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宗彦(1850年-1912年),字君玉,号幼沧,福建闽县人。清朝官员。曾宗彦之曾祖曾晖春、祖父曾元炳、父曾兆鳌皆为进士。光绪九年(1883年)中式癸未科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历官江南道监察御史,官至贵州思南府知府。
曾宗彦(1850-1912)字成焘,又字君玉,号幼沧,福建 福州人,祖籍福州洪塘鹗里(在今福州仓山区)。
他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阴历十一月十一日生在北京,3岁那年回福州,家住东街孝义巷口东边的“五子登科”曾宅(旧址在今福州实验小学大门正对面),祖居则在三坊七巷内的黄巷及安民巷。其曾祖父曾晖春、祖父曾元炳(榜名曾元卿)、父曾兆鳌,及曾宗彦自身,为四代直系接连进士,是清代福州所仅见。曾宗彦的母家在江苏高邮。其母王如瑛是清代著名语言学家王念孙(曾参倒奸相、大贪污犯和珅)的曾孙女,清代著名语言学家王引之(曾订正《康熙字典》2588条)的长孙女。而曾宗彦的长孙女曾明,则是“全闽第一绣手”。
曾宗彦高祖母陈帖,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大姨妈。曾宗彦自幼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他幼年丧母,少年考得秀才,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福建省癸酉科亚元(举人第2名),光绪九年(1883年)成癸未科二甲第82名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此后,任散馆授编修。曾宗彦与台湾的关系颇深,他曾出任台湾、厦门两地讲席,遗著有七律诗《金门岛吊郑延平(郑成功)》,和七言绝句《台北夏日》等。其胞叔父曾兆鹏亦署理过台湾县学训导。曾宗彦的学生、台湾淡水县举人黄宗鼎(宗鼎弟黄彦鸿,是清代台湾仅有的四名翰林之中最后的一位),把四妹黄氏嫁给了曾宗彦的次子曾以楙为妻。
曾宗彦是支持戊戌变法的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会试后复试阅卷大臣、本科教习庶吉士)的门生,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有亲戚之谊(林旭是曾宗彦第三子曾毓煦的内侄),思想和行动上属于维新派。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十日(1898年1月31日),林旭和张亨嘉主持筹办的维新组织“闽学会”,在北京福建会馆正式成立,曾宗彦积极参与,成为骨干之一。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六日(1898年5月25日),甫任江南道监察御史的曾宗彦,在“百日维新”即将来临前,上奏光绪皇帝,递上《时艰孔迫宜用洋操克期练陆军折》,主张精练陆军,以新法来操练。他在奏折中指出:自从去年胶州事件以来,朝廷几次下谕旨到各省,要求各封疆大吏提出裕饷强兵的方案,可是有的至今未核奏,即使有核奏的也无切实办法,况且各疆臣意见不一。因此,他建议:“为今日计,莫若先尽各省已有之饷,练各省洋操之兵,但求其精,不患其少。”他还附上精练陆军的详细办法清单。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翁同龢在曾宗彦上奏那天,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曾宗彦封奏,练洋队,谓宜遣大员巡行督率,否则无办期;片,六条,即此事,甚简当,交户、兵二部妥速议奏。”此折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重视。次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着户部、兵部妥速议奏。同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标志着百日维新的开始。五月初一日(6月19日),光绪皇帝谕命军队改习洋操。先是,曾宗彦奏请整顿军队,各省陆军一律改习洋操,尤以东三省为急。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署直隶总督荣禄等会奏,大体赞同。故有此谕。谕称:“今日时势,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操兵第一要着,惟须选教习以勤训课,核饷力以筹军实。”到了百日维新第29天的五月二十一日(7月9日),光绪皇帝据军机大臣世铎等上《遵议精练陆军并神机营改用新法操演,又京营、绿营参用西法折》下谕。此次兵制改革,包括八旗在内,所以梁启超称之为“命一国皆改兵制”。其最先源于曾宗彦的上奏建议,因此,有人评论曾宗彦是“戊戌变法的导火索”,也有人说他是“近代中国的陆军之父”。
此外,在百日维新期间,曾宗彦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1898年6月20日),递上《铁路将兴,洋货愈畅,漏卮愈大,急宜振兴农工二务以筹抵制而收利权折》。并随折递上附片:《急宜于各学堂精选学生赴欧美精习矿学,并南北洋宜设立矿务学堂片》。是日,光绪皇帝即又下谕,命总署议奏农工二务暨南北洋设立矿务学堂事宜,并从总署一面拣派学生往日本矿务学堂学习,一面就现有学堂酌增矿学一门之议。同年五月十六日(7月4日),总理衙门《议复曾宗彦奏振兴农工二务折内农学会一节》。曾宗彦的上述建议,为光绪皇帝采纳,成为百日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宗彦没给我们留下他的遗像。幸亏其同乡、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何刚德(1854-1936)在所著的《话梦集》中提到了挚友曾宗彦的形象特征:“公气度秀逸,诗尤戛戛独造。”曾宗彦居京时,常与同乡在福州会馆新馆榕荫堂雅集赋诗。其诗文皆以“精”字取胜。曾宗彦说:“我以不消说者不说胜,故以少许胜人多许也。”
痴心不改潜心新政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林旭等“六君子”惨遭杀害。曾宗彦怀着悲愤的心情,告假还乡,暂时离开了与维新派志士们共同奋斗过的北京城。光绪二十五至二十七年(1899-1901年)间,他以在籍翰林出身的侍御身份,出任了福州一中前身“凤池书院”第13任山长。
在变法失败和八国联军侵略者退出北京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曾宗彦入京被简任为贵州思南府知府(后调任兴义府)。在政坛上,他虽因参与变法而遭受排挤,在知府任内仍坚持潜心于新政,但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统治下,却已无能为力。后返故里颐养天年,卒于民国元年(1912年)。
曾宗彦与妻子宋恭人合葬于福州市仓山区洪塘曾家山,墓碑上直书“清御史幼沧曾公寿域”九字。此墓已毁于1974年,曾出土朝珠一串。曾宗彦的生前愿望是安葬在风景秀丽的杭州西湖。
曾宗彦的一生,闪光点是:没白当御史这个言官,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因此,人民也不会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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