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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

孙科

(孙中山与卢慕贞的长子)
中文名:
孙科
别名:
字连生,号哲生
国籍:
中国
人物简介:

孙科(1891.10.20—1973.09.13),字连生,号哲生。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人(今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孙中山长子。1891年10月20日出生。曾任中华民国考试院、行政院、立法院长。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在广州担任大元帅府秘书。1918年到1920年担任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兼广州时报编辑。1921年任广州市长兼治河督办,后任广州市首任市长。1923年、1926年两次再任广州市长,1931年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1932年任立法院长,前期主张反对联共,抗日开始后主张速行宪政、联共抗日,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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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孙科
别名
字连生,号哲生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
出生日期
1891年10月20日
逝世日期
1973年9月13日
职业
政治家
毕业院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
信仰
三民主义
主要成就
是中华民国史上唯一曾任考试院、行政院、立法院三院院长
代表作品
《宪政要义》,《中国与战后世界》,《中国的前途》等

人物生平

早年时期

1891年10月20日,孙科出生。虽然孙中山先生毕生在为革命劳碌奔波,但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他不仅充当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更是儿子孙科的人生与革命导师的角色。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孙科早年便投入革命并长期担任国民党的要职。也正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孙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以“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勉,一直到晚年移居美国,仍然读书不辍。

1895年,孙科随祖母移居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 孙科早年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孙科准备在中学毕业后研究农业,孙中山非常赞赏儿子的选择,亲自为他选择学校。檀香山中学毕业,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

1907年,孙科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后,担任《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编辑,孙中山甚感欣慰。回到国内后,孙中山与孙科写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读书。1910年参入《自由新报》编辑工作。1917年回中国,在广州担任大元帅府秘书。

1912年孙科与陈淑英在檀香山成亲,婚后赴美留学,陈淑英相伴而行。第二年在加州的柏克莱,陈淑英生下大儿子。儿子生下后便去电告知他祖父孙中山,孙中山以国家初建,百废待新,因之希望国治民安,天下太平,所以给大孙子取了个“治平”的名字。 1914年,陈淑英又生下次子。此时,正值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孙中山为再造民国而创立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以盖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故而给其次孙取名治强。 

随父革命

1918年到1920年,孙科担任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兼广州时报编辑。1919年,孙科撰写了《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两书,且积极从事译述的工作,受到父亲的好评。而不管到什么地方,孙中山与儿子的主要沟通内容几乎都是以书为载体。孙科在《八十述略》中回忆道:“先父不时从各地寄来一大包一大包的书籍要我阅读。如果他到南洋一带,寄来的几乎全是中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便寄来英文的各种名著来。 ”1923年,长女生于广州,仍由孙中山命名,取名“穗英”,1925年,陈淑英又生次女穗华,此时孙中山已赴北京。 

对待革命的问题上,孙中山从来没有给儿子以特别的照

顾,或者说偏袒儿子。孙科最初回国时,廖仲恺认为他在美国研究过市政,又有都市规划著作,是广州市长的理想人选。但孙中山认为他年纪轻缺乏行政经验而未允许,后在胡汉民的劝说下才正式委任。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军经济困难,孙科在广州为其财政上的筹备做了有力的支持,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阵地。

1921年,孙科任广州市长兼治河督办,后任广州市首任市长。1923年,因为筹集军饷的问题,孙科遭到父亲的责骂,他认为是胡汉民假借命令索钱,挑拨他父子不和,并用手杖打向胡汉民,结果惊动了孙中山。孙中山怒不可遏,一手夺过卫士的驳壳枪,就要打孙科。而孙科后来与胡汉民不和,发展到互相猜忌,孙中山立即写信给他说:“正宜开诚布公,同心协力,以共扶危局。”1923年2月再任广州市长。10月参与中国国民党改组,获指定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党纲章程。1924年主持国民党广州特别党部,6月与黄季陆合作提出《弹劾共产党案》。

任职国府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开府,任政府委员。1926年1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5月第三次就任广州市长。1927年3月任国民党常务委员与国民政府常务委员。7月随汪兆铭清共。 

