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庸(1901-1981.2.15),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常委,是奉系军阀冯德麟长子。北京陆军讲武堂毕业。张作霖与冯德麟为至交,冯庸与张学良同年(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出生,两人曾结拜兄弟,并同取字“汉卿”。1926年,冯德麟去世后,冯庸续父职担任军职,后他加入中华民国空军,军衔累至中将。他拿出冯家几乎全部家产,着手创办冯庸大学。当时冯庸认为,中国内忧外患的主要原因是工业落后,“工业兴国,先育人才”,这是他创办冯庸大学的本意。“九一八”事变时被日本人扣押,劫持到东京。后逃出,并组织冯庸大学义勇军,参加
冯庸(1901年-1981年)是奉系军阀冯德麟长子。张作霖与冯德麟为至交,冯庸与张学良同年(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出生,两人曾结拜兄弟,并同取字“汉卿”。
1920年,他从北京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在东北军任职 。历任东北航空处上尉参谋、少校参谋、中校参谋处长,少将航空司令、装甲部队司令等职 。
1933年,冯庸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七路总指挥,参加长城抗战 。后他又历任第三战区昆山戒严司令、武汉卫戍区中将军法执行监、军官训练团中将处长、第九战区中将处长等职 。
抗战胜利后,冯庸以接收员的身份由重庆回沈阳,任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
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冯庸携眷去台湾 。
1981年,冯庸病故于台北,享年81岁 。
冯庸毕业于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被张学良任命为东北空军司令。1949年,他随国民党迁至台湾,并仍担任空军要职。不久,因为台湾空军误击美国外交官私人飞机一事,他受牵连退伍,改任台湾电力公司顾问一直到他1981年去世为止。
一般来说,冯庸及其父亲虽部分人视为军阀。不过,冯庸自费创办的冯庸大学,不但为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且完全免费,他这义举也因此颇为东北人所景仰。
冯庸大学为中华民国第一所西式大学,也是中华民国第一所
冯庸拥有军用教学飞机及机场的大学。分设工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
1927年8月8日,冯庸大学成立,时年26岁的冯庸担任校长兼训练总监,其校址位于铁西汪家河子村,即现在的铁西区滑翔小区一带。冯庸大学是一所私立公益性大学,主体建筑为忠楼、仁楼、中庸楼,三座楼用廊道连接,分设大学部、中学部、相当于初中的小学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该校扩充为工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学生总数达700余人。当时,冯庸大学是东北少有的几所高等学府之一,他办学义举名扬于东北三省,成为显赫一时的传奇人物。据冯庸外甥张文琦老人介绍说,冯庸的办学宗旨是“造成新中国的青年”,即培养具有新思想、传统的卫国与建国能力新青年。冯庸教育思想有三:一是“八德八正”,“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正”即正行、正业、正思、正言、正视、正听、正德、正容。二是“教育机会均等”。三是“工业救国”。当时,面对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严峻现实,冯庸提出“八德八正”,就是要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武装青年思想和精神,从而抵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
冯庸规定,除课堂上应讲授的课程外,人人都要受军事训练,每日实行强迫运动一小时,即便是严冬积雪,学生也要坐卧雪地反复苦练,以增强学生体魄,培养其吃苦耐劳精神。当时,沈阳人都把冯庸大学与东大营、北大营两个军营相提并论,称其为“西大营”。
“九·一八”事变后,冯庸大学正常秩序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9月21日,日本关东军冲进冯庸大学,将校长冯庸带走软禁,并将教室、宿舍的箱柜洗劫一空。当晚,冯庸大学大部分师生有组织地在马三家子火车站乘车撤到北平。张学良特将北平西直门崇元观五号的前陆军大学校舍,用来收容这些师生。日军占领冯庸大学后,将其改建成飞机修理试飞机场(即后来的滑翔机场)。
