南京城南双塘巷居住。徐恩曾委派亲信王思诚任顾顺章的秘书,以便监视。
由于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在顾叛变后被镇压,顾顺章在平时总是郁郁寡欢。于是,徐恩曾就委托王思诚替顾顺章介绍一位女子作后妻。王思诚托手下帮忙,为顾顺章物色了南京姑娘张永琴。张永琴在顾顺章死后,组织了新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并将顾顺章的女儿抚养长大。改革开放后,她曾接受过吴基民的采访。
据张永琴回忆,1932年4月,19岁的她正在读中学,经人介绍与26岁的顾顺章结婚。婚礼在南京安乐酒家举行,徐恩曾率领中统的大小头目都出席了,徐还代表蒋介石,送上了1000元大洋作贺礼。
结婚以后顾顺章一家搬到了南京细柳巷41号。顾顺章深居简出,偶尔外出,除了带上保镖,还特意化装,通常是戴一副眼镜、在嘴里塞上一副牙套,一下子就容貌大变。
顾顺章当时已经萌生退意,他有空便和王思诚等聊聊天,一些同为共产党叛徒的中统特务也常到顾顺章家里来坐坐。他还用手头的钱,买了一些古董,主要都是古玩瓷器,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足足装了两大箱,只待时机一到就去上海开古玩店。
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据张永琴回忆:1933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深夜,大名鼎鼎的陈赓来到了细柳巷顾顺章家里,与顾顺章整整谈了一个晚上。说些什么,张永琴也不知道。一直到天蒙蒙亮,陈赓才走。据顾顺章对张永琴讲:陈赓离开顾家直接坐火车去了上海……据张永琴回忆:这一夜长谈,对顾顺章触动非常大……
1933年的这一个夜晚,陈赓为什么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到南京细柳巷见大叛徒顾顺章?他们又谈了些什么?这大概是顾顺章叛变后留给我们的第二个谜团。
顾顺章在日本究竟做了些什么
顾顺章与陈赓在细柳巷见面以后,不久就被保镖出卖,将他写给戴笠的信直接交给了徐恩曾。顾顺章与徐恩曾大吵了一场,随后被安排住到了由中统严密看管的安品街70号。
徐恩曾与戴笠,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但两人私下里却斗得死去活来。徐恩曾的中统逮捕顾顺章立下了大功,戴笠非常眼红。与此同时,戴笠又对顾顺章颇为佩服,经常将顾顺章从徐恩曾那儿“借过去”用用。徐恩曾表面上答应,心里却非常不快。在顾顺章给戴笠的密信被徐恩曾拿到后,他非常恼火,曾当面威胁要枪毙顾顺章。顾顺章非常愤懑,从此装病在家。
为了缓和与顾顺章的关系,不久后,徐恩曾在城南甘露寺5号为顾租了幢独进独出的小屋,也相对放松了监视。 1934年4月末,徐恩曾还安排顾顺章去日本休息养病。
1934年初夏,张永琴带着顾顺章前妻生的女儿也来到日本,住了将近1个月。这是顾顺章一生中最惬意轻松的日子。但好日子总是不长久的,为了照顾婆婆与自己的父母,张永琴带着女儿顾利群先回到了南京。徐恩曾亲自将张永琴接了去,详细询问了顾顺章在日本的情况,并关照张永琴写信给顾顺章让他早点回来。在徐恩曾的催促下,顾顺章于1934年9月回到南京。
顾顺章在日本近5个月时间,他干了些什么?他又接触了些什么人?从未见到任何资料披露过,这又是历史留下的一个谜团。
蒋介石为何下谕枪决顾顺章
据张永琴回忆:顾顺章回南京不过两个星期,10月2日吃过晚饭,被徐恩曾派员接去谈话,从此一去不返……
关于顾顺章的死,一些特务头目是这么回忆的:据中统特务头目陈蔚如在《我的特务生涯》一文中回忆:1933年初,顾顺章在上海召集旧部聚会,酒足饭饱后抨击国民党,并表示要建立新的党派。顾顺章的这番话被人告诉了徐恩曾。顾顺章知道后,认为自己在徐手下,一条命早晚要被送掉。于是便派张永琴与戴笠暗中联系,不料此事又被人出卖给了徐恩曾。徐随即下令将顾顺章关押起来。据说顾顺章会魔术,会催眠术,怕他逃脱,在押往苏州反省院途中,还用铁链子穿在他锁骨上。
据在武汉抓获顾顺章并亲自安排将他解押到南京的大特务蔡孟坚在晚年撰写的《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一文中讲:“据立夫(陈立夫)方面得来的消息:我方工作人员发现顾又与共匪勾结,其文件为我方搜获,彼企图暗杀中央要人后逃往匪区,故镇江江苏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予以看押……江苏省政府派秘书长罗时实先生监斩。 ”
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争的回忆》一书中也详细描述了顾顺章事件的经过,他写道:“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1935年春,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1935年春,徐恩曾向蒋介石报告顾顺章有“反骨”和种种反叛迹象,蒋介石随即下达手谕:“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 ”
一个专杀叛徒后成为叛徒的顾顺章就这么死去了。其实他到底怎么死的并不重要,问题是这么一个被中华苏维埃毛泽东主席签署的第一号通缉令中“严加追捕,如有发现工农红军和革命群众可立即捕杀”的大叛徒,真的会幡然悔悟,重新想要回到共产党内来?他与陈赓是否真的见过面?如见过面又彻夜长谈了些什么?他日本之行又见了些什么人?为什么他刚回到南京徐恩曾就迫不及待地将他用铁链子串透锁骨关押起来?这就是历史留下的一个谜了……
顾顺章叛变后的主要留居地点
1931年5月起,住南京城南双塘巷。此住所由中统负责人徐恩曾提供,徐委派亲信王思诚做顾的秘书,实际是为监视他。
1932年4月起,住南京细柳巷41号。顾顺章与南京姑娘张永琴结婚后搬到这里,在这里他深居简出,常常发牢骚埋怨国民党腐败,并萌生退意,想到上海开古玩店。
1934年初,住南京安品街70号。由于与徐恩曾关系交恶,顾顺章被迫搬到这里,此处由中统特务严密看管。
1934年春,住南京城南甘露寺5号。徐恩曾为了缓和与顾顺章的关系,特地为他租了这处独进独出的小屋。
1934年4月末起,住日本东京,游览了京都等地。这是徐恩曾为进一步缓和与顾顺章的关系,特地赏赐给他的休假。
1934年9月,住南京城南甘露寺5号。在徐恩曾的催促下,顾顺章不得不从日本回到南京,他似乎已预感到不测。
1934年10月2日,被徐恩曾派来的人带走。随后,被押往苏州反省院,在押送途中,还用铁链子穿在他锁骨上。不久后又被押往镇江。
1935年春,被枪杀于镇江某处。枪决顾顺章的手谕是蒋介石亲自下达的。
张杏华——顾顺章的首任妻子,担任魔术商店营业员,担任通讯联络任务
顾利群——顾顺章和张杏华女儿
张阿桃——顾顺章岳父
张陆氏——顾顺章岳母
张爱宝——顾顺章的妻妹
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
顾维桢——顾顺章胞兄,住机关当烧饭师傅
吴韵兰——顾维桢之妻,做掩护和交通工作
张永琴——二任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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