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登鲁土司属寺

妙因寺多吉羌殿外墙精美砖雕 鲁土司衙门牌楼 感恩寺雕塑  妙因寺多吉羌殿

流连在鲁土司寺院，沧桑之外，更多的是感动。感动的是创造如此精美、博大文化遗产的先人的执著与虔诚。

雷坛：研究道教艺术的宝库

连城地区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不仅藏传佛教十分兴盛，道教中的雷神尊神也受到鲁土司及广大群众的信仰供奉。雷坛是为祭祀道教龙门派雷部尊神而建。甘青地区与雷神的渊源由来已久。雷神在当时被奉为最受推崇的尊神之一，名山之上多建有雷神庙。根据诸多文献的记载，藏族、蒙古族等许多民族的原始信仰中都包括雷神的信仰。所以，理清雷神信仰在甘青地区的发展情况，连城雷坛是必不可少的珍贵遗存。

考察组专家指出，原有山门与院内的花园组合恰似一个“雷”字，构思非常巧妙，现仅存过殿和正殿。正殿脊枋存有题记：“大明嘉靖三十四年岁次乙卯正月上元吉旦建立”，结合东西壁的题记与相关文献可知正殿为六世土司鲁经及其子鲁东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所建，是我国西北地区修建年代较早的道教遗存之一。

雷坛正殿为单檐歇山顶，布瓦屋面，前檐辟门四扇，后檐及左右山三面砌墙。前檐是单开间，后檐则以中柱分为两间。雷坛的结角方式、斗拱与椽花也非常特别，这对研究明清甘青地区建筑体系发展和工艺特色都提供了宝贵的实例。雷坛正殿室内完整保存的梁枋、斗拱等处的彩画，为明清建筑彩画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雷坛正殿内檐的彩画原作简洁明快，线条流畅，色调对比明快。殿内原有的36尊雷部尊神塑像均于1958年破除迷信时被毁，现门楣上部仅存7尊小彩塑。彩塑均为立像，脚踏祥云，衣带飘举，面容静穆，神态自然，堪称我国西北地区幸存无几的明代道教彩塑精品。

殿内东西两壁的南部均绘有雷部的四大元帅：毕元帅、苟元帅、庞元帅和刘元帅。壁画对人物的刻画精细入微，生动传神。采用沥粉堆金的做法，线条流畅，色彩鲜艳明快，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极具视觉冲击力。

东西两壁均有落款，东壁有：“大明龙飞嘉靖三十四年岁次乙卯正月二十二日起首，八月十五日完毕，吉祥如意”，西壁为：“钦差前军都督府同知鲁经，男鲁东修缮”，为东西壁壁画的年代断定提供了证据。确切的纪年为同时期其他寺院壁画的年代断定与风格分析提供了重要的评判标准和标尺。

连城雷坛，既是研究鲁土司宗教思想的重要遗存资料，也是研究西北地区建筑壁画艺术风格的珍贵实物，为西北地区早期道观中雕塑和壁画艺术的佼佼者，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是道教艺术研究中难得的作品。

显教寺：构筑藏传佛教艺术世界

显教寺位于鲁土司衙门东南，与其各街相望。该寺建于明永乐九年（1411），是连城地区最早的寺院，素有“先有显教寺，后有连城城”之称。明代成化十八年（1482），宪宗赐寺名“显教寺”。明代《孝宗实录》卷一○六和一○七中也有该寺番僧远丹坚于弘治十三年（1500）三月丁卯入京朝贡，并于弘治十四年（1501）八月戊辰请袭国师之职的记载，明制国师可直接贡物京师，可见显教寺在15、16世纪已成为地位较为显赫的藏传佛教寺院。

建于永乐九年（1411年）的大雄宝殿是显教寺现存的唯一一座明代建筑，有着近六百年的历史，也是连城最早的一处建筑。大雄宝殿，建筑面积158平方米。为歇山顶建筑，下施双昂斗拱，整体稳重而不失轻盈，具有典型的明代建筑风格。其花格门上的“大香瓣”木雕仍为原迹。大殿保存有大量的明清建筑彩画，其中天顶平綦彩画96幅，拱眼壁画94铺，主要集中在诸佛菩萨、护法和曼陀罗等题材，绘制工细，设色艳丽，线条流畅生动，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格和精湛的艺术水平，无论在佛教领域还是在美术史领域都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