1928年,北伐战争完成,中国基本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孙科认为“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于是,他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国民党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1928年1月,孙科与胡汉民与伍朝枢赴英、德等地考察,起草《中国国民党训政大纲》,协助制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0月任铁道部长与考试院副院长。 

1929年,孙科亲领筹办总理故乡纪念学校一所(

即今日的中山纪念中学)之责。1931年改任行政院长,因财政危机旋即辞职。同年5月,汪精卫、孙科等人,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广州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抗。由于孙科上台后,政府财政无比困难,不到1个月便辞职了。孙科呼吁从速实施宪政。 

1932年改任立法院长,曾鼓吹实行立宪制度,但遭蒋介石冷遇。其间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出任首届会长。1938年奉派中国政府代表及蒋介石特使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中苏商务条约》,争取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战争。1944年11月,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1945年出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长,国民党中常委。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商,然后跟随蒋介石进攻共产党占领区。1946年下半年,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孙科从自己原来的立场全面后退,停止革新宣传,转而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黯然下台

1947年并任国民政府副主席。1948年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落选,后再度出任行政院长。1948年11月,获蒋任为行政院长。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孙科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在国民党军战略决战失败的背景下,竭力逼蒋介石下野,进行和谈寻求“光荣的和平”,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孙科内阁组成之时,正是人民解放军将杜聿明集团包围起来准备聚歼之际。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宫”,要求蒋介石下野和谈。蒋一度答应于元旦引退,

在这一背景下,孙科虽也一再向“蒋总统建议和谈”,但是决定“不致立即作重开和谈之努力,而暂时采取观望之态度,以等待适当之时机”。因此,当新闻报道他已派代表到上海、香港同李济深磋商和谈条件时,他当即否认。正在孙科期待“适当之时机”到来时,中共宣布了战犯名单,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等都名列榜首。蒋很恼火,声称“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蒋改写了自己的新年文告和有关演讲词。一方面,他宣称内战责任须由中共承担,声称他一直本着“和平建国”的一贯政策“为蕲求和平与共党委曲求全”,但是中共全面“叛乱”,他不得不“戡乱”。如果中共无“诚意”,他就“决予剿平”。孙科对此非常不满。这些表明,孙科在内战责任与和谈条件上向中共做了一点“让步”,并要求蒋下野。孙科宣称他既然“担当行政院长的重任”,就须“以最大的努力,求和平的实现”。

在孙科的压力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2日召集孙科、吴铁城、张治中、张群等人讨论与中共和平谈判问题。讨论结果是,孙科致电邵力子到宁会商进行办法,并要求他出任首席谈判代表。虽然蒋介石仍然恋战不退,但是,形势的发展对蒋更为不利。人民解放军一方面于1949年1月14日总攻天津,一方面前进到长江北岸。毛泽东选择在总攻天津的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国民党政府如果“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就须以八个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这一声明在国民党政府内立即引起反响。58名立法委员1949年1月16日联名致函孙科,认为中共既然“表示愿与政府商谈和平,此诚实现和平之适宜时机”。1949年1月19日,“未及签名”的立法委员40余人致函孙科提出同样主张。一些人则明确要求:“蒋总统完成了领导北伐与抗战的历史使命,有权利光荣退休,不必再将国事烦他。”孙科立即在1月17日召开的国民党中政会会议上出示立法委员信件,在1949年1月19日内阁会议上,他又宣称立法委员两度致函“多为和平而呼吁”,强调这是“普遍民意之所趋”,因此“应及时就此案予以讨论”。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虽然蒋称其下野是桂系逼的,但也有孙科的“功劳”。 

蒋介石下野后,孙科、蒋介石、李宗仁围绕什么样的“和平”展开了新

的较量。孙科把寻求“光荣的和平”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作为他的主要任务。桂系的首要打算是,一方面企图联合中共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一方面凭借“长江天险,拒敌渡江”,达到“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让共产党去搞,长江以南由我们来搞”的目的。如果该目的达不到,李宗仁就打算由自己与中共进行全面和平谈判,以“建立联合政府”。 