冯庸被日军扣押后,先是软禁在沈阳大和旅馆,劝降不成,又将他劫持到日本东京。后冯庸在一名日本朋友的帮助下逃离虎口,从上海绕道回到北平,继续主持冯庸大学校务。1931年11月1日,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誓师成立。
冯庸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为做大事而散尽家财的奇人”。他坚信发展工业可以救国,而发展工业基础在于教育,“教育救国”成为冯庸的理想,为此他变卖家产,创办冯庸大学,其不但为东北地区第一所私立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
由于家庭出身和社会影响所致,冯庸很早就从戎,历升官阶,但他志不在此。他与社会民众颇多接触,深感民众生活艰苦。当直奉爆发第一次战争时,身在其中的冯庸对内战殃民有深深的痛惜之心。
冯庸曾这样剖析自己的心态:“我个人19岁的时候就出去做事,在军队里服务,彼时抱着一种直线的思想,打算做一个爱国的军人,把从前军阀官僚的恶习气,统统打倒。不过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战争的时候,我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有许多生死相依的青年同学,都因为战争而牺牲了,他们的壮志不但没有做到半点,而且早早就把性命丧掉,实在可惜之至。我因为受了这种重大的打击,知道战争的确是残酷的,也实在是以乱亡国家的,所以我就改了一种方针。”
在冯庸看来,偌大一个中国,内忧外患频仍,国势渐趋
冯庸衰微,主要原因是工业落后,要想改造这个混乱的社会,就得发展民族工业,培养大量的工业人才,走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1926年,其父冯德麟病故后,冯庸退出军界(仍保留军衔),准备兴办学校。
冯德麟作为奉系军阀早期将领,20多年间,累积了庞大的家产。冯庸召集欠债的人,当众焚烧债券;又召集典押土地的人,当众归还地契,销毁借据;再召集家人宣布,将冯家全部财产310万银元捐作冯庸大学的校产。当时人们对冯庸的义举赞不绝口,有诗赞其“翩翩浊世佳公子”。
1927年春,冯庸大学破土动工,“昼夜加工,经之营之”,仅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即建成一座布局独特,有教室、办公室、宿舍达200余间的大学校园。
一所新型的私立大学——冯庸大学在东北拔地而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共招学生五班,预定数计180余人,10月1日行校舍落成礼,10月10日正式开学,自此以后,黄底蓝星,灿烂光辉的冯庸大学校旗,飘扬在中国的东北三省”。
冯庸大学校长冯庸在贯彻民国教育方针的同时,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独特的视角,创立了“冯庸教育主义”,即“三纲”、“八德”、“八正”、“教养”、“始基”。“八德”则是冯庸教育主义的主要内容。“八德”为孝、悌
、忠、信、礼、义、廉、耻八种道德观念。“八正”是“八德”的补充,是实践“八德”的方法。冯庸大学办学方针是贯彻爱国主义的精神,以培养新人、改造社会为基本出发点,加强道德教育、实业教育、军事教育和体育,并使它们结合起来。在进行这些教育的过程中,注重实用、实战,着眼于培养道德纯正、体魄健康、有武勇精神、懂军事、会技术的新青年,从而达到爱国、救国的目的。在冯庸大学墙上写上了办学宗旨“造成新中华的青年”,极力主张把爱国主义、民族自立贯穿于教育实践中。冯庸大学的精神核心,是以传统的中国文化为根基,贯彻爱国主义精神,关心国家的前途,关心青年人的前途。
随着冯庸大学名气日盛,所遵循的冯庸教育
主义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引起日军强烈不满,将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31年19日清晨6点30分,沈阳城沦陷,整个城市顿时陷入空前的劫难中。21日下午4点,冯庸大学和东北大学及东北大学工厂,均被日军占领,日本兵在学校内进行全面搜查,捣毁了校舍、实习工厂、办公设施等,将教室、宿舍的箱柜洗劫一空。日本兵还蛮横地强令学生们当天全部离校,不准再上课。
9月22日上午11时,日军将冯庸大学校长冯庸逮捕监禁。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威迫被关押的冯庸出任东北领袖,组织满洲独立,并正式提出两项条件:一是永远脱离国民政府,宣布独立国;二是承认日本在满蒙一切已得权利。本庄繁还承诺,在军力上由日方充分帮助,财政由满铁株式会社接济,让冯庸替代张学良主持东北政局。冯庸大义凛然,断然拒绝:“因此若杀我,我亦死得光明磊落”,“死耳,誓不为卖国贼”。日本人认为冯庸还有利用价值,所以暂时未对冯庸下毒手。冯庸通过来探望他的老师给学校传递了一张纸条:“冯大师生速到北平。”学生们开始准备前往北平。