显教寺藏传佛教艺术遗存体现在：建筑——体现典型的明代风格；平綦天顶彩绘和拱眼壁画——构筑藏传佛教神系世界；唐卡——研究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信仰及其艺术流传的珍贵图像资料。

但这里最珍贵的是屋顶上的大量曼陀罗坛城。所谓“曼陀罗”是梵语mandala的汉语音译，有轮圆具足、聚集、坛城、道场之意，是描绘佛、菩萨及其庄严净土的组合图画。即筑方圆之土坛，安置诸尊于此祭供。这些曼陀罗坛城数量繁多，形制各异，分别代表了自明以降该地区藏传佛教不同教派、不同时期的宗教信仰和艺术风格。许多曼陀罗坛城的类型还是首次发现，极具研究价值。

“每一个坛城可能演绎一段故事，一个大殿内的坛城结合在一起，就是一部历史史诗。”谢继胜教授说，在妙因寺多吉羌殿、万岁殿，显教寺大雄宝殿、感恩寺大雄宝殿等各处佛殿的天花板上绘制的大量曼陀罗坛城，是这次考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坛城总计357幅，其中妙因寺多吉羌殿196幅，万岁殿63幅，显教寺大雄宝殿13幅，感恩寺大雄宝殿85幅。这些坛城形制各异，各具特色，很少有相同的，可以说分别代表了藏传佛教不同教派、不同时期的宗教信仰和艺术风格，许多坛城的类型还是首次发现，尚需要通过图像学的手段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如果将来能取得突破，将极大地促进对该地区乃至整个河湟地区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

印证汉藏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体内，藏传佛教和汉地文化是两朵娇艳的奇葩，事实上这两朵奇葩之间，自古以来就没有停止过交流和融合。鲁土司属寺保存下来的明清时期的壁画、雕塑等文化遗产，具有浓厚的汉藏文化交流融合的风格，它们既是研究明清美术史、明清宗教史绝好的第一手材料，也是明清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直接证明。

妙因寺万岁殿回廊北壁偏西的“药师琉璃光净土变”壁画，整体布局、画面内容都是汉地风格，但局部也融入了藏地的风格，比如，在画面的左侧中部有一个萨迦派上师像。专家考证后认为，妙因寺万岁殿回廊壁画、天顶曼陀罗以及十铺五部佛壁画，可谓是汉藏文化结合的明珠。妙因寺多吉羌殿从外表看完全是汉式风格的建筑，但其内部的四天王壁画、天顶曼陀罗、眼壁画、雕塑影塑以及外墙的砖雕，仿佛是一座明清藏传佛教图像博物馆。而塔尔殿的陈设、雕塑、绘画则印证了清代中后期藏传佛教长寿世俗信仰在河西内蒙地区流行的事实。

1984年在显教寺大雄宝殿天顶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明清唐卡，数量共计99幅，在题材上较为广泛，诸佛菩萨、护法、曼陀罗、上师、罗汉等均有所涉猎，在艺术形式上也具有了较高的水准，强烈地体现了汉藏艺术的相互交融，不仅为研究明清时期河湟地区藏传佛教艺术的流传，而且也为研究该地区藏传佛教信仰提供了宝贵的图像资料。同样，感恩寺大雄宝殿的建筑风格是完全汉式（其实整个寺庙的布局也是汉式的），但殿内的布局却是藏式的，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转经的回廊，有酥油灯、哈达，还有藏式的悬雕、菩萨等。

在永登县连城一带，当地汉族群众在宗教活动、生活风俗上都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在各寺庙的法式活动中，这里的汉藏群众身负大藏经在寺庙内转经；在饮食习俗上，酥油茶、糌粑等都是当地汉族群众普遍接受的食品；我们在各寺庙参观时，发现这里的喇嘛大多数是汉族，只在妙因寺见到了两名藏族喇嘛，而他们也是两年前才来到永登的。所有这些，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都还能亲眼见到。