1949年1月27日,李宗仁发出致毛泽东的卯阳电,再次强调以八条为和谈基础,特别是赞成商谈惩办战犯。中共表示欢迎,指出如果他立即逮捕主要战犯,“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那就是好的”。实际上,李宗仁此举也未成功,其原因在于遭到蒋、孙的联合抵制。孙科则一方面拒绝回南京,一方面以李宗仁曾计划迁都广州为由,声称“政府迁地办公”是“得李副总统(而非李代总统)同意”的,决非他“所可独断”。孙科一再强调“光荣的和平”、“平等的和平”,虽然是针对中共而来,也是对桂系作侧面的攻击。仅仅是桂系的压力,还不足以迫使孙科去职,孙科还遭到蒋介石的反对。在1949年2月17日,蒋就强调李宗仁既然有意调换孙科,可由其自行决定其行政院院长的人选。3月上旬,他进一步决定“对孙不勉强予以支持,如大势所趋,孙被迫辞职,只有听他辞去”。在此情况下,孙科不得不于1949年3月8日辞职,其所谓“光荣的和平”也随之烟消云散。

晚年落寞

孙科久居高位,与父亲孙中山一样“不蓄私财”。正因为孙科囊中羞涩,以致他漂泊海外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孙科夫妇出国远行的盘缠,还是靠卖了房子凑足的。1951年赴法国。1952年,孙科移居美国,担任“中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长。到纽约后,他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结果发现有十二指肠溃疡及高血压、失眠等病。1954年夏,因次子孙治强从香港举家迁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孙科遂迁居与次子同住。据台湾学者庄政教授著述披露,他们闲居美国,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仅依靠儿女接济小额款项,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度过了十多个落寞而清苦的春秋。民国时的生活,感慨不已,她对寓所描述道:那是一幢向当地人订租的房子,周围全部是用木板搭建而成的,就像海边专供游人游泳后休息的那种临时房舍一样,风一吹就开,无以名之,姑且称为“火柴盒式”的房子。

孙科夫妇在与其子共同生活的十多年中,全家分别负担清洁工作,由孙科负责打扫各室内的清洁,包括卫生间,每天用吸尘器做工;夫人陈淑英负责厨房的清洁工作;孙

治强负责搬运重物品、清理户外清洁工作,他的夫人则照顾孩子们以及承担琐碎的家务事。后来当孙科迁居Lagune Beack后,为了节省开支,自己种菜,自己烹饪洒扫,生活异常清苦。当时有人曾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一幢简陋的平房,没有地毯,没有仆人,凡事自己动手,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却能自甘淡泊,然而他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富足,他的家中,到处都是书籍。”

对于在美国的生活状况,孙科曾回忆说:“在美国定居的一段悠长岁月中,友朋酬酢甚少,惟有国内去的朋友,才不惜远道来访;不能前来的,也多拍个电报或通电话,张君劢先生亦时相过从,所以除了 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党国要人”中,他也还比较的是一个“看看书的人”。“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这是当年孙科在南京寓所挂的一幅很得意的书法作品。此时,孙科年逾古稀,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余暇唯以读书自娱。他每天徒步到图书馆看书,有时直到图书馆关门,管理员催他走,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其实,孙科自幼在其父孙中山的关心、督促下,养成好读书的习惯,晚年在异域每当展卷阅读,父亲对他的谆谆教诲就萦回脑际。1965年由美国至台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高级咨议、考试院院长,1967年出任东吴大学董事长。1973年因心脏病病逝于台北,终年82岁。 

政治成就

民主制度

在政治理念上,孙科非常欣赏英美的民主

制度。他一度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抗战后期,他又呼吁实现多党制的民主政治。1944年,孙科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认为中国“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这种政治主张,反映了在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时,孙科试图以西方的模式来重新调整发展方向的努力。 

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孙科一直对蒋介石的独裁不满。1931年,他曾经指责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抗战后期孙科再次猛烈抨击蒋介石,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要求健全国民党的选举制度。

经济民生

孙科一生服膺其父的三民主义,但也认为“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快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 