很多人开始为解救冯庸积极地活动。最后在冯庸大学日籍教授冈部平太帮助下,10月3日日军释放了冯庸。几经磨难,28日,冯庸回到北平主持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校务,筹备冯庸大学复校工作。1932年10月1日,冯庸大学师生在北平西直门崇元观五号的前陆军大学校舍复校,张学良参加了开学典礼。
1933年6月,冯家私产基本耗尽,冯庸大学再也没有恢复学校的力量了。经张学良同意,冯庸将学校并入东北大学。此
冯庸率歼俄义勇军赴满洲里途中的场景事在《国立东北大学廿四周年纪念册》有如下记载:“1933年6月,冯庸大学结束,并入本校,所占原陆军大学校址,由军委会拨本校校舍。”冯庸大学绝大部分学生各奔东西。他们有的报考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少数学生转到浙江大学和河南大学。还有的回东北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继续抗日,有的青年投考军校,报效国家。
冯庸大学从建立到解散,共有三批毕业生。作为东北的第一所私立大学的冯庸大学,历时六年宣告结束。
冯庸的原配夫人名叫江锦涛,是晚清时期官拜九门提督、北洋时期曾短暂担任过国务院代总理的江朝宗之女。两家可谓门当户对,可惜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十几年,最后以离婚收场。
此后冯庸再婚,而江锦涛则一直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谈起自己的外祖母时,吕允端说,她称呼自己的名字一直是“冯江锦涛”。
冯庸与江锦涛两个人的婚姻,发生在张勋复辟的大时代背景下。1917年,张勋致电张作霖和冯德麟两人进京参与复辟,张作霖犹豫不决,而冯德麟此时正需要一个机会让自己能够获得更大的政治空间,于是冯德麟率军进了北京。然而,张勋复辟草草收场,冯德麟也因为支持张勋而被段祺瑞送进了监狱。正当此时,江朝宗出面保住了冯德麟,并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冯德麟觉得没有颜面回东北,也就顺水推舟在江家常住下来。
1918年,冯庸和江锦涛结婚,婚后江锦涛随冯庸在东北生活。冯庸和江锦涛生了两个女儿,吕允端的母亲冯宝琳是冯江两人的二女儿。
冯庸的第二任妻子龙文彬
龙文彬本来是冯庸大学的一位体育特长生,后来成为冯庸的第二任妻子。
龙文彬身材高挑,容貌漂亮,是很多男生心仪的对象。不久,冯庸也爱上了这个女孩。但是这对师生恋并不被看好,很多人都反对他们的这个选择。无奈,冯庸意志坚决,无人能够劝阻。
从此,两人开始了你依我浓的爱情。“九一八事变”之后,冯庸大学被日寇占领,龙文彬跟着冯庸前往北平,一同开展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活动。1933年,冯庸与龙文彬结为夫妻。后生下冯娜妮、冯安妮、冯欣妮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冯来为。
龙文彬希望冯庸能够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然而冯庸并不计较这些,行事低调。定居台湾之后,由于嫌弃冯庸“不争气、不上进”,龙文彬与冯庸分居,最终这段婚姻无奈走向分离。
1931年年底,冯庸会同当时东北知名进步人士王化一、卢广绩、阎宝航等人同赴南京,向蒋介石请愿抗日。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打响,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由冯庸率领到上海参加阵地宣传和救护工作。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省,冯庸又带领学生赴承德参加抗日。
1933年9月,冯庸决定将学校并入东北大学,冯庸和许多爱国师生继续参加抗日活动。
冯庸早年曾任东北空军司令及铁甲车司令。西安事变前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中将研究委员。他到西安向张学良要求带兵,当一名师长。但张仅许诺他当个旅长。期间,张将自己的苦闷和对蒋介石的不满向冯倾诉。冯想利用自己与陈诚的交情,把张的处境和苦衷反映给蒋,以疏通蒋张关系。但这些经陈诚转达给蒋时,却变成了对张的揭发和控告,使蒋后来觉得冯忠诚可靠。因此,在事变后他仍得到重用。
抗战期间,他先后任昆山、长兴、襄樊等地警备司令、戒严司令,战区军法执行监等职。
1949年后,他先后担任过台北市长、国有资产局局长、高雄港口司令等要职。
1981年2月15日于台北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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