对共态度

至于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孙科几经反复。他曾与宋庆龄一道,联名呼吁恢复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但到了抗战前期,他又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共产党。到了抗战后期,他又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种种现象表明,孙科的政治理念显得并不十分成熟。

轶事典故

喜爱读书

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国民党要人中,他也是个比较能“看看书的人”。到了晚年,孙科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唯以读书自娱。他曾回忆说:“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家人曾在南京有一段短暂的团聚时光。这时,孙中山与孙科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仍是议论读书。显然,孙科在美国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尚能一如既往的“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然凝聚着孙中山的一片苦心。孙科这位昔日堂堂的国民政府显要,在美国因生活困难,竟连买书的钱都不够,只购报纸、期刊阅读。但这丝毫不改变他对读书的嗜好。

风流感情

身为孙中山的独子,孙科自幼接受西洋文化,学识渊博,风流倜傥,虽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但仍如旧时达官贵人一样,正室之外还金屋藏娇,时常成为桃色新闻的男主角,严蔼娟则是这些新闻中的一位女主角。1932年,严经由孙科的手下介绍和孙科认识,此后两人便同居了近四年之久,孙科任立法院长时,严氏还到南京充任孙科的“私人秘书”,生活甚为甜蜜愉悦。严氏是浙江人,生了两个女孩。1935年,孙科偶然结识了上海交际场上的名花蓝妮,两人顿生情愫,很快,孙科便冷淡了严蔼娟,并迎娶了蓝妮为二夫人。适时,严蔼娟已身怀六甲,面对孙科无情的遗弃,她无可奈何。后来双方反目成仇,严蔼娟被孙科抛弃,女方不肯示弱,状告孙科。经杜月笙和上海大律师吴经熊出面调解,孙科同意支付严蔼娟生活和教养费用,严女士才偃旗息鼓。 

1936年3月,孙科与严氏的女儿孙穗芳在上海出生,然而次年

全国抗战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孙科随着也去了重庆。严蔼娟曾设法托人,央求孙科为女儿提供点生活费,却未能如愿。严蔼娟在上海带着女儿孙穗芳,再也无法和孙科联系上,迫于生计,失去生活来源的严蔼娟带着一岁的女儿只得改嫁他人。严蔼娟并未就此打住,息事宁人,而是不断纠缠孙科。孙科曾经几次给钱,以作养育女儿之用。日本投降后,严女士曾四处托人找孙科,希望孙科看在女儿的情分上给予资助,还接连给孙科写过两封信。1946年5月,孙科作了回应并且赠款。严蔼娟的不幸,皆因她遇到了孙科,造成其可悲的一生。

蓝妮是孙科公开承认的二夫人,他们之间的曲折恋情对孙科的政治生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蓝妮是云南哈尼族苗王后代,容貌秀丽,对中国古典诗词也有一定了解。1935年在上海的一次宴会上,孙科与蓝妮一见钟情,旋即邀请她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两人感情与日俱增,不久,孙科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婚礼那天,孙科请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摆了4桌酒席。在同事的祝贺声中,他说:“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四大公子

关于“民国四公子”,能见到的最“权威”文字当属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记述:“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袁克文),二为余(张伯驹),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张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在此,张伯驹提及六个人且似是而非地给出了三种说法,其中袁寒云、张学良及“余”(张伯驹)乃是固定角色,而后加之或卢筱嘉或张孝若或爱新觉罗·溥侗,就成了“民国四公子”的三种版本。 

实际上,张伯驹笔下忽略了流传甚广的另外三种说法:即“民国四公子”为“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和卢永祥之子卢筱嘉”;或者为“孙科、张学良、卢筱嘉与张謇之子张孝若”,再或者为“孙科、张学良、卢筱嘉与段宏业”。此事来源于北洋时期所谓“三公子会谈”的历史事件。其实,三公子聚会只是巧合。 1924年9月,孙中山派孙科到奉天与张作霖面谈讨直事宜,恰巧,卢永祥也遣儿子卢筱嘉来拜见张作霖,请求军火上的支持。张学良此时在他的父亲手下任职,他与孙科和卢筱嘉的会面成为不可避免,于是便有了“三公子会谈”的传言。 

人物评价

总体评价

尽管孙科提出过一系列的政治理想与主张,尽管他长期处于国民党的上层,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对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势力,进入真正的权力中心,加上他思想的内在限制,使得他在与蒋介石的合作中,不得不经常采取妥协的态度,并最终与国民党政权共沉浮。 与其父孙中山先生比起来,孙科当然显得庸常。但谈论到孙科的时候,又是始终无法绕开孙中山这个名字的。普天下的父母,大概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有出息,伟人如孙中山先生大概也不能例外。 我们从他对待儿女的问题上,可以看出孙中山作为一个普通父亲的良苦用心。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不仅让孙科选择了一条人生道路,早早便加入同盟会参与革命,更在自身修养、生活素养方面做了一个引导和表率,让孙科成为国民党要员中一个以能“看看书”而闻名的人物。

客观地来说,孙科的确没有其父的雄图大略,即使与同辈的政治人物相比,他也不一定有非常突出之处,但至少不是纨绔子弟、衙内、公子哥一类人物,也并不是资质平庸、毫无想法、只能依靠父亲名声混日子的一个人。他仍有自己的政治抱负,提出过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并大力抨击蒋介石的独裁,只是囿于环境、地位的制约,常常表现得一波三折前后互异,这大概也是他的地位、性格、与环境等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吧。也许,世上英雄本来就不常有,大多数人都只是在不断努力地逃脱平庸命运的过程中。那么,后人看待孙科的时候,首先应该持的,或许就是一种平和心态。

名人评价

孙科逝世后,蒋介石评价他“气量恢弘,才识远大”、“功在国家,声驰寰宇”,颇多溢美之词。客观上来看,这种措词中有许多为逝者讳的客套成分,真正用来评价孙科,肯定不能算是完全贴切。 

有人评价说:“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国民党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

人物家世

孙中山先生一家

1885年4月13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与卢慕贞女士结婚

。婚后六年(1891年9月18日)生子孙科,四年后生长女孙金娫,次年生次女孙金婉。与卢慕贞离婚后,1915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国父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

孙科生二子四女:

● 孙科长子孙治平,1913年生。1955年获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国民党中评委、电视公司董事长、联合发展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治平生一子,孙国雄。国雄有三女一子:子伟仁、长女美玲、次女美兰、三女美莲。2005年去世。

● 孙科次子孙治强1915年生。有美国加州大学政治经济学学位。离过一次婚,第二任妻子林伦可比他小三十岁,生二子。共有二子二女:长子国欣、次子国元、长女嘉琳、次女嘉瑜。2001年突发心脏病去世。

● 孙科长女孙穗英1922年生。

● 孙科次女孙穗华1925年生。

● 孙科三女孙穗芳1936年生。1956年读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1959年移居香港。1967年移居美国夏威夷,毕业于夏威夷太平洋大学。1995年11月获斯里兰卡国际公开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著有《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生有两子:王祖荣长子,王祖耀次子。

● 孙科幼女孙穗芬(1938——2011)。2011年1月1日上午在台北遭遇车祸,生命垂危。她此次来台参观花博会,原定1日上午搭机返回香港,不料在赴机场途中发生车祸,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治疗,在2011年1月29日14时50分不幸病逝,享寿73岁。

人物故居

孙科住宅(今上海生物制品研究

所行政办公楼)位于番禺路60号。砖木混合结构,3层,建筑面积1051平方米。西班牙式花园住宅建筑,建筑风格受巴洛克影响,进口门廊气派较大,其主要特点是屋顶采用筒瓦铺设,檐口装饰考究,窗框形式多变,有平拱、弧拱、圆拱,采用巴洛克弧线;壁炉烟囱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貌。外墙立面简洁明快,有现代建筑气派。 

艺术形象

出品时间电视剧/电影扮演者
2000年《孙中山》王同辉
2008年
  
《解放》李保安
2011年
  
《国父孙中山》